中央苏区新中国建设实践——《毛泽东年谱》札记之一_风闻

       中国共产党在西元1927年遭到“四一二”与“七一五”两次国民党的大规模血腥屠杀之后才醒悟过来，走上自主革命的道路。自主革命的方式后来被概括为“工农武装割据”，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三者密切结合。在这过程中，革命根据地分散在不同省份，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攻击的威胁，故武装反围攻一直是革命的中心任务，而与此同时，根据地内的现代国家建设也在尝试实施开展。《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有不少关于中央苏区现代国家建设的材料。

       西元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相当于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开幕。大会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相当于现全国人大常委会）。27日，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相当于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现国家主席及国务院总理），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除了继续实行重中之重的土地改革之外，还致力于社会、文化、经济的现代化建设。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次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联名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宣布“废除国民党军阀的一切田赋、丁粮、苛捐、杂税、厘金等，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统一累进税征收原则为：“除去将纳税的重担放在剥削阶级身上外，依阶级的原则来解决，对于被剥削的阶级与最苦的下层群众免除纳税的义务。”可以看出，统一累进税一方面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另一方面又有着鲜明的现代性，堪称华夏财政税收建设史上一次重大改革。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的就是以此为蓝本、依当时形势加以改进的统一累进税。

       同日，还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规定“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与买卖的婚姻制度”。这个条例否定了传统的婚姻制度原则。后来，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民主政府亦制定了婚姻条例，如《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等。这些婚姻法规确立了我国新的婚姻制度的各项原则，为西元1950年公布施行全国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奠定了基础。

       临时中央政府重视苏区的经济建设。西元1933年4月，为“提高苏区的各业生产，扩大对内对外贸易，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出训令，要求各级政府立即按照规定建立国民经济部。7月，又发出训令要求普遍建立县区两级国民经济部，以便“担负立刻到来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责任”。8月，先后召开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和苏区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批评“那种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的观点，指出应该“广泛地发动群众”进行经济建设。10月，毛泽东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两周年纪念对全体选民的工作报告书》，其中指出，苏区必须“极大地注意于经济建设事业”，而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第二个任务是发展工业生产，第三个任务是发展出入口贸易”。西元1934年1月，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报告，在讲到苏区的财政经济政策时指出：要“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苏维埃财政的收入”，“我们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以经济建设而非资财掠夺来保障苏区财政收入、支持革命斗争，这是中共领导的革命政府的基本方针。

       苏区的经济建设以发展国营经济与合作社经济为主，同时保护合法的私人经济。西元1933年2月，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告群众书》，号召苏区民众“加紧春耕”，“设法输出本地土产、输入油盐洋布”，“大家集股组织消费合作社”。7月，发布《关于倡办粮食合作社问题的布告》，号召“每一个乡至少建设一个粮食合作社，由工农群众自己集股”，指出“粮食合作社可以调剂市价，使苏区内粮食价格在常年内不致过高或过低，同时可以保障农民不受粮食缺乏的困难，免去奸商、富农的残酷剥削”。10月，毛泽东和项英在《对全体选民的工作报告书》中指出，为了搞好苏区的经济建设，“发展合作社是刻不容缓的”。西元1934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报告中提出：“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是加以提倡和奖励的。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以集体合作化组织避免贫富两极分化，消除社会中的经济剥削，让全国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一直是毛泽东那一代革命家的不懈追求。

       中华苏维埃政府还关注社会文化教育等其他方面的建设。西元1933年10月，毛泽东和项英在《对全体选民的工作报告书》中提出：“革命战争与苏维埃建设事业，要求苏区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一般的提高。使所有苏区的劳动民众都受到教育，开展文化战线的斗争，已成为苏维埃建设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元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作出关于植树运动的决议。决议说：中央苏区内空山荒地到处都有，若任其荒废则不甚好，因此决定实行普遍的植树运动，这既有利于土地的建设，又可增加群众的利益。决议要求各级政府向群众“作植树运动的广大宣传”，规定“对于沿河两岸及大路两旁均遍种各种树木，对于适宜种植的荒山，尽可能地来种树木以发展森林，必须使广场空地都要种起树来”，提出“以后要注意培养树木种子，在每年春天来进行此种运动”。

      在当时国民党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围困时刻存在的严酷环境下，中共仍然孜孜以求地在苏区进行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乃至细致到搞植树运动，这显示出其对于新中国建设的理念之先进、眼光之远大、为民族求解放的信念之坚定，其远非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军阀势力所能企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实在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