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一百岁_风闻

大哈瑞不仅对二战史有很深的研究，还有一个年过百岁的八路老爸。老英雄刚过106岁生日，祝老英雄生日快乐，看到他为之献身的共和国庆祝70周年大庆。承蒙大哈瑞的容许，将他的《八路一百xx岁》系列也搬到观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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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生日到了，他整整一百周岁。

父亲是八路军。像绝大多数他的战友一样，他是那种只会工作但从不出名的八路。

父亲成为八路，是爷爷无意中成全的。当年爷爷为他计划未来时，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把儿子送出去干了这一行。

爷爷年轻时从天津外围的武清县朱唐庄到天津闯荡。他在店铺里当学徒，经历了长期的艰辛的工作和生活。爷爷没有进过学堂，但他在贫困中没有沉沦。他奋发图强，完全凭自己的顽强和刻苦，学会了读书和写字，并且偷偷地学会了计算和记账，成为村里唯一有文化的人。这为他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爷爷出道后凭着自己的本事，在天津打拼，开了自己的小杂货铺。其后，爷爷的生意不断扩大，在他事业鼎盛时期，共有5个铺子。算得上是那个时代的成功人士。

父亲是长子，伙计们都称他＂小东家＂。将来爷爷的这些铺子和家业理所当然地要由父亲来接手。不过，爷爷不是武清乡下的土地主，他在天津这个大城市历练很久，看到了现代工商业发展趋势，对儿子的前程有他自己的考虑。爷爷并不想让儿子仅仅继承几个铺子。他曾想把事业做大，但苦于自己文化水平低，使他无法获得更大发展。他决心把儿子培养成有文化的人，还要他具有更广阔的视野。

爷爷压根就没打算送儿子念私塾，从小学一年级起就让儿子上新式学堂。中学念的是工商中学。当时，这个学校算是条件比较好的。父亲曾说，他们中学篮球队里有个队员是外长顾维钧的孙子。

中学一毕业，儿子要上大学，爷爷本意是让儿子考个与商业有关的大学。但儿子却考上辅仁大学西洋语言文学系，主修英语。并不富裕的爷爷很开明，就把儿子送进了北平的辅仁大学。小东家穿上西服革履有模有样地进了高等学府。在旧中国那种闭塞落后的社会里，像爷爷这样开明的商人的确不多。

然而，世道的转变并非任何人所能预料。爷爷虽然精明，他也不可能预料到一介书生的儿子将会成为抵御外侮的革命军人。

父亲进辅仁大学是1933年。那时，日本鬼子侵占东三省已两年之久，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华北虽大，但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离东三省最近的平津正是这场风暴的中心。

像所有满腔热血有抱国之心的年轻人一样，父亲在辅仁大学里很快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卷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1935年，父亲参加了民族解放抗日先锋队（简称＂民先＂）。由于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不能公开活动，因此，只能通过＂民先＂活动。＂民先＂的组织结构与共产党一样，其成员后来都以参加＂民先＂日期计算参加革命时间。后来父亲担任了辅仁大学＂民先＂支部书记。

父亲不老老实实念书，背着爷爷在北平折腾，参加了在1935年底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全过程。 1936年6月13日＂民先＂组织抗日游行，各学校学生行至天安门，遇到 军警阻拦。父亲拿着借来的照相机在游行队伍外拍照，被警察盯上。两个警察上来抓他，父亲撒腿就跑，跑到天安门西侧被抓住并戴上手铐。父亲奋力挣扎时被＂良友画报＂记者拍下，后来刊出。画面的背景是天安门城楼的双飞檐，两个警察把父亲夹在中间，一个拉一个推，父亲双手被铐回头看，一付不服气的样子。父亲成为党内罕见看到自己被捕现场照片的人。警察将父亲押送前往辟才胡同内二区派出所，途中遇见被抓的中学生李德伦，警察用一只手铐把两人铐在一起带走。派出所里先后关进三十多学生。李德伦给家里打电话叫人来救，警察见是富家子弟不敢为难，审问之后就放了。父亲从此与李德伦成为好友。

1936年7月，父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积极联络各校＂民先＂，自己办进步诗刊，开办补习学校，南下宣传，并参加了在樱桃沟举行短期军训。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战全面爆发。大批平津学生根据党的指示南下，准备开辟根据地发展武装。父亲扔掉所有行李，只提着一只空箱子回到天津，同行的是好友陈子谷。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他们被日本鬼子岗哨拦住，父亲是本地人，经交涉后放行，陈子谷未能通过。父亲回家后立即拿了通行证返回日军岗哨，将陈子谷接回来。爷爷本来十分担心儿子的安全，看到他平安归来，非常高兴。陈子谷身无分文，无法继续南下。父亲就去爷爷那里借钱买船票。爷爷虽然不认识陈子谷，但儿子的朋友落难还是要帮的，就给了陈子谷不少盘缠。父亲拿了钱告诉爷爷去码头送陈子谷，俩人一起买了去山东虎头崖的船票。又乘船到烟台。从烟台乘车去潍坊，几经转折终于在济南与＂民先＂的孙韬临同志接上组织关系。孙韬临带父亲去见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同志。当时黎玉同志的山东省委机关开展工作急需大批干部，父亲受命负责接待流亡平津学生的工作。父亲在泰安接待了数以万计的平津学生，帮助他们前往各地参加抗战。

到了1938年元旦，父亲参加了在泰安附近徂徕山发动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同志亲自领导的，成立了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纵队第四支队，拉开了山东我党领导下的武装抗日的序幕。从这160多人开始发展，到抗战胜利时，山东根据地有了27万八路军和71万民兵，拥有三千八百万人口，成为最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父亲成为八路后第一个职务是政治战士，任务是保证党的政策和指示对班级战斗组织的绝对领导。

在天津的爷爷发现儿子一去不复返，非常着急。他四处打听儿子的下落。他得知有人在泰安附近见到过自己的儿子，就从铺子里匆匆拿了些点心，在兵荒马乱之际跑到泰安找儿子。父亲早就用自己办进步诗刊的笔名跟着八路去了鲁中的沂蒙山区。爷爷在泰安哪里找得到儿子。有人手比八字说你儿子很可能是这个。爷爷听了心如刀绞，他明白干八路的生死一线。事情到了这份儿上，自知无力回天，只好返回天津。他叮嘱家人谁都不许谈论儿子的事，对外只说是没有了。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山东根据地军民在极端残酷的条件下以巨大的牺牲和代价抗击日本的侵略，并赢得了最后胜利。许多父亲的战友们在战斗中倒下。1942年，鲁中根据地在日寇疯狂＂扫荡＂中一度仅剩五个村庄。但仍然坚持下来。

父亲喜爱摄影，但自己保留的抗战时期的照片只有一张。直到1980年代才从胡奇才司令那里获赠另一张极其珍贵的照片。此照片是鲁中军区团以上干部开会时的合照，时间是1940年，父亲也在其中（前排中）。

父亲所在部队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一旅二团，团长为吴瑞林（55年授衔中将，四野五纵副司令，志愿军第四十二军军长，海军常务副司令）。政委李伯秋（55年授衔少将，沈阳军区政委），参谋长于松江（55年授衔大校），副团长王凤麟（抗联转留苏。1942年牺牲）。父亲时任团政治处主任。二团二营教导员刘振华（88年上将，北京军区政委）

父亲在沂蒙山区经历了整个抗战时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到胜利。

抗战胜利后，爷爷怀着深切的期待盼望听到儿子的消息。但儿子依然杳无音讯。不过爷爷坚信儿子一定还在。

父亲根据组织安排，没有随大部队进入东北。在告别了大批老战友之后，他继续留在山东工作。他在革命队伍里严格遵守纪律，未经批准绝不与外界联系。内战爆发后，国共双方在山东反复争夺。父亲经历了又一轮战争的考验。

在解放战争时期，老百姓以及国军仍然习惯性地把解放军称为八路。由于国军对八路的恐惧，台湾直到今天都没有八路汽车。

1949年初，八路已经夺取了老蒋的半壁江山，取得全面胜利已经指日可待。天津战役结束之后一周，爷爷望着被炮弹炸坏的自家屋顶发愁。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个八路。八路递上一封信，说是首长送来的。爷爷拆开信一看，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信竟然是失散十二年的儿子写的。儿子在信中写到，我们就要开始新的生活。

儿子还活着，而且的的确确就是当年人家比划过的那种八路。天哪，这是爷爷毕生遇到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爷爷迫不及待地奔赴连云港找儿子。爷爷不知道八路或者说土八路到底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八路儿子在干什么。心里揣着无数问号的爷爷见到儿子时大吃一惊。曾经西服革履的儿子现在穿的是肥大的棉袄棉裤，胡子拉碴，浑身土气。儿子戴一付眼镜，上衣兜里插着钢笔。但儿子说话时的那种沉稳，老成和坚定毫不夸张地显示出12年来他有过非同寻常经历和磨炼。

爷爷问了好久才搞清楚儿子在八路里的职务是警备三旅的副政委。爷爷不知道这官有多大，只看见儿子出门时骑着一匹白马，有几个警卫员跟着。三旅的政委由谷牧兼任。他必须处理大量的连云港地方事务，政委这摊子事甩给父亲管。

在连云港，爷爷意外地发现，儿子娶了个媳妇也是土八路，他们有了两个儿子。爷爷高兴，高兴的是儿子在长期出生入死的环境下能够成家立业，有这么个出乎意料的结局。

1950年，刚刚成立的外交部急需干部。军委命令从每个军抽调军师团级干部各一名干部输送到外交部。父亲因为他的大学学历和英文底子被组织部门选送外交部工作。在赴任途中，父亲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天津老家。爷爷看到身穿新式军服黑皮鞋的儿子和身穿军服裙的八路媳妇，一股自豪油然而起。爷爷值得欣慰的是，八路儿子最终成为外交官，重新穿上西服革履，代表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驰骋纵横。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他当年为儿子做的人生规划，儿子有这样的出息，当年那些大洋总算没白花。

此时此刻，爷爷的生意在战乱中一落千丈，只有两个铺子在惨淡经营。1954年爷爷因病辞世。父亲把爷爷所有生意捐给了国家。这次捐献使家里消除了全部资本家痕迹，在未来的文革中，全家避免了因为资本家背景带来的冲击和不幸。

父亲在漫长的外交生涯中有许多时候是在国外的工作岗位上度过的，他为国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父亲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认识许多老同志，与他们保持着良好关系。曾经在鲁中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有七八个在外交部工作。

1965年，吴瑞林中将指挥的＂八六＂海战取得了辉煌胜利。驻节海外的父亲第一时间发去电报表示祝贺。吴司令收到老部下的远方来电特别高兴，在后来的岁月中每每提到这件事。

父亲的外交官生涯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圆满结束。离休后的他有许多时间和老战友聚会。无论是将军，部长还是大使，当八路们离开权力核心和重责大任以后，喜欢聚在一起回顾往事，从战友们的白发苍苍里寻找自己年轻时代的英勇无畏。无论谁在台上台下，职务有多高，父亲都把他们当做八路战友，以诚相待。所以老八路们都愿意到他这里来作客。

父亲非常谦虚，他常常提到他的八路战友的功绩，很少说自己的事。直到最近，我们才从黎玉儿子那里得知，父亲在鲁中曾经接受黎玉同志的直接领导，负责收购鲁中的黄金向延安总部提供资金支持。这在当时属于高度机密的工作。

父亲的一生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和政治运动的坎坷。但他坚强的性格使他能放下心理上的重压，从容面对一切。父亲现在生活基本自理，可以在室内行走，牙齿只掉了几颗，洗澡时拒绝别人帮助。他的高寿常常引起周围人们的惊讶和好奇。每当别人问起他长寿秘诀时，他都不厌其烦地介绍他自己发明的自我按摩操，散步，还有他当八路时养成的习惯，睡前烫脚。父亲从不服用营养保健品。

尽管年事已高，父亲看到电视剧里八路打鬼子的画面时，还会情不自禁地为八路加油，喝彩。

父亲一百周岁生日那天，王毅部长亲笔写了贺卡托老干局长送来表示祝贺。父亲收到后非常高兴并回赠了自己的近照。

回忆往事，父亲曾说过一句话，原来没打算活这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