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民热炒到打入冷宫，中国奥数真的凉了吗？_风闻

在今年刚刚结束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IMO）中，我国6名参赛选手全部夺得金牌，并以227分的总成绩夺得第一。

对不了解的人来说，这个成绩仿佛理所当然——中国本来就是奥数强国啊！

但其实，中国队已经有整整4年没有拿到冠军了。

不但没有冠军，而且有时还和第一名分差不小。

冠军的错失，与全国范围内的奥数热退潮有关；而奥数热的退潮，又和这样一个扎心的问题有关：

为什么我国拿了那么多奥数金牌，却没有培养出真正卓越的数学家？

“中国什么时候能拿菲尔兹奖（数学诺贝尔奖）”，成为了继“中国什么时候能拿诺贝尔奖”之后的第二个灵魂拷问。

以菲尔兹奖来说，2000年以后的14位得主中，至少有8位获得过IMO金牌。

但至今，在获得金牌总数最多的中国，却还没有一位中国籍菲尔兹奖获奖者。

这一切确实让人生疑：

是奥赛金牌的含金量不够，还是我们培养数学家的思路出了问题？

对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很重要。

说得小一点——事关民族尊严，我们不要面子的吗？

说得大一点——这可能意味着我们有一整代人，用了错误的数学学习方式。而数学，是科学发展的根基。

其实当我们回望中国的奥数历程时会发现，它比任何一个学科都更有意思。

其中有疯子，有天才；有疯狂的巅峰，有落寞的低谷。

不仅如此，在数学的世界里，有些人看似是疯子，但其实却是天才；

而有时你以为已到谷底，其实却是黎明之前。

图：中国一代数学大家陈景润

1

在年长一点的朋友心里，奥数和普通的兴趣班是不一样的：

奥数，是我们的民族天赋，是中国的标签。

它长在我们这个内敛民族的血液里，是曾经为数不多可以让我们抬头挺胸的话题。

其实，在中国，1985年前，还没有多少人听说过IMO奥数比赛。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许海峰为中国人拿到了第一块奥运会金牌。

这可能是我们第一次意识到，所谓“大国尊严”，有时候是凝结在小小的金牌上的。

正巧，198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有人问中国代表团，为什么所有大国都参加IMO，但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却一直不参加？

这句话深深击痛了刚刚拿到奥运金牌的中国人的内心。

中国政府当即决定参加当年的IMO奥数比赛。

但因为没有准备，仓促备战，只派出两名数学成绩优异的中学生作为选手。

从今天的角度看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随便两个中学生，就能和全世界的奥数尖子一较高下了？

可能连中国人自己都没当回事，但是奇迹发生了：来自上海的中学生吴思皓，还真的拿回了一块铜牌。

别人全力做到的最好，还不如我随便搞搞？

我们收获了信心，随后，便是倾尽全力的准备。

1986年，中国便开始组织冬令营，从各省、市、自治区广泛选拔IMO选手，并建立起“冬令营—国家集训队—国家队”的选拔模式。

这个模式的效果，好到猝不及防：

在当年的波兰IMO奥数比赛中，我国选手成功拿下3块金牌、1块银牌和1块铜牌，总分居第四，成为全世界最闪亮的一匹黑马。

许多外国领队都纷纷预测：中国队很快就会拿到第一名。

万万没想到，真的很快。

仅仅3年之后，1989年，第5次参加IMO比赛的中国，就拿到了总分第一名。

1990年，中国还首次获得了国际奥数比赛的举办权。

仿佛开了挂一般的神速发展，让奥数成为了全民话题。

这场比赛成为一场全民关注的盛会，从赛事筹备，到选手挑选，社会各界广泛支援，人人恨不能参与其中。

图：当年的奥数小天才们的合影

最后的结果也不负众望，我国以5枚金牌、1枚银牌的好成绩，拿下总分冠军。

从今天的眼光回看，那是一个数学天才比流量明星更吃香的年代。

1990年，在十七八岁就获得奥数冠军的高中生们，成为了那个年代最炙手可热的**“小鲜肉**”。

比如年龄最小王崧，就被称为是“最像数学家的冠军得主”。

在他就读的黄冈中学，多数师生也把王菘看作是陈景润那样的天才。

而王崧不修边幅的外表和怪异的性格，似乎更加符合了大家的想象——这就是“数学天才”的气质啊！

哪个数学天才不怪呢？

他的老师回忆：“王菘老是拖着长鼻涕，也不擦。上课时一定要把耳朵贴在桌面上，不看黑板，好像睡着了一样，其实听得极其认真。”

王菘思维跳跃，解题方法出人意外，辅导他的老师都要琢磨很久才看得懂。

但王崧也因为过于天才，而遇到过烦恼。

在1990年的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中，因为题目太简单，王菘发挥不出真正的实力，反而没能获得入选资格。

但幸运的是，当年因为是我国举办IMO，怕挑不到出众的选手，所以破天荒地进行了第二次选拔。

第二次竞赛的题目极难，王菘发挥出色，终于C位出道。

最终，王菘以41分的成绩拿下了一枚奥数金牌，离IMO的满分仅一分之差。

得益于当时全国奥数热潮，王菘还得到国务院总理的接见。

“数学天才”成为了大众偶像，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和王崧一样。

凭良心讲，我赞同大家追数学天才的星——总比追流量明星好。

只是，对数学的崇拜和追求当然是好的，但任何事情过了度，都要被反噬。

过犹不及。

今天我们知道，IMO主要是个人奖项，代表的是选手个人的成绩，未必和国家的数学实力等同。

但当年，金牌得主回到家乡之后，往往被视作“为国争光的英雄”，受到各级领导的亲切接待。

从参赛选手到辅导老师，也会收到丰厚的奖金，有的甚至直接分房。

在名利双收的诱惑下，奥数竞赛的热潮渐渐兴起，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其中。

此后数年，王菘这样的“数学天才”不断涌现，但是他们的故事，却常常令人唏嘘。

2

2010年，数学天才、两届IMO奥数金牌得主柳智宇，出家了。

这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比他两次获得IMO奥数金牌、保送北大、拿到MIT全额奖学金，都更轰动。

而柳智宇背着父母出家的过程，全程安排妥帖，严丝合缝，宛如一道完美的数学题。

回到2003年，柳智宇凭借优异成绩进入华师一附中理科实验班。

高三那年，他拿到北大数学学院的保送资格，并入选奥数国家集训队。

10余年后，柳智宇的高中数学竞赛教练余世平仍然认为，他是其所有学生中“脑筋最灵活的”。

华师一附中是湖北省首屈一指的奥数竞赛强校，但当时还未出过一位奥数金牌得主，整个学校都对柳智宇寄予厚望。

但此时，柳智宇却已萌生退意。

长年机械的答题培训和紧张的竞赛，已将他对数学的兴趣消磨殆尽。加上长期过度用眼，他几近失明。

走路时，他必须不断眨眼才能防止摔倒。

即便如此，他还是日复一日地做题，似乎只有将注意力集中在题目上，才能忘记眼疾的侵扰和外界的重托。

但内心长久的困惑却按捺不住——他不断追问自己，这样的训练有什么意义？

国家集训队在沈阳封闭训练时，校长特地从武汉飞去探望柳智宇。

饭桌上，柳智宇突然对校长说：

“我个人不需要这块金牌，是你们一附中需要。”

柳智宇控诉学校“太功利、太世俗”，把学生当成了争名夺利的工具。

校长蒙了，赶紧让数学教练联系他的班主任文勇，告诉他：柳智宇现在不想搞了。

文勇揣摩出了柳智宇的心思，叫他回校上课，其他什么话都没有说。

一周之后文勇才找他谈心，跟他聊了很久尼采的哲学，最后才告诉他：你今后在这个世界上需要一个平台证明自己。

柳智宇想了想，答应回到国家集训队。

那年的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全世界总共3个满分，柳智宇是其中之一。

但他并没有像身边人那样欣喜若狂。

回顾这一路，他感到自己失去了太多。

在全民奥数的狂热中，选择竞赛这条路其实比高考更残酷。很多缺乏天赋或运气的人，努力了很多年，到头来才发现此路不通，转而回去参加高考。

与柳智宇这样的成功者相比，他们只是默默无闻的“陪练”。

柳智宇一直对身边出局的同学抱有同情。

在他拿到北大保送资格后，曾好心地问一位失利的同学：

“我要怎样才能帮助你？”

那位同学的回答却令他很郁闷：

“我需要的就是做更多的题目，你的帮助对我不是很重要。”

其实，因为激烈的竞争，同学之间早已经有了嫌隙，可能只剩下柳智宇没有发现。

有一次他因为指出某同学的错误，在网上受到对方攻击，称他为“傲慢的伪君子”，“总拿着一套道德说教去批评别人”。

柳智宇没想到的是，这位同学的话，竟然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还有一次奥数比赛获奖后，柳智宇的照片和获奖喜讯贴在学校墙上。第二天，照片上的头就被人撕了下来。

不仅是同学，和父母相处，柳智宇也常常感到压抑。

虽然在父母看来，柳智宇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对他无微不至的保护是为他的前途着想。

但柳智宇却觉得不堪重负，自己内心的想法没有盛放的空间。

据说，刚进北大时，他母亲会定期从武汉来给他洗衣服。GRE考试前一天，母亲跟他一起去考场踩点，第二天还目送他进入考场。

或许是肩上的期望过于沉重，也或者有太多问题想不明白，大学期间，柳智宇狂热地迷上了佛学，并成为了一名佛教徒。

父母得知他有出家的想法后，遍寻了柳智宇的师长，希望劝他把心思放回到数学上，但没有成效。

柳智宇了解父母的担忧，也有些愧疚，但他并不打算妥协。

相反，在发现争辩无用后，他学会了表面顺从。

比如母亲叮嘱他“身体寒，要多吃羊肉”，长期吃素的柳智宇就去食堂点上一碗羊肉面。

申请出国也被他视为**“报答父母的恩德”**，父母让他考GRE、读美国新闻、看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文章，他一一照做。

2010年春天，柳智宇收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录取通知，附全额奖学金。父母高兴极了，盼望着儿子走上数学家的道路。

但他们没有等来儿子踏入MIT大门的那一刻。等来的，是**“北大数学天才遁入空门”**的新闻。

其实，参加完北大毕业典礼一天后，柳智宇就给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Gigliola Staffilani 发了邮件。

“很抱歉地通知您，我不会成为MIT的学生了。您可能会很惊讶，我决定把一生都奉献给佛教，并成为北京龙泉寺的一名僧侣。”

发完邮件，柳智宇打包行李上山。

父母立刻从家乡武汉赶来劝阻，一番争吵后，强行把他带回了家。

父母为他准备了两个去美国的行李箱，安排好到波士顿接机的向导。

一切都准备好了，但临行前一天，柳智宇告诉父母，他想到北京和同学们道个别。

第二天中午，父母再也打不通他的电话。

从小听话，被视为“数学天才”的柳智宇，就这样出家了。

舆论中常有人说他是被奥数“烧坏了脑子”，无法面对正常生活，所以选择出家。

这种说法当然有偏见，但因为那些年类似的例子不少，而柳智宇的经历又极为传奇，所以以讹传讹。

谈到中国奥数时，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数学王国里有座天才云集的疯人院”。

天才和疯子，有时似乎只在一线之间。

像柳智云这样的人，少年成名，被寄予厚望，之后却似乎陷入“疯狂”，令人惋惜。

而事实上，要疯了的人又何止他们？

3

就在这个月，有一句话流行起来，叫做**“我太难了”**。

它有一个衍生的段子是这样的：

“我上辈子肯定是一道数学题——我太难了。”

今年更早的时候，还有一个这样的段子，也上过微博热搜：

“友谊会走散，爱情会变淡，困难会让你痛苦，生活会使你屈服……

“只有数学不会，不会就是不会。”

数学，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童年记忆，准确地说，是童年阴影。

数学家王元记得，北京第一家奥数培训机构是在1985年出现的，那是中国首次参加IMO之后不久。

该机构宣称：“所有任课教师均通过了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一级教练员考核”。

那时，奥数还并不为大众广泛接受，社会上还流传着“数学竞赛是中小学生搞搞的智力小测验”，“教师，特别是大学教师，搞数学竞赛，是不务正业”等说法。

可是，1990年IMO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随着奥数热度暴增，许多学校开始将奥数成绩作为评判学生智力、能力的重要标准，于是催生了大批奥数培训班。

据统计，当时各级教练员人数达到6500人左右。即使这样，各类培训机构门前仍然挤满了学生和家长。

可以说，只要谁声称自己是奥数教练，就不愁没有生意做。

1998年，“小升初”取消统一考试后，奥数成绩的参照意义更加突显，这等于给冒出火苗的“奥数热”加了一个鼓风机。

原本是一种考察青少年数学天赋的竞赛，在激烈的升学竞争中，蜕变成考取好学校的敲门砖。

这就是**“奥数经济”**。

举个例子：有媒体估算，2016年，杭州小学生在奥数培训上一年的支出，即达3亿元。

举办竞赛能带来高额回报，浙江省的“睿达杯”在2016年有约18万名考生报名，其中4.6万人参加复试，按照初、复试各交30元的规定计算**，仅报名费即可得600多万元**。

而为在竞赛中拿奖，家长还要让孩子参加训练营、冬令营等，交纳成千上万的费用。

但其实，这样的“全民奥数”并不利于选拔真正的数学人才。

赵斌曾担任中国队副领队，于2016年带领浙江省队参加罗马尼亚数学大师赛。他曾感慨：

杭州地区2万多报名者中，或者真正适合参加奥数培训的不到5000名。

这多出来的1.5万人，大多数是不喜欢学奥数的，他们的成绩也许能够通过培训得到提升，但大大地浪费了时间和教育资源。

著名的华裔数学家、菲尔茨奖得主丘成桐，曾毫不客气地炮轰：

“做奥数竞赛绝对成就不了数学大国。数学其实是在做研究，而奥数却只是在做题。”

图：丘成桐教授

作为一代数学大师陈省身的学生，丘成桐回忆起老师与“奥数”的一段往事。

那时陈省身教授还在南开大学任教，有一些孩子手拿着“奥数”的题目来请教他。

陈省身看了看说：“不会做。”

图：陈省身教授

丘成桐想说的是，出“奥数”题目的很少是一流的数学家，而且这些题目出得很偏。

在哈佛大学当教授期间，丘成桐带了许多从中国内地考去的学生，其中许多人就曾是“奥数”金牌得主。

但是这些被中国教育界视为数学天才的学生，几乎没有一个合乎丘教授的要求，全部需经重新训练后才能开始数学研究。

有柳智宇们炮灰在前，又有丘成桐们炮轰在后，整个社会对于奥数的批评和质疑，越来越激烈。

中国的教育部门也在努力遏制这种狂热，在2001年、2013年和2015年，教育部多次发布“奥数禁令”。

翻开2013年以后关于奥数的新闻、评论，几乎全是一水地批评。

终于，2018年3月，教育部下达《通知》，全面取消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科技类竞赛等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才从根本上斩断了奥数的“需求”。

曾经大热的奥数竞赛一下子被釜底抽薪，打入冷宫。

但随之而来的，就是近几年，我国在IMO奥数比赛上成绩的下滑。

中国奥数，真的会“凉凉”吗？

4

讲到这里，你也许就明白，为什么今年的IMO团体第一名，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

它证明了这样一个事情：

在全民奥数退潮以后，我们的奥数水平仍然维持在了国际顶尖水平。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近几年，与其说奥数是被打入了冷宫，倒不如说，是有了自我调整、回归理性的时间。

2018年，带头炮轰奥数的丘成桐教授，在清华大学创办了“丘成桐数学英才班”。

坚守“宁缺毋滥”的原则，数学英才班2019年招收人数不超过20人。

北京大学类似的“数学英才班”，2019年招收人数也不超过30人。

没错，就是前面带头喷奥数的丘成桐，怎么一转头，丘老又带头搞起了数学英才班？

其实，这并不矛盾。

在丘成桐看来，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奥数获奖者，而是那些真正有天才的数学研究者。

奥数本身，并不属于高等数学。

一个在奥数竞赛中获奖的学生，如果有意从事数学方面的研究，还须在大学、研究院进行更系统的学习。

从这个层面讲，奥数培训的大众化是根本不必要的。

丘成桐本人，生于1949年的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22岁就获得博士学位，34岁时荣获菲尔兹奖，之后又拿下沃尔夫数学奖、克拉福德奖等世界顶级大奖。

最后，让我们回到那个灵魂拷问的问题：

中国什么时候能拿菲尔兹奖？

其实，菲尔兹奖与IMO比赛的相关性确实很高。

据知乎答主@卢旺杉的统计，从1990年算起，每届获奖者中都会有至少1位是****20年前左右的IMO获奖者。

而中国队虽然总是得总分第一，但是要到差不多2000年开始，才有选手获得个人第一名。

当你以为我们在奥数的低谷之时，也许我们正在顶峰。

中国的菲尔兹奖，也许不是没有实力，只是时候未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