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中的深圳和香港_风闻

缘起：特区的历史进程

1979年，为了筹建经济特区，推进改革开放，国务院设立了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

当时邓小平提出要“不拘一格地发现和提拔有前途的中青年干部”。于是一位有工程师背景又精通多国语言的中年干部，被认为是很有潜力，担任了这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

他在委员会任上的任务之一，就是担任出国代表团团长，考察12个国家的主要进出口中心和自由贸易区。

这次出访的困难不少，比如在新加坡，当地对代表团不太友好，不允许他们进入一家飞机零部件制造厂的生产区，好像怕他们偷学到什么似的。同样是国际自由港，新加坡人就比另一处的人们谙熟那句老话：

“闷声发大财。”

第二天早上，代表团向新加坡官员抱怨，可新加坡官员坚持和他们说英语，代表团的翻译都有点跟不上。这时候多年坚持不懈训练英语的团长还承担了翻译工作。他直接表示，新加坡官员分明是华人，却不说汉语故意说英语，让人有点生气，坚持要求他们说汉语。这才让讨论变得有效一些。

**然而在新加坡的会谈已经是整个出访过程中最有收获的部分了。**之后代表团在40天内走访了东南亚、北美和欧洲，由于语言文化不通，代表团的会谈更加缺乏实质性内容。

不过这次出访给这位老领导一次走遍西方国家的好机会，他对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感到震惊，并指定新加坡的工业园区和爱尔兰的香农自由贸易区作为中国可能学习的榜样。

代表团回国后，老领导向全国人大提交了组建特区的提案，并用其一贯的雄辩、幽默、有表现力而且逻辑性强的风格进行了发言。提案最终获得了通过（虽然并不是一致通过），经济特区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深圳这座希望之城，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崭露头角的。

机遇：香港产业北上

老领导的报告里提出了允许特区地方政府授权减免税收、转让土地和保留外汇等，并允许外资企业按其自身意愿雇用和解聘工人。

不过落实到地方上，官员的解释不总一致，让外商很难放心。

于是最早抓住特区机遇的是深感时不我待的香港人。同为华人，他们对中国内地的人情世故显然更为了解。另一方面，主权转交在即，中方态度是细节可以调，但大局一定是回归，早点与内地建立联系不会有坏处。

再加上此时的香港面临劳动力和土地价格飞涨的困扰，其纺织业等技术含量较低的出口加工制造业已经难以为继。唯一的希望，就是趁着改革开放的机会向内地转移。第一站必然是珠三角，一进门就是深圳。

这也是几大特区里靠近香港的深圳发展最好的原因之一。

这一时期的香港和内地的关系，形成了在深圳设厂，香港作为向外界展示、出口的展台的模式，即所谓的**“前店后厂”**模式。深圳是这一模式最早的受益者，1986年深圳接收了投向内地港资的27.1%，在之后的十年里，深圳实际利用外资里港资大多数时间占到六成以上。

港资中包括小部分来自澳门的投资

数据来源：从"前店后厂"到港深都会:三十年港深关系之演变

香港企业北上珠三角也就意味着着香港的产业转移。数以万计的香港工厂关闭，搬迁到内地。企业主早就已经觉得在香港各方面成本都过高，有些支撑不住了，内地特区这个小小的窗口，刚好让他们看到了无尽的可能性。

数据来源：港资北移与粤港经济一体化研究

珠三角在港资的帮助下一派欣欣向荣，香港企业家也在珠三角的帮助下打开了巨大的内地市场。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万事大吉呢？也并不是，因为在这一波转移浪潮中，香港的低端制造业并没有完成产业升级，只是在空间上做到了产业转移，转移到内地仍然是低水平发展。在香港，赚钱的是金融、地产、贸易、物流、旅游等服务业，大格局上已经和今日的香港没有什么区别了。

数据来源：基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香港制造业重建研究

1996年，第二产业已经只占香港经济的15.5%了。接下来，就等房地产巨头们再发发狠，环保组织再闹一闹，香港的工农业就等着颜色看吧。

不过这可以不是大问题。美国同样制造业空心化，特朗普喊破了喉咙也没有用，但美国仍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不断抓住时代新机遇，创造令人羡慕的附加值很重要。

所以香港本可以有其他机会。

造势：打造香港“硅谷”

比如说在信息产业，香港就有人打算抓住上世纪末那一轮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机会。那个人就是李嘉诚次子李泽楷。

你可能没想到，李泽楷早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没错，这是他的小叛逆，没有服从父亲的意志去读管理或者法律。虽然他毕业后没在美国科技圈工作过，但也算是见识过硅谷，很想在香港也复制一个硅谷。

当然，对于一向不甘为人下的李泽楷来说，他还想通过自己的奋斗超越父亲，让世人对他的第一印象不再是“李嘉诚之子”。

很多人看到香港“数码港”的规划是在特首董建华的任内，就认为这主要是董建华的功劳，其实是先入为主了。事实上，这个规划最早是李泽楷想到的，而且他为了劝说港府同意他的计划，也是煞费苦心。

转机是1999年初，李泽楷陪同董建华出访以色列，考察当地的科技发展。李泽楷趁机不断地向董建华游说，这才说服董建华，让李泽楷旗下的盈科拿到了数码港的独家开发权。这年5月，李泽楷又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让盈科在港股借壳上市，即盈科数码动力集团。由于“数码港”概念加持，在这一年，盈科数码动力集团股价连创新高。

1999年的李泽楷风头正劲，而在深圳河对岸的马化腾则很是烦恼。刚创立的腾讯现金流出了问题，马化腾不得不四处找朋友借钱以维持公司运转。当他向借给他钱的朋友提议，用腾讯的股票抵债的时候，有一位慷慨的朋友甚至说：

“你真的没钱了，不还也可以，不过我不要你的股票。”

另一位腾讯创始人曾李青建议马化腾找风投谈谈投资，然后他动用自己的关系搭上了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和李泽楷的盈科的线。

然而腾讯当时前途未卜，就连曾李青写商业计划书的时候对盈利模式也语焉不详，这让IDG和盈科都有些犹豫。曾李青只好对IDG说“盈科那边很积极”，对盈科说“IDG马上要签字了”，连哄带骗的，这才让IDG和盈科各投资220万美元，分别占20%的股份。鹅厂终于在弹尽粮绝之前续上了资金。

这笔钱对马化腾来说是救命稻草，对李泽楷却是九牛一毛。此前五年，他就和默多克谈过几亿美元的大生意，投资220万美元实在是小意思。

融资：腾讯的生死劫

IDG和盈科投资腾讯达成的时间点是2000年4月。那是腾讯的生死时刻，因为正是那个月纳斯达克指数突然崩盘，当时风头正盛的互联网企业股价大跌，这就是著名的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

如果再拖几天，IDG和盈科可能就不投资腾讯了，腾讯可能就在互联网泡沫破裂的寒冬里被带走了。

但活下来的腾讯是在中国混的，终究表现不错，2000年QQ用户数就接近一亿了。

可是盈利模式仍然不清晰。

这个时候南非MIH出现了，给腾讯开出了高出上一轮融资十倍的估值，盈科就决定退出了。

2001年6月，盈科将手头20%的股份悉数卖出，套现1260万美元，赚了十倍。

曾李青回忆起找李泽楷谈出售股份的事，是这样说的：

“那天，‘小超人’（李泽楷）在花旗大厦的餐厅里请客，很多人像追明星一样地围着他。我们在旁边找了张桌子坐下来，他抽出一点空隙跑过来聊了十来分钟，然后又像蝴蝶一样地飞走了。他实在太忙了，简直就是商业界的刘德华。”

对于当时的李泽楷来说，出售腾讯只是有钱人枯燥生活里微不足道的小事罢了。

他当时认为更大的挑战，是收购香港电讯公司。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盈科数码动力集团股价也大幅下跌。然而李泽楷又要收购香港电讯，就不得不上杠杆，收购香港电讯花了280亿美元, 其中就有120亿美元贷款。

收购香港电讯上了这么重的杠杆之后，盈科连续两个季度出现巨额亏损，看到腾讯居然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估值还涨了十倍，也算是个意外的惊喜，卖掉所有股份填补一下亏空也没什么好心疼的。

今天回头看，人们可能会嘲弄李泽楷卖掉腾讯股份是短视的。可是在当时看来，十倍收益及时止盈，李泽楷简直就是商业天才。

说李泽楷看不懂腾讯，可谁又看得懂腾讯呢？就连马化腾找IDG讨论投资的时候，被问及怎么看公司的未来，也只能在沉默良久后吐出五个字：

“我也不知道。”

但不得不说的是，当我们回望香港和深圳发展路线交错的时间节点时，盈科出售腾讯股份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深圳河两岸的地位，悄然发生着变化。

放缓：“小超人”日渐保守

腾讯和盈科就此分道扬镳。

合并了香港电讯的盈科成了“电讯盈科”，盈利却十分困难。2001年后，电讯盈科的全球宽带网络开通，但由于缺少用户、后续投资不足、内容枯燥，一直没有盈利。

为了盈利，李泽楷不得不对电讯盈科进行裁员、削减成本、重组债务、整合业务, 将电盈从一家“ 新兴的传媒集团” 重新变成一个基础电信公司。等到2003年6月, 李泽楷更是辞去了公司行政总裁职务, 只留任该公司执行董事及主席一职。李泽楷逐渐淡出电盈的管理事务, 专注于资本运作。

**曾经想通过盈科实现宏图伟业的小超人，不得不搁置计划，为活下去而战了。**而对李氏家族而言，父辈闯出的资本运作的老路，实在是安全得多。回归基础电信公司的业务，似乎也就是当年李嘉诚靠港灯电力投资坐地收钱在新时代的翻版。

就连“数码港”，也更像个房地产计划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得好啊：

“一个人最初和父亲相像之日，也就是他开始衰老之时。”

对于发展信息技术相关管产业，李泽楷本人也是有担忧的，那就是香港合适的人才可能不足，真正的科技研究可能不会放在香港，跨国公司只把数码港当作一个“陈列柜”。

而在本世纪初，香港本地人才的首选，甚至第二、第三选择都不是投身于高科技研发。2003年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料显示，香港毕业生年收入最高的专业是医学、牙医学及卫生，其次是教育，第三是文科及人文学，第四和第五分别是社会科学和工商管理，第五才是工程学及科技，理科则只能排第六。

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在当时的香港，科技创新的回报周期长，风险高，毕业生一进入社会还要面临攒钱买房的巨大压力，自然会更倾向于从事薪酬更高更稳定的金融、旅游、贸易等行业。

那如果是从外面吸引人才呢？

香港当时最有可能争取的人才来源地是内地，内地人想去香港工作却并不容易。毕竟还是一国两制，内地人去香港工作还受到各种限制。

深圳河对岸的深圳，口号则是：

“来了就是深圳人，死了还送深圳坟。”

对高科技人才的吸引力，高下立判。

落地：深圳的野蛮生长

世纪初的时候，深圳人心里也慌。

这种慌是一种弥散在空气里的情绪，完全表露出来，则是一个网名为“我为伊狂”的网友在2002年底在网上发布的一篇万字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

这篇文章一发出来，就引起了大范围讨论，因为深圳作为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随着全国深入开放，变得越来越不特殊了。走进新世纪的深圳，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

“深圳可以依靠的特殊之处究竟在哪？”

这篇文章也引起了时任深圳市长于幼军的注意，他特地找了这篇文章的作者面对面交流。这位市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只要深圳人自己不抛弃深圳，谁也抛弃不了深圳。”

这个回答真是有水平。

而深圳人，是由一大群来自全国各地的野蛮人组成的群体，像极了一锅沸腾的粥，混乱却生机勃勃。

比如腾讯最初的诞生地华强北，就是这样。在别处需要数月时间才可能配备齐全的各种电子元器件和产品服务模块，在华强北楼上楼下跑个遍，只需一天就可以悉数落实。

这里是深圳的深圳。

这里最初给人的印象是“山寨”，是假冒伪劣。可是泥腿子游击队也总能做出点正规军做不到的事情。他们更接地气，更愿意按照客户的实际需求修改手机设计，也许最终生产出来的产品简直像个爆炸头杀马特，但它总能满足你哪怕再不合理的需求。

这样的游击队收编成正规军，战斗力不容小视。

早在功能机时代，华为、小米这些大家熟悉的手机出海之前，就有产自华强北的一款叫做“基伍”的手机，占领了第三世界市场。它的诀窍有三条：

1. 低价，他们能把功能机做到40-60美元的低价，深受发展中国家老铁欢迎；

2. 快速迭代，每周推出2款新机，大打机海战术；

3. 满足各种需求，他们给能歌善舞的非洲兄弟设计带双喇叭的厚装手机，给经常停电的印度开发出30天超长待机的手机，为了方便印度多种语言的穆斯林还开发了手机软件，能将《古兰经》翻译成29种语言。

周到贴心得像一个渣男。

这都建立在华强北出色（甚至是奇葩）的设计能力，快速的方案形成以及完善而廉价的产业链基础上的。

**后来征服非洲的手机品牌传音，代工也是在深圳起步的。**他们的战术也是类似的：非洲老铁有多张电话卡，双卡双待就是标配，最夸张的型号可以支持一机四卡；非洲老铁自拍不大容易（真是脸黑的困扰），传音就能开发出针对深色皮肤的美肤模式。

说到这里还得提一句，**当初传音是在香港成立的。**可真要说到做硬件，还是绕不开华强北，离不开深圳。

大势：相信人的力量

不少原本和香港颇有渊源的人，做硬件落地搞创业，还是得来到深圳，这样的例子可不只有传音。

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系教授李泽湘曾经开设一门机器人比赛的课程，要求学生自主设计、制作和调试机器人。结果学生发现去华强北搞硬件做机器人比在港科大要快得多。他的学生汪滔发现了深圳的这一优势，于是出身港科大的他还是到深圳创立了大疆。

这只能说明，在产学研结合方面，香港虽然有顶级大学，却做得不如深圳好。

深圳主导研发的则是民营企业。然而香港研发投入的是政府，科研成果难以落地，没有相应的实体经济企业可以应用。像机器人这样的科研成果，李泽湘教授在港科大有了进展，学生还是得去深圳创业，大疆这样的独角兽就产生在深圳而非香港了。

香港的研发转化困难，还有一大原因，就是市场狭小。香港本地的人口基数实在是太小了，初创企业很难在本地积累大量用户，研发成果就不容易落地。深圳的成功并不是只靠自己，它的背后还有整个中国内地。而香港的高新科技产业为什么没有拥抱内地市场，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行政边界是一个原因，可边界只存在与物理层面上吗？

李泽湘教授对香港还是有感情的，在公开讲话里，他说的是期望“港深莞” 成为世界的新硅谷。他的意思很明确了：香港高效的科研和深圳的产业结合起来。

依托香港的顶尖高校和深圳研究成果落地能力，香港、深圳和东莞联合起来，就能打造一个新的硅谷。

事实证明，以李泽楷等少数人从顶层推进，在香港一隅之地建立新的“硅谷”，是做不到的；而千千万万有梦想有野心又不守常规的人，从高到底的各个层面一起推动产业和科研结合，反倒能够野蛮生长出一个“硅谷”。

在科技的应用领域，群众路线还是比精英路线更有力量，亘古皆然。

所以，当深圳又有了“先行示范区”的大政策利好之后，还是要记住，它最宝贵的是在这里奋斗的人。

所以十多年前老市长的那番话就更值得回味了：

“只要深圳人自己不抛弃深圳，谁也抛弃不了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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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