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沉默的G7: 为何单靠资本主义难解全球危机? | 文化纵横_风闻

杨平 | 《文化纵横》杂志社

**【导读】**据报道，由于分歧明显，近期七国集团峰会(G7)或将打破44年惯例，首次在会议结束时不发表联合公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美经贸争端愈演愈烈之际，伊朗油轮事件、《中导条约》被废、阿根廷市场崩溃、日韩经贸争端、印巴冲突升级等密集爆发。种种迹象显示，全球正进入危机化阶段，尤以经济泡沫、贫富不均、生态恶化为典型，而资本主义内部却难以给出可行的解决方案。事实上，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逆全球化的出现极大反转了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秩序，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进程都在改写人类图腾。本文从现代国际秩序的起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政治形态入手，剖析资本主义条件下国际秩序的周期规律及其政经后果，指出当前国际秩序正是“萧条收缩期”在新局势下的表现，未来世界秩序很可能在长期混乱、失序中缓慢变化，并呈现出新兴权力中心与传统权力中心“双元并存”的格局。本文为《文化纵横》2019年8月刊“全球变局”专题的第二篇文章，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当代国际秩序的演变由资本运动的国际规律所决定

当代国际秩序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秩序。我们今天仍然处于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运动的规律，较之地缘的、民族国家的、技术等方面的因素，对于国际秩序的影响具有更根本性的作用。因此，探究国际秩序的演变，必须首先探究资本运动的规律。

资本主义，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体现出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截然不同的特点。首先，资本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资本增值。为了获得利润，资本主义有组织有目标地将生产资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组织起来，最终在市场上实现其价值。其次，为了市场竞争，资本主义必须是规模化生产，现代工厂制度的出现，正是为了克服小农生产的分散化、低效率；第三，资本主义天然倾向于商品、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崇尚生产力的全球合理分工，推崇资源的全球均衡配置。资本主义的终极理想，一定是世界市场。

资本主义从萌芽、成长到成熟，有近500年的时间，而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席卷全球，国际秩序主要由资本主义所塑造，而资本主义秩序主要的体现形式，则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了构造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国际秩序，资本主义掀起一轮一轮的政治革命、科技革命和组织革命，并推动血腥的殖民战争和世界性战争，其根本动力，乃在于构造资本自由流动的世界性市场。几百年来，在资本主义种种强制的与软性的力量推动下，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秩序逐渐扩及全球，形成了日益全球化的生产体系、贸易体系、金融体系及法律和意识形态体系。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运动中，民族国家与其相伴成长，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开展，资本主义逐渐摆脱封建领主及宗法制的国家形态，而以民族国家为主要的资本积累的政治形式，资本主义大规模发展，无不以构建独立的主权完整的民族国家为前提。法国大革命以来，资产阶级开启了民族国家的大规模构建过程，从而为资本主义大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然而，虽然资本主义依赖民族国家权力的保护，尤其在跨越主权边境之际，但资本主义特别忌惮国家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的干预，为此，资产阶级经常会齐心协力抵御国家权力的延伸。在当代世界，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民族国家的权力日益被全球性的资本所左右。

资本主义的国际性运动，经常体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循环特征，在大的繁荣发展周期之后，常会伴随一个长时段的萧条收缩周期，出现典型的景气循环，亦即马克思主义指称的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由于生产和贸易的大规模发展，资本主义经常出现过度积累的危机，有效市场需求的增长速度永远无法满足商品生产的速度，过度竞争总是将平均利润率降到生产成本难以补偿的水平，此刻，资本主义便会出现生产过剩危机。在萧条和危机期间，资本主义国际秩序经常会出现与繁荣发展期非常不同的种种表现，体现出明显的逆全球化特征。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会产生强烈的反自由主义的国际思潮。

回溯近200年的资本主义历史，人们会发现，逆全球化现象总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发生，在逆全球化潮流推动下，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等经常成为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中失败的国家和人民的不自觉选择，而这些逆全球化思潮又会加剧列宁所说的“战争与革命”现象的循环往复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的全球治理日益成熟，“战争与革命”的交替现象得到管控。但从长时段观察，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并未得到有效克服，逆全球化潮流，仍然可能孕育出种种难以预料的后果。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又一轮萧条收缩期，当前的种种逆全球化思潮，均可从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资本主义国际秩序演变的周期性特征及其政治经济社会后果

（一）资本主义秩序扩展具有明显的周期性

过去200年，资本主义秩序分别经历过3个繁荣发展期与3个萧条收缩期。

（1）1848~1875年，欧洲工业化大规模发展时期

1848年之前，欧洲相继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前提。此后，大规模工业化在欧洲主要国家全面铺展开来。在此期间，棉纺业、钢铁业、交通运输业呈几十倍的增长，国际贸易在这段时期增长了260%。

（2）1875~1896年，通货紧缩的年代

此前的欧洲人，已经习惯了每隔7~8年就来一次的景气循环，却对长达20多年的通货紧缩全无准备。在这一轮萧条期中，虽然物质生产总量仍然增长，但价格却持续下跌，其中铁的价格累计下跌50%，小麦价格下跌60%，英国平均物价下降40%。

（3）1920~1939年，一战后的萧条期并转向大危机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凡尔赛条约”体系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不平衡，由战争开启的社会矛盾冲突此起彼伏，欧洲经济长期低迷，并最终由美国的经济危机而引爆1929~1934年的全球大危机。

1929~1939年间，国际贸易萎缩三分之一，国际借贷下降90%以上。在此期间，美国出口下跌一半，近半数房贷无法归还，数千家银行受牵连而倒闭。大危机最惨重的后果就是大失业，1932~1933年，英国失业率23%，美国失业率27%，德国失业率则高达44%。

（4）1948~1973年，战后黄金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两次大战的惨痛教训，以及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竞争，资本主义开始自觉放弃部分自由主义的绝对信条，而改用国家积极管理经济的路线，并同时将各国的经济事务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国际性管理框架，资本主义出现了近30年的黄金期。

在此期间，世界制造业增加了4倍，国际贸易增加了10倍之多。与此同时，欧洲纷纷采用福利国家制度、混合经济制度，推动充分就业，资本主义呈现出日趋稳定的态势。

（5）1973~1990年，滞胀时期

战后30年，资本主义对付周期性危机的办法，是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宏观经济调节政策，运用货币与财政手段，创造需求，抹平经济波动周期。但由于市场有效需求的瓶颈始终无法突破，渐渐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而通货膨胀却同时发生的“滞胀”现象。由于货币超发和福利国家制度的刚性约束，各国莫不债务缠身，在近20年的滞胀期，经济增长停滞，通胀与失业率同步上升，欧共体失业率最高时达到9.2%，社会内部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富国与穷国的鸿沟更是日益明显。

（6）1990~2008年，后冷战红利期

1990年，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苏东瓦解后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原有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瓦解和崩溃，大量的生产力被消灭，已形成的分工体系被打破。这为资本主义创造了新的市场空间，冷战之后的十几年，苏东国家的经济体系基本为欧美资本主义所重组。

与冷战结束相伴随，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加入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中国以其巨量的人口、良好的教育、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加之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新兴经济市场。在与西方技术、标准、资本的对接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西方资本主义则实现了巨额剩余价值。

在20世纪80年代，面对滞胀，资本主义曾出现里根-撒切尔反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这是资本主义内部的体制改革，由于这轮改革恰与冷战结束重合，内部的结构性改革具有了外部的市场空间，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繁荣期

（二）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的社会保护运动交替发生

自由主义一般发生在资本主义扩张期，在效率原则的驱使下，社会生产力会得到极大发展，而反自由主义则一般发生在自由主义扩张过度、秩序失灵之际。每当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发生，萧条期到来之际，国际秩序便会呈现出与自由主义秩序截然相反的特点，国家资本主义、法西斯资本主义、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等便会取而代之，这些形式的资本主义，是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反动，它反映了社会的自我保护倾向，是对资本主义贫富不均、环境破坏、道德沦丧等弊端的矫正。

资本主义国际秩序变动中，自由主义的失败与反自由主义的逆全球化运动的兴起，经常孕育出一系列政治、经济及社会后果。

政治上， 由于自由主义失灵，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会发生剧烈变动，宪政体制经常为专制独裁政体所替代。1938年，由于经济危机，全球35个立宪政体国家，有18个成为独裁体制。经济上，随着自由主义企业制度的混乱失效，跨国公司等垄断型企业组织形式便会出现，将众多企业之间的外部交易，转化为公司组织的内部计划管理，借以避免市场竞争的风险，并降低公司组织的运营成本。社会思潮上，自由主义的竞争走到尽头，反自由主义的社会思潮会迅速兴起。两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社会思潮主要是右翼民族主义、右翼国家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它们多以反民主、反外来移民、反社会主义为基本政治诉求，其主要社会基础是在竞争中失败的中产阶层及社会下层。与此同时，共产主义运动也在危机中蔓延，并迅速成长为席卷全球的社会革命运动。

▍资本主义危机与世界性战争及其管控

人类近代以来的两次世界性战争，均发生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出现巨大紊乱之际，直至美国霸权领导的国际秩序出现，资本主义才开始避免世界性战争的再度爆发。

（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众多，但其中一些因素却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一，在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繁荣发展期，产生了新的资本主义列强，打破了国际体系的平衡。1871年，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出现，从1870~1913年间，德国工业飞速成长，进入了史称“企业振兴”的年代，其对外贸易的总量，由初起时的不到当时霸权国家英国的一半，到大于英国的国际贸易量。此后的德国海军扩张计划、德国对殖民地争夺的冲动，打破了欧洲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形成的势力均衡体系。

第二，出现了1875~1896年的长期经济萧条。经济萧条加剧了经济竞争，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一战之前，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各国平均关税都在20%以上，1897年前后，美国的平均关税竟高达57%。

第三，帝国主义出现。由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失灵，各国企业之间的经济竞争纷纷转向国家资本主义的竞争，并进而与国家间政治军事竞争紧密纠缠，从而最终促成帝国主义的形成。

第四，为了扩大市场空间，资本主义争夺殖民地的冲动达到高潮。此刻，帝国主义取代自由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瓜分竞争，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诱因。1876~1915年间，英国的领土扩张了400多万平方英里，法国扩张了350万平方英里，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各自扩张了100万平方英里。

第五，出现了同盟国与协约国两大军事政治对抗集团。此前的欧洲，由相互钳制的大国构成了势力均衡的国际体系，由此确保了欧洲自1814年以来的“百年和平”。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瓦解，导致建立其上的国际体系被动摇，欧洲各大国被迫重新站队，逐渐形成彼此尖锐对立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

（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20世纪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世界出现了许多与一战前极其相似的现象，反映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失败及其后果。

第一，出现了一战结束之后的长期经济萧条及1929~1934年的经济大危机。萧条和危机导致大面积失业和严重的社会冲突，并进而引发了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

第二，德国在魏玛共和政治失败后选择了法西斯道路，德国在纳粹的统治下再次崛起。法西斯主义以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为追求，以国家社会主义为手段，誓言打破英法强加的凡尔赛条约体系。与此同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成长为世界级列强，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到世界资本主义秩序之中。

第三，1930年前后，由于国际经济与贸易失衡，英国、美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制，继而迫使各国都放弃了金本位制，由此导致国际通货发生危机，这对当时已经日益国际化和货币化的各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第四，随着德国崛起的加速和法西斯主义的扩张，世界再次分裂成轴心国与同盟国两大军事政治对抗集团，世界性战争被再次引爆。

（三）美国秩序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管理手段的渐趋成熟

随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周期性运动，一方面它一步步扩展至全球，将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纳入到这一秩序之中；另一方面，它也不断酝酿着贫富分化、大规模失业、社会动荡等各种弊端，并激发出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等反自由主义的全球性社会思潮。

二战之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确立。相较于二战之前的英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美国秩序具备了一些新的特点，首先，是引入了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宏观调控手段，不再任由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肆意泛滥；其次，搭建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性政治与经济管理架构，协调了资本主义以民族国家形式相互竞争的矛盾和冲突；第三，出现了与资本主义秩序对垒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了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两大冷战对抗集团，冷战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团结，逼迫资本主义改善自身的统治，推动了福利国家、工会组织等柔性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此逐步走向稳定成熟；第四，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核武器，世界各大国之间能够确保相互摧毁，这使得战争对于资本主义的含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通过世界性战争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冲突不再可能。

▍金融危机的深化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演变

金融危机爆发十余年，尽管有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复苏，但从全球范围看，资本主义再次进入了一次较长时段的萧条收缩期，迄今为止，世界仍然没有从这一轮萧条期中摆脱出来。

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一定会产生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后果，2008年金融危机也不例外。

（一）三角结构的解体与世界经济秩序重塑

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同时也引爆了中国的物质生产过剩危机，导致中国经济的全面过剩。在危机之前，中国的经济体系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的有机环节，世界范围内事实上形成了“西方消费购买——中国生产供应——第三世界提供原材料”的三角结构，中国以其低价高质的劳动力、完整的制造业产业生态，成为全球供应链的枢纽环节，出现了中国“买全球、卖全球”的独特分工结构。金融危机的到来打破了这一三角结构，西方购买力出现严重下降，中国产能严重过剩，第三世界原材料价格大幅下跌。2008年金融危机，日益显现出美国的金融泡沫危机与中国的物质生产过剩危机相互叠加的特征，危机的世界性含义十分明显。

国际经济的三角结构已经打破，形成新的经济秩序势必面对深刻的经济调整和政治调整。危机之后，中国进行了两项重大调整，一是创造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结构，消费增长对GDP的贡献率已由危机初的30%上升到2018年的60%，二是启动“一带一路”计划，用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建设基础设施的方式，带动过剩产能的输出。与此同时，美国开启了“再工业化”进程，欧洲则在债务危机之后面对重新整合欧洲经济的艰巨任务。从目前情况看，这一全球经济秩序的调整才刚刚开始，充满了诸多矛盾、冲突和竞争，尤其是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其前景有着诸多不确定性。

​**（二）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经济力量的博弈**

2008年危机之后，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国际贸易形态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其突出表现就是世界贸易中的60%~70%都是中间品贸易，终端产品占比日益下降，跨国公司的分包转包业务链条越来越长，商品生产日益模块化、平台化，一个产品往往分散在几十家上百家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不同国家工厂里，产业链、供应链更加深入地分布全球。

这种贸易形态，推动跨国公司和发达经济体不断鼓吹“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新的世界贸易规则，以进一步降低国际贸易的跨国成本，为进一步的经济全球化服务。

与上述全球化深化的趋势同步，是大规模贸易战的爆发，美国特朗普政府挟其民粹主义的选票优势，以高关税为武器，向几乎所有美国贸易入超国家开战。

贸易战大棒下，贸易与投资预期紊乱，业已形成的全球化产业链遭遇猛烈冲击，资本主义国际秩序正面临新的抉择——或者退回到以领土企业为主要形式的资本主义，重建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或者齐心协力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维持当前全球化形式的资本主义。

根据历史经验，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对周期性危机时，一两个国家的右翼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就足以破坏全球化的经济秩序，引发连锁反应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其破坏秩序的动能来自经济危机的不断深化，经济萧条越是持久，危机越是不可逆，则对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破坏能量就越大。

（三）逆全球化之下的社会思潮

（1）政治思想方面：自法国大革命开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先河以来，资本主义民主化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波发生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各国相继建立了宪政体制。第二波发生在二战之后的资本主义黄金期，战后大量独立国家相继仿效西方建立了立宪政体。第三波发生在1980年代前后，并随着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而达到高潮。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出现危机，传统老牌政党纷纷式微，政治代表性大面积丧失，民主宪政体制暴露出高成本、低效率的分裂政治弊端，大量第三世界国家民主政治失败。未来10年，这一西式宪政危机的状况尚看不到根本改善的迹象，并可能伴随经济危机的深化而遭遇更大的挑战。

（2）社会思潮上：第一，自由主义正面临退潮周期，社会保护的反向运动会大规模兴起。在贫富分化、大面积失业、人心焦虑的时代，自由主义日益丧失人心，并难以应对突然袭来的社会动荡。

第二，社会保护的浪潮首先会以右翼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右翼思潮的基本特征是反民主、反外来移民、反金融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于上世纪90年代退潮之后，当代世界失落的底层大众与地位日益不稳的中产阶层，首先拥抱的是右翼民族主义和右翼国家主义。

第三，左翼社会思潮会以无政府主义形式表现出来，法国的黄马甲运动，荟集了法国社会各种芜杂的政治主张，但其本质是无政府主义，是失去了组织力量支撑的左翼大众的政治表现形式。

第四，极端宗教主义会反复兴起。极端宗教思潮本质上是第三世界落后国家反抗资本主义的精神武器，由于现代化道路实践的一再失败，由于当代国际秩序一再将资本主义的“中心-边缘”结构固化，第三世界人民（尤其是穆斯林国家人民）会以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进行反抗。

（四）新技术革命与组织革命的酝酿

针对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一般都会推动大力度的内部改革，其有效的办法之一是推动技术革命。新技术的发展有升级型和颠覆型两种，前者会导致效率提高、成本降低，增加产品竞争力，而后者则意味着原有的生产力被大面积消灭，新的市场需求被大规模创造出来。而颠覆性技术一旦出现，则原有的生产组织方式、社会运行方式、社会意识方式均将发生革命性的改变。

与2008年金融危机的深化同步，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正不断突破。“互联网+传统产业”的冲击波，已经改造了媒体、商业、物流、金融、娱乐乃至一系列行业的商业形态和组织方式。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5G等技术的突破，正酝酿各种智慧型新产业。加之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进步，人类社会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夜。

资本主义的萧条期，往往又是企业组织革命的酝酿突破期。一战前后出现了福特主义的管理革命，二战后跨国公司取代了传统的领土企业组织形式。当下，信息技术革命诱导的企业组织方式变革正方兴未艾，其基本特征是平台化、网络化、模块化，官僚主义的科层制管理日益不适应信息化时代，并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五）美国体系的松动与双元权力格局的形成

2008年危机之后，美国的传统盟国体系不断松动，“美国优先”的特朗普主义，加上中国、俄罗斯等力量的崛起，正不断瓦解冷战前后形成的美国同盟体系。这一体系既造就了美国霸权，事实上也维护了世界的和平。当前，新的结盟关系正在酝酿之中，其最终会否形成相互对峙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取决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深化程度。如果世界经济有幸摆脱二次金融危机，则地缘政治的相对平衡仍可维持。而如果世界经济在贸易战及其他因素的推动下再次滑向危机，则国际秩序现有的体系必然会被打破。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演变规律还告诉我们，每一次大的危机之后，资本主义霸权便会发生转移。意大利学者阿瑞吉（Arrighi）将资本主义霸权的百年更替总结为不同的体系积累周期，每过差不多100年，新的资本主义体系便会出现，逐渐取代旧的体系。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已经有过四个体系周期，一是威尼斯-热那亚体系周期，二是荷兰体系周期，三是英国体系周期，四是美国体系周期。

阿瑞吉认为，在新旧霸权换岗之前，常会出现双元权力格局，旧的体系已经衰落，而新的权力尚未接班。比如“荷兰-英国”周期、“英国-美国”周期。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霸权的衰落已为世人目睹，欧洲的衰落也已经是既定事实。然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却远未到换岗接班之时。二战后美国领导世界之际，其工业生产能力和GDP都接近世界的一半，美国的军事能力和经济能力远非世界其他国家可以匹敌。相形之下，中国今日GDP，仅占世界的16%。

更为重要的是，世界今日处于核时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周期性混乱与周期性权力更替，很难想象会以战争的形式获得最终解决。因此，未来的国际秩序很可能会在长时段的混乱、失序中缓慢发生变化，并逐步呈现出新兴权力中心与传统权力中心“双元并存”的格局。

▍资本主义面临日益尖锐的三大挑战

尽管资本主义管理国际秩序的手段日趋成熟，但资本主义面临的挑战却日益尖锐。

首先，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矛盾日益深化，管理危机的手段却日益失灵。从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到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到其后的货币主义管理手段、供给学派管理手段等等，效能逐日递减，手段逐个失灵。今日之欧美，无不债台高筑，几乎看不到财政平衡的希望，而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则使流动性如洪水猛兽，在世界各处制造泡沫。

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贫富分化，在阶级与阶级之间及国家与国家之间不断扩大。这一趋势如此明显，乃至资本主义的统治者和管理者都知道无法持续，但资本主义自身却根本解决不了这一矛盾。

第三是生态环境的急剧退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衍生的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式掠夺及人类工业化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已经将地球环境破坏到极限，人类生存的家园面临危机。

上述挑战，我们从资本主义的内部努力中看不到解决的希望。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9年8月刊，****原题为“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及未来趋势”。**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节，注释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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