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衡时代的到来——单极体系的崩溃（赵葆珉）_风闻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4期

制衡时代的到来——单极体系的崩溃（赵葆珉）

[摘要]均势理论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冷战后制衡美国的传统均势行动，如军备竞赛与大国同盟并没有明显出现，这是因为均势的生成机制与表现方式发生变化。核均势的存在与单极体系的压倒性优势使制衡行动以经济力量的消长表现出来。伊战后美国力量衰落，次强大国以经济振兴制衡霸权力量的均势行动显示效力。中日政治和解与日本顺应均势是制衡时代来临的真正标志。如何帮助美国以最恰当的方式融入全球均势将是今后国际政治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

[关键词]；制衡行动；均势的回归；经济力量消长；中日战略靠拢；单极体系崩溃；

500年来大国力量经常性的重新组合是国际关系演化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这一政治现象源于现今国际体系所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防范并阻止一国攫取压倒性的权力优势，从而维持政治多元化，维护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国家间相互承认主权和独立为根本原则的国际体系。这一原则的无情逻辑延伸即阻止霸权，任一国家决不可强大到能够胁迫其余国家的地步。

冷战后美国突破了权力制衡的束缚，上升为体系中的霸权国，世界进入“美国世纪”或“单极世界”。国际政治中由来已久的制衡行动并没有不可避免地发生。有西方学者称，美国霸权的自由主义特征和西方世界的认同阻止了制衡行动的发生。[1](p37)是否国际政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国不再也不需要按照权力政治和均势的逻辑行事，而美国则逃脱了历史的普遍规律？

为何冷战后制衡没有出现？

整个近现代反霸斗争的政治智慧与理论结晶即是均势论。500年来权力政治的历史即均势的历史，均势是近现代国际体系的政治架构保持一致的原则。均势是指国际体系中各主要行为体相互制约、彼此抵消而构成的力量格局，它大致足以有效地阻止最强大的国家统治国际体系，从而确保至少体系内强国的独立生存。民族国家运用均势自觉维护力量的平衡时，均势即演化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法则，即均势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力量分布的自然法则，“权力分配的机制、工具和规则”。[2](p13)均势是现实主义最崇尚的手段，是制衡霸权国、维持体系稳定的决定性机制。均势的力量一再显现（同时作为制衡的均势行动与根深蒂固的观念）。自16世纪以来，始终未曾有任何强国取得对整个国际体系的霸权，形成凌驾于各主权国之上的统治权威。

均势是解决权力竞争造成的国际冲突的最有效的手段，国家维持均势的动机不是均势而是自身的利益。国家为了利益追求权力，权力是国家的核心也是政治的目的。权力政治存在于任何历史中，权力冲突是历史的基本成分。国家厌恶被统治又试图统治它国，任何大国都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大国占据支配地位。由于各国的权力争夺，国际关系充满竞争、冲突和战争的阴影。均势是无政府状态中国家谋求生存、争夺权势的必然结果。人类邪恶的本性，决定了用权力制约权力的必要性，均势法则确保国家相互竞争而又秩序井然。如卡普兰所说，均势的主要规则可归纳为反霸或阻止建立超国家机构，并保持系统的开放性。[3](pp.63-64)摩根索指出:“若干向往强权的国家，各自试图维持现状或推翻现状必然导致称为‘均势’的结果及旨在维持这种结构的政策。”[4](p222)

权力变动不居决定了均势处于永恒的变迁之中，均势周而复始地形成。国际体系中权力集中的趋势必然引起分散的趋势，一国力量优势及称霸行为可能危及体系的平衡时，必然招致各强国的反霸合力，招致单独或联合的制衡，直至霸权图谋破产，均势重新形成。而一种霸权或霸权企图被粉碎，新的霸权又在酝酿，国际政治不断上演亘古不变的游戏。沃尔兹说过：“力量过强会促使其他国家加强军备或联合起来反对占优势的国家。”[5](P49)杰维斯说：“一国国力的增长如果大得足以威胁其他强国, 那就将是自拆台脚，至少部分地是如此：统治国际体系的企图将招致一个会制约该国的制衡性联盟。”[6](p717)《论列强》称，“世界的激流诚然不时破坏这一规范和秩序体制，但潮退浪缓后它又得以重建, 所有冲击只是使之一次次变得更加完善。”[7](p71)五个世纪以来所有谋取欧洲霸权的企图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欧洲的均势一次次得以恢复。

从长期的趋势来看，国家在面临霸权力量的急剧增长或霸权企图时，将采取制衡行动，以化解威胁。传统上的权力制衡表现为两种形式：即军备竞赛与缔结联盟。当霸权力量出现时，面对权力的失衡，次强国家将提升军备竞赛或与其他受到威胁的国家结成反制联盟以恢复力量平衡，即实施制衡。制衡是国际政治行为的根本特征，在每一次重大的国际冲突中，制衡都不可避免的发生。霸主的命运是注定的。权力不会自我约束，威胁系霸主的权势所固有，不管它宣称的意图如何，失去制约决定了霸权国的行为不会永远审慎和有理性。“每一个占优势的国家都必定会遭到一个常常由它先前的盟友组成的联盟反对它”。[8](P49)弱者通过不断的制衡改变力量对比，在此过程中强者的力量被遏制，均势一再得以维持。

所谓国家会以导致均势的方式行事，选择制衡最强大的霸权国而非追随，其含义有三重：一、在体系层次上，是指国际体系中趋向均势的强烈趋势；二、在国家行为层次上，制衡是指国家趋向均势的行为倾向，并非指具体的国家行为，是从国家行为的终极效果来看；三、均势论只是一种简化的理论模型，主要涉及大国的行为，它并不总能解释体系中所有国家所有的行为选择。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在面临霸权优势的压力时，并非总是选择制衡，旁观、推诿、躲避以及追随等非制衡行为表现得更为显著。这一事实已为历史经验所证实。冷战后制衡美国的均势行动迟迟没有出现，此一事实对均势理论的有效性构成明显的挑战。因而对均势理论的批判、修正成为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争鸣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这是对均势理论的误解。均势的形成、倾覆与回归始终是一个动荡不息的过程，需要长时段的大视角来捕捉其脉络。有关国家行为是制衡还是追随的争论，是纠缠、拘泥于末屑之争而忽视了国际体系与国家行为的长期趋势。由此导致出现否定均势有效性、抹杀均势理论在当今时代所具有的不可磨灭生命力的观点。

冷战后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与权力集中程度出现变动。战略核武器威慑的有效性，与冷战后美国单极体系的压倒性优势，导致均势生成的机制与权力转移的传导机制发生变化。在后冷战时代，冷战中形成的核均势并没有随苏联的解体而消失，核均势抑制了美国的常规军事优势，使美国不能以武力改变大国权力对比或攫取领土，缓解了美国与列强的冲突，大国同盟不再生死攸关。因而与美国处于竞争地位的中国与俄罗斯出于共同利益进行战略协作，而没有缔结正式同盟。美国遥遥领先的军事优势，使常规军备竞赛失去意义，而依托核武力，通过有限的军事投入确保生存与安全，而立足于与霸权国长期竞争与周旋，无疑是二流大国明智的战略选择。同时与历史上的霸权相比，美国霸权本身的多元结构与其自由主义原则也使美国行为表现出相对的战略克制与仁慈。因此，传统均势理论所关注的国家制衡行为没有明显出现。

均势深植于权力政治，权力是均势变迁与生成的基础，权力必须由权力来制衡。国际关系是由大国主导的，均势的演变、维持与瓦解，大国都具有无可替代的决定作用。没有优势大国的出现，均势体系不会被打破；没有优势大国的出现，均势也不会回归。均势理论认为，次强国家采取制衡行动来恢复体系内的均势，需要一个核心的制衡中心存在，有能力牵制霸权国的扩张行为。[9](P291)16世纪以来国际体系的均势，一直是多极均势，任一“极”因战争或革命而消失，则体系中至少存在一个大国作为天然制衡中心，均势因此更易于周而复始的回归。两极体系的诞生提高了大国制衡的实力门槛。冷战后苏联突然解体，使美国的优势在几乎所有方面都凸现出来，60年代以来成长的诸大国力量无法匹敌美国借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打造的超级国力。体系中制衡中心的突然消失，使制衡力量失去着力的支点。

冷战后美国压倒性的权力优势，使美国拥有足够的资源反制次强大国的制衡行动，有助于解释次强大国对于均势倾覆所表现的几乎消极无为的态度。出于反制衡的考虑，美国抢先对潜在的制衡力量进行分化。美国利用北约控制欧洲诸国，同时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强化美日同盟遏制实力上升的中国，同时将日本束缚在美国的同盟体系中。制衡需要付出惨烈的代价，制衡就不会轻易出现。“如果权力过分集中在最强大国家的手中，要对其进行制衡，就要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这样就会形成一个门槛，令其他国家望而却步”。[10](p103)由于权力对比的巨大落差，制衡代价过于高昂，欧洲与日本宁愿选择代价较低的战略。而诸大国力量彼此相互猜忌和不信任又加剧了集体行动的难题。加之针对美国的制衡不能一夕打造，也制造了制衡失效的假象。如同在欧洲均势时期，主要国家并非每次都能及时组织起有效的遏制。

在单极体系下，霸权国家与次强国家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决定了制衡不可避免。霸权国总会构成最大的威胁，至少对其他大国而言是如此。依据传统的均势理论，均势“在对外政治中自然地自我发现，并且马上将敌人招到头号国家面前，不管该国行使其权威时如何有节制。”[11](p49)这一断言具有永恒的效力。巨大的权力优势，使美国凌驾于国际体系之上，带来了未曾有过的行动自由，美国的行为不可避免地滑向单边主义。在单极体系的霸权观念之下，任何实力接近美国的国家都成为美国的潜在敌人；而处于单极体系压力下的次强大国为了维护安全与独立，必然会采取措施抵消此种威胁。制衡霸权企图、维护体系稳定符合次强国家的利益，不管决策者的意图如何，客观上造成强烈的制衡意愿和需要，成为均势再次生成的客观依据。因此沃尔兹称，美国的单极世界不能长久，制衡行动迟早要发生。[12]（p38） 

核均势下的美国单极体系，核武力与大国力量结合，构成对美国行为的无形制衡，成为美国霸权无法逾越的障碍，也造成传统制衡形式不再显现。大国力量发展不平衡是国际关系的固有规律，如同历史上一再重演的那样，安全竞争压力会促使次强大国通过跨越式的追赶缩小与霸权国的差距。核均势下的单极体系是不完整的，美国并没有完全的战略选择，而新兴大国拥有积聚力量的漫长的战略机遇期，它们可以通过持久的战略对峙以水滴石穿的耐力磨蚀美国的战略优势。制衡行动不再迫在眉睫。冷战后美国一超独大的失衡状态在历史上并非独一无二，制衡缺位是历史上经常性的现象，也是暂时性的。而从长时段看，失衡也只是历史中的一瞬间。[13](p30)失衡——均衡——再失衡，均势周而复始，是均势不断再生的方式。诸多因素决定了均势回归的方式只能有一种：平静、缓慢却势不可挡。 　　 　　

制衡一直悄然在进行 

基于冷战后史无前例的权力优势，美国上升为体系中的霸权国，而其他大国没有对其实施有效的制衡。美国不受制约的力量打破了16世纪以来根深蒂固的国际秩序，全球均势演化为单极世界。国际体系面临500年来一再重现的变局：大国力量由于失去制衡而危及由来已久的秩序。按照传统的均势理论，当体系内出现霸权国时，其他大国将采取制衡行动来恢复均势。然而冷战后国际政治的现实表明，次强大国并没有对美国采取联合制衡。冷战后的美国统治着世界，经济飞速发展，军事上无人望其向背，美国价值风靡全球。世界主流舆论因此认定，多极化只能在曲折中缓慢前进，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依然是唯一超级大国。

其实制衡一直在悄然进行。制衡的精髓即恢复与霸权国力量的均衡，实现权力在体系中的重新分配。在核均势主宰下的国际体系中，由于传统的传导机制受阻，权力转移即以经济力量的消长表现出来。确保相互摧毁的核均势的存在，缓解了安全困境导致的大国竞争，以军备竞赛或缔结同盟构造均势的惯常模式被弱化，而核均势奠定的世界和平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又为列强借经济的跃进振作国家力量提供了国际机制。经济竞争传统上是大国政治、军事竞争的延伸，而在核均势下，军事手段在大国权力争夺中失效，大国竞争的锋线就转移到经济较量上。经济竞争开始具有军事与地缘政治意义。美国与各极之间的对抗与权力转移更多的在经济领域展开。因此，在美国对面是全速发展、和平崛起的中国，在美日同盟幌子下韬光养晦的日本，埋头发展经济的印度，继续推动区域一体化的欧盟和医治冷战创伤的俄罗斯。冷战后单极体系权势分布的瞬间聚集，在出现的同时，即开始逐渐被稀释和分散。

在后冷战时代的权力失衡期，美国超强优势依然左右着大国之间的深层互动，而经济力量的消长成为权力转移的终极驱动因素。传统的制衡形式隐约重现。德、法两国在后冷战时代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建设，隐含着牵制美国单极体系、联合自强的意图；处于与美国竞争态势的俄罗斯与中国迅速接近，协调外交政策；中国与印度和解、欧元诞生等都意味着单极体系下的权力转移与次强大国力量的重组。而经济效率的不同正在改变体系中的权力分布，坚实的经济基础以及迅速转化为军事资源的经济力量成为居于主宰地位的地缘政治因素。潜在大国通过经济变革提高自己的实力，同时团结其他受威胁的国家，以不断壮大的集体合力制衡单极霸权，恢复力量均衡。随着经济的跃进，诸大国的军事现代化随之跟进，冷战后美国力量的过度伸展，根本不能抗拒新老列强的联合冲击。 

国际格局中诸大国力量以经济振兴恢复力量均势的策略正在产生效力。冷战后昙花一现的单极时刻，被证明不过是美国权力优势不断流失、均势回归的喘息期。由于信息技术和高科技革命的推动，次强大国综合国力的赶超更短、更快了。全球经济正经历自工业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转型，经济中心正转移到欧亚大陆的新兴市场，“金砖四国”和“景象五国”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14]如日本记者所说，“就像20世纪初世界经济中心由英国向美国转移一样，又一场巨大的经济地震正一天天向我们走近。”[15]在一场持久的大国争夺中，胜利往往属于有坚实经济基础的一方。这是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一再阐述的普遍适用的结论。 美国始于19世纪的地缘政治扩张源于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冷战时期美国的强大力量优势及遍及全球的扩张有赖于生机勃勃的经济。今日全球经济已变得越来越具竞争性，而美国的经济地位逐渐削弱，美元霸权岌岌可危，美国维持超强地位与全球存在变得力不从心。

反美主义已成世界政治潮流，一极主宰体制开始动摇，因苏联解体遭受破坏的全球均势大体得以恢复。多极世界姗姗来迟，但势不可挡。伊拉克困境遏制了冷战后美国连续不断的对外战争，国际战略态势和力量对比因此发生深刻变化。美国专家科恩认为，伊拉克战争以来最重要的“核心事实”是美国实力下降。“基地”组织称，美国在伊拉克的力量正“日渐衰弱”，渐渐走向“巨大的失败”。 [16]烽烟四起是单极体系即将破局的征兆。2007年是全球局势日趋动荡的一年，对于不断涌现的危机，美国无能为力。日本《呼声》月刊7月号发表文章，题为“帝国消亡”。[17]美国外交学会会长哈斯认为，“美国统治世界的时代正走向终结。”[18]布热津斯基称：“正在世界范围发生的政治觉醒对美国来说是一项重大挑战。”斯考克罗夫特说：“当今世界已截然不同，有各种新的力量在产生作用。”[19]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日益富裕的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同时开始取得强国地位，日本正在重新成为独立的国际力量中心，而欧盟也在加速推进政治一体化进程。美国曾经无坚不摧的优势和普世价值观正遭受严峻挑战。

冷战后全球舞台上最深刻、最剧烈的变革，即中国的崛起，中美之间经济力量的消长是核均势时代制衡行动最有效的形式。中国作为制衡中心的形成，成为均势再次回归的中流砥柱，使得冷战后单极体系迅速没落。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已迫近超级大国的门槛，中国成为世界主导力量之一的事实开始被广泛认同。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幅度首次超过美国。中国借经济的跃升，在世界影响力不断增强，成为多极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日本《经济学人》周刊11月文章称，美国“打喷嚏”新兴市场不再“感冒”，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任将落在中国等新兴国家身上。[20]美国《新闻周刊》宣称，未来属于中国。[21]经过近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搭建起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与和平的周边关系框架，中国开始掌握未来国际战略环境的塑造权和主动权。

美国没有大局观念，丧失了国家目标也加剧了单极体系的衰落。美国失误的反恐战争制造出伊朗问题，美国遏制力量恢复但并不构成威胁的俄罗斯造成美俄对抗。伊朗正日益走上革命性崛起的道路。伊朗在军事上日益壮大，政治影响力不断上升；而在多条战线上被牵制、实力削弱的美国在与伊朗的较量中力不从心。美国的军事威胁一再被轻视。12月，美国情报部门称伊朗早已停止核军事计划，意味着布什政府将模仿朝核模式与伊朗实现缓和，表明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失败。美国在伊朗却步，是因为美国的力量被崛起的大国中、俄所牵制。美国学者艾恩霍恩说，布什卸任后，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政府都会更愿意与美国的敌人对话。 [22]多极世界回归的另一表征是俄罗斯的复兴。无论是伊朗核问题，还是科索沃问题背后，都有美俄对抗和猜忌的影子。俄罗斯与中国一道坚持外交解决伊核问题的立场，是制衡加速来临的新的明证。

冷战后日本作为不遵循均势规则的国家扰乱了国际力量格局，日本外交趋向独立正在成为制衡来临的风向标。战后日本充当美国亚洲战略的基石。美日同盟的实质是日本把防御权交给美国，换来美国保护的承诺。由于没有自主的防卫力量，日本因此也丧失了外交主权。防御和外交主权的丧失，决定了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只能听命于美国，制约了日本自主军事力量的发展。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这种畸形扭曲的同盟，为日本套上了无形枷锁。日本谋求“正常国家”的战略与美国“全球领袖”战略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美国正在与多极化潮流的正面冲突中后退，美国越来越需要日本，日本因此在单极与多极的对抗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日本的向背成为单极体系向多机均势过渡的分野。日本不可能永远接受被占领体制而不拥有军队，不可能永远仰赖美国的保护。日本防务政策悄然改变，正在打开和平宪法的枷锁，日本的国家安全组织和政策框架日益迈出大步伐。日本与中国和解正在展现独立外交的战略气概。

 中日政治和解与战略靠拢是传统大国联合制衡行动的依稀再现。中国作为新的制衡中心的成长蕴藏着某种契机，必将成为日本顺应均势、变换联盟的突破口。冷战后由于日本逃避制衡责任、追随美国而导致的中日对抗期已经结束，均势法则所缔造的共同战略纽带正在拉近中日关系，实施遏制霸权力量的制衡行动。出于对战略利益的基本判断，目前日本朝野两党的外交政策均向中国倾斜。福田首相称“强化日美同盟和推进亚洲外交共鸣”，他表示日本决不支持台湾独立；而反对党党首小泽提出，日本的安保和国际支援活动应在联合国框架内进行，反对“一味亲美”和单边主义。[23]美国赫德森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撰文称，指望与日本一道来对付中国，“只不过是幻想”，“日美安保体制处于崩溃边缘。”[24]日本学者高原明生称，战后日本外交应以联合国为核心，由于此一理想破灭，对美关系因此成为日本外交的核心。他认为，与中国发展关系无疑是最重要的。“东亚将以经济作为先导，向统一方向迈进，这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5]均势潮流将不可避免地驱动日本外交政策急剧转向。

单极体系的崩溃

单极与多极的较量，一直是后冷战国际政治的焦点。世界力量格局变化的趋势，是牵制美国霸权的新兴力量出现了。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深，“列强诸国”正在确立地区优势，美国被迫在各条战线放弃武力、威慑和单边主义，美国的影响在众多的战略区开始动摇，充当超级强国的插曲结束了。上合组织已成为“构筑多极世界”的中心组织，而日本也在悄然加入制衡的行列。单极体系正在慢慢垮掉，美国没落已成定局，世界正重新回归多极均势。均势的历史一再表明，体系中任一国家过于强大，便会遭受其余国家的联合制衡。平衡才有牵制，才能保持稳定。冷战后多极与单极世界的较量尘埃落定，均势再一次显示了不可抗拒的力量。

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正进入历史性的转折期。美国作为世界的轴心、权力的支配者、经济的引擎，以及自由世界意识形态堡垒的观念正在动摇，全球地缘政治不再围绕美国而转动。是选择回归多极潮流，还是坚守单极霸权，美国正面临最后的岔路口。西班牙报文章称，为了应对国内深刻危机，美国计划在全球休战一年，重新审视它在全球的霸主地位。[26]美国仍是世界残存的最强大的国家，由于国家战略的惯性，美国可能无法摆脱单极世界的梦魇与束缚。但调整绝对必须。美国需要在全球范围内理解身处时代的特征，重新考虑它在全球扮演的角色。美国需要适应崛起的新兴大国，学做正常国家。世界变了，美国也需要随之调整。如何帮助美国以最恰当的方式融入全球均势将是今后国际政治最重大、最具意义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