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犯了受贿罪怎么判？王夫之反对“计赃论罪”_风闻

文：郭建

有道理的固执

唐代玄宗朝的时候，有个叫裴景仙的人当了武强县（今属河北）县令。他在任期间索取当地百姓的各类财物，赃值累计高达五千余匹（唐朝是以绢帛作为货币的，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和大额流通都使用绢帛。绢帛以“匹”和“尺”为单位，比如法律规定一个劳力工作一天的价值是三尺绢帛）。裴景仙离任后被人揭发，捉拿下狱。唐玄宗得知此案后大为震怒，下令要将这个大贪官“集众杖杀”（召集朝廷官员当场乱杖打死）。

可是主管司法审判的大理卿李朝隐上奏反对说：“裴景仙触犯的罪名是‘监临主守乞取’，属于法律上的‘受所监临’（接受所领导的部下的馈赠）赃罪，根据法律没有死罪。而且裴景仙是先朝贵臣裴寂的曾孙，裴氏家族在武后时惨遭迫害，仅留下裴景仙一人在世，按照法律即使是犯死罪也可以请求宽大处理，以保存该族血脉。请求陛下改处流刑。”

唐玄宗看了李朝隐的奏章，仍然亲手写“手诏”判决处死裴景仙。李朝隐又一次上奏：“生杀之权理应由皇上掌握，但是作为臣下有着严格遵守法律条文的责任。法律规定枉法赃满十五匹处绞刑，而‘不枉法赃’、‘受所监临赃’再多也只是流刑。现在如果处死裴景仙，那如果以后有枉法赃罪，再怎么加重处罚呢？”经过几次反复，唐玄宗最后才接受李朝隐的意见，将裴景仙改处杖一百，流放岭外（事见《旧唐书·李朝隐传》）。

一分为三的受贿罪处理

从这个案件的处理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法律规定的“受贿罪”，在中国古代法律里还要更仔细地区分为好几种。这里的“监临主守乞取”是一个独立的罪名，专指官员向自己的下属勒索财物的行为，而要予以处罚的时候，要比照另一个“受所监临”罪名的处罚规定来判刑。

至晚从商鞅变法开始，中国古代法律就把一切非法所得统称为“赃”，按照“赃”的数量来定罪量刑。所有的官员受贿罪名，又都按照“受财枉法赃”和“受财不枉法赃”、以及“受所监临赃”这样三种“赃罪”来进行处罚，处罚的力度完全不一样。

这项法律从秦汉开始，一直被历代沿袭。现在可以看到最为完整的是唐代法典《唐律》中有关的规定：

“受财枉法”，是指主管官员收受了贿赂后违背法律做出决定。这里的“枉法”并非就是指枉法裁判，而是泛指所有的公务处断中有违反法律的行为。根据唐律，受财枉法的行为，按其受财“赃”的多少量刑，“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

“受财不枉法”，是指官员虽然接受当事人的钱财，但是在公务的处理上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按照唐律规定，凡是计赃“满一尺，杖九十”；以上递加至满三十匹以上，处“加役流”。不枉法由于没有造成“枉法”的结果，所以量刑上比受财枉法要轻。最多只是“加役流”（流放三千里，并在流放地服三年的苦役）。

“受所监临”，是指官员收受自己部下及所管辖内百姓财物的行为，而授予财物的一方也并无具体要求事项，官员也没有违法处理公务的。凡是计赃“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以上加一等”，赃满五十匹以上，处流二千里。

后来的宋金元各朝基本沿袭唐律的这个制度，直到明代才有所变化。朱元璋亲自参与制订的《大明律》规定：“受财枉法”赃，按犯罪主体身份分为“有禄人”（月支俸粮一石以上的官吏）、“无禄人”（月支俸粮不满一石的吏员）两大类，前者赃一贯（一千文铜钱为一贯）以下杖七十，一贯至五贯杖八十，以上递加，至赃满八十贯处绞；后者赃满一百二十贯处绞。“受财不枉法”赃，合并了原来的“受所监临”赃，计赃“折半科罪”（按照实际数额除半计赃），一贯以下杖六十，一贯之上至一十贯杖七十，以上递加至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三千里。

受贿罪究竟侵犯的是何种利益？

中国古代的法律将受贿罪这样加以细分，表明立法者对于我们今天刑法学理论的“犯罪客体”问题已有深刻的认识。

犯罪客体是指犯罪所侵害的某一类由法律严格保护的社会关系。受贿罪总体而言侵害的是国家统治秩序，但是又有着程度的不同。接受了贿赂就破坏法律实施的“受财枉法”，是一种直接扰乱并危害统治秩序的犯罪行为，有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危及到皇朝的命运，因此必须严惩，必须要有死刑；而“受财不枉法”并未直接扰乱、危害统治秩序，只是一种对于统治秩序的潜在的、间接的危险，因此可以网开一面，不动用死刑。

而“受所监临”的危害性更轻，实际上指的是官员与下属及百姓之间的礼节性赠与礼物的行为。它破坏的是官员与下属之间的正常隶属关系，有影响到法律正常实施的潜在可能性，官员可能将政事处置、法律施行当作了“礼尚往来”的方式。因此它是一种“预防”性质的法律规定，处罚力度也就相应进一步减轻。

古代也有思想家认为，实际上“受财不枉法”包括“受所监临”行为涉及到的只是官员个人的操守问题，甚至可以不运用刑罚来处罚。最著名的就是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

对“计赃论罪”的批评

明末清初王夫之在专门总结明代政治教训的《噩梦》一书中列专题来讨论“计赃论罪”的问题，并认定“受财不枉法”只涉及到官员操守、官场风纪，无须定为罪名。

王夫之认为“计赃定罪”是所谓的“一切之法”（一刀切的法律），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受贿的枉法、不枉法，虽然计赃的起点、累进的程度及最高刑有区别，但仍然是按照赃的数额、而没有按照确切的对于统治秩序的妨害程度来定罪量刑。他认为：首先，这种法律是用“划一”的法律去威吓官吏，使得官吏几乎人人都犯罪（比如接受下属、亲友的礼品），所以官吏也都没有了廉耻的感觉，只顾想方设法来逃避隐瞒；上级官员也害怕因为一些小的非法收入导致下级犯重罪，反而帮助下级开脱，结果是法律越是严厉官吏越是隐瞒，“法与势之必然也”！

其次，受贿的多少实际上与造成的损害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举例说：有个吏部官员受贿或受人嘱托，将一个昏官派到要害岗位，导致“激变”（官逼民反）或“丧师”（全军覆没），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可是受贿的数值才“五十贯”，不过是个徒刑罪名；而另一个吏部官员受贿达两百贯，只不过是将一个官员委派为“仓大使”（仓库管理员）或“河泊所大使”（水利管理员），即便智力一般、能力平平的人都可以轻松胜任，但却要计赃处死刑。同样，如果一个法官受赃五十贯，但听从诬告判处一个无辜的人死刑，这个法官不过是要流放边疆；另一个法官受贿两百贯，只是听从诬告将一个无辜者判处了杖刑，而这个法官倒要被判死刑。

王夫之提出了改正这一法律的建议：法律可以仍然区分枉法、不枉法的罪名，但主要不是“计赃定罪”。枉法罪应该按照其造成的危害后果进行定罪量刑。不枉法的受贿罪仅“因公科敛”（以政府税收名义向百姓收取钱财）、“因所剥削”（向当事人勒索钱财）按照非法所得“计赃定罪”。至于其他被动接受的钱财，除非是“黄白狼籍、累万盈千者”，只要由吏部“记过”就可以了。他认为这样才能够“全士大夫名节”，而士大夫有了名节，就有了廉耻，不会进一步主动去索贿。

传统的延续

王夫之的议论并没有直接影响到清朝的立法。清朝入关后基本沿用了明朝的法典，也沿用了两大类受贿罪的区分法。只是将计赃的标准改为白银，铜钱的“贯”改为白银的“两”。

由于明代后期的司法实践上，将受财枉法赃的死罪改成了“杂犯死罪”，罪犯不一定要处死刑，可以比照五年徒刑用钱财“纳赎”（使用钱财赎罪），连流放都不一定要执刑了。当时的有识之士就认为，本朝的法律只是“体严”，体制上看上去极其严厉，实际上却是“贪赃巨万”，只要出钱就可免罚（见明人郑晓《今言》）。清朝在入关后，修改了法律，将受财枉法赃改为“真犯死罪”，不可以钱财赎罪。同时又加重了“不枉法赃”的处罚力度，计赃满一百二十两以上处绞监候（判处绞刑但不立即执行，而是将罪犯监禁至当年秋天举行的由中央各部门长官参与的“秋审”，由这次会审决定是否确实需要执行死刑）。

中华民国时期的刑法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古代的传统。1935年公布的刑法典第121条规定“不违背职务之受贿”犯罪行为，判处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第122条“违背职务受贿”的犯罪行为，如果已经收受、或与人约定收受，判处三至十年的有期徒刑；已经因受贿做出违背职务行为的判处无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但是并没有简单采用计赃定罪的办法。

只能控制无法根绝的犯罪

官员渎职受贿，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无解的施政难题。既然各朝代都建立起官员独占政治权力、赋予其在统治地区对百姓有驱使、裁判、予夺大权，自然也就难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和以钱财排除或换取权力的干预。

对于朝廷来说，官员渎职受贿实际上并非性命攸关的政治问题。朝廷专门设立的监察系统的主要职责，也不在于防止官员渎职受贿，而更着重于检测官员对朝廷的忠诚度。

因此历代统治者立法非常明确，渎职受贿罪名的设置目标不在于消灭此种犯罪，只是试图将其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这个“合理”的范围就是防止官员受贿后任意违法做出行政或司法决定，从而影响到朝廷的统治秩序稳定，因此这种“受财枉法”罪名就必须要以死刑相威胁。而对于不直接影响到统治秩序的受贿行为，就没有那么重要，可以网开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