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管客工到欢迎移民：无人可用，老龄化国家不得不饮下的苦药_风闻

在难民大举涌入欧洲之前的2014年，德国下萨克森州的治安在过去七年的时间里下降了22%。但在德国敞开大门迎接难民之后，该州的治安迅速恶化，仅在2016年犯罪率就提高了10%。

根据德国犯罪学家的统计，难民犯罪率达13%，远远高于德国本土居民，德国人似乎终于明白耸德人之听闻的科隆集体性侵案为何会爆发出来了——因为这意味着平均每9位难民中就有一位犯罪分子。

欧盟难民问题之所以会演化成为政治危机，正是因为难民所带来的社会冲击，致使欧盟人民深感切肤之痛。

但在经历了数年难民危机以及社会治安的恶化之后，不管是德、法两国也好，还是西班牙等国也罢，虽然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但整体上仍对难民持开放策略——以至于今日有许多在德国获得难民身份后叙利亚人，会利用“难民福利资金”回国度假。

甚至就连远在万里之外，相较西欧国家更为保守的东亚发达国家，在目睹了欧洲难民危机和多元文化的剧烈碰撞带来的严重问题之后，却也开始试图招徕更多的“外籍劳工”——既尽量不给予这些劳工以国籍，希望对方在赚够钱后就走人。

然而德、法作为现代欧洲最先使用外劳的两个国家，最开始亦是抱着此种期望，但最终却演化成了今日蔓延欧盟的“难民危机”。而其根源既是因为德国、法国的老龄化，迫使政府大举引入外来青壮劳力，以支撑国内经济的需求，同时又受累于高福利制度下的社会民意。

但无论如何，明知如今大量涌入“外来移民”所带来的危害，西欧以及东亚发达国家之所以还一往无前，自有其来由。

·壹····

二战之后，德国一分为二，西德受惠于马歇尔计划，经济迅速在战后得以复兴，然而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总人口不过六千万的德国，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直接损失了超过五百万的男性青壮人口。

在经济振兴之后，青壮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德国开始寻求引入外部劳力，首先被德国视为劳力补充目标的是一千三百万战后“德意志难民”。

所谓“德意志难民”是因为这些难民来自于二战中被德国侵占的捷克、波兰以及南斯拉夫等国——在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后，散落在这些的国家的“德胞”成为了德军的“第五纵队”，因此在战后遭到了清算，被这些国家驱离。

但这部分“外籍同胞”劳力的输入不过是化解了西德一时的劳力困境，到了六十年代西德经济再次发出了对劳力需求的警告——此时德国失业率下降至0.8%，五十万个岗位亟待应聘，德国企业家面对“无人可用”的困境，只能以外迁企业作为筹码，要求西德政府解决困境。

然而此时冷战日炽，两德之间的“柏林墙”正式树立，无法再从东德获得大量“难民”的西德政府不得不将目光投向外部。

而土耳其，就是西德的目标。

土耳其与德国的友谊传统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有超过五百名在维也纳之战被俘的战俘被迁往德国安居，并成功融入了德国社会。而在现代，德国与土耳其共和国的前身奥斯曼帝国更是一战时的同盟战友，虽然在二战时候土耳其并未加入轴心国的行列，但也严守中立，一直到1945年战局底定，才加入盟国向德国宣战。

六十年代的土耳其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正开放国门引入国外私人资本，试图振兴国内私人经济。面对德国此时申来的“外籍劳工”橄榄枝，正合土耳其之意——这不仅能给土耳其带来大量的外汇，对于正鼓励私营的土耳其而言，无疑相当于是德国为许多土耳其人提供了创业的“第一桶金”。

1961年10月30日，西德和土耳其正式签订了《德国劳工市场向土耳其招聘劳动力协议》。

由于二战之后，西欧国家左翼思想盛行，如德、法这样的经济完成振兴的国家，都开始实行或扩大完善已有的福利制度，虽然不及于今日，但也是许多国家眼中的“天堂”。

所以为了防止这些外籍劳工留下不走，德国在跟土耳其的外劳协议之中，明确规定了“二年为期”的时间限制。

虽然此后因为土耳其劳工对于德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工作期限和居留限制都有所放宽，但当时西德政府和社会仍然对外籍劳工这一团体保持着充分的戒心——在外劳协议中，德国明确的将土耳其外劳的身份确定为了“Gastarbeiter”，在德语直译既为“客工”。

而素以保守著称的德国社会敢引入“土耳其客工”，也是因为有法国的先行之鉴。

法国是欧洲最早引入外籍劳工的国家，早在十九世纪法国就从北非殖民地引入了大量劳工，而追溯其根由也是因为当时法国人口增长陷于停滞，国内经济发展缺乏劳力所致。

但相对于二十世纪时，德国对外籍“客工”的戒心，十九世纪的法国人无疑更加开放，在许以公民权之余，还积极的利用本土文化试图同化这些远道而来的殖民地人民。

可很明显，当时的法国血汗工厂比比皆是，与今日蓝领天堂迥然不同，再加上这些“外来劳工”与本土社会的隔绝，以至于这些十九世纪的北非廉价外劳在储蓄足够之后，都纷纷回到故土，对于当日法国并不留恋。

正是因为十九世纪后期法国引入外劳后，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再加上德国、法国在此后都有针对的对引入外劳有做出制度上的调整，如德国就建立了今日所谓的“客工制度”，以及德国、法国对于本国“生活方式”的文明自信，最终有了战后更为开放的“外籍劳工”措施。

但很明显，随着二战结束，左翼思潮的席卷，五十年代以后的欧洲在渐成“福利天堂”后，对外籍劳工们的吸引力，与昔日已不可同日而语——前往德国的土耳其劳工渐渐不满足于赚钱就走，而开始利用日渐宽松的德国社会争取公民权，然后接来妻子就此在德国安居。

及至2011年，在德土耳其人，已高达四百万。

而法国也因为左翼总统密特朗在1981年开特赦非法移民的先河，使得包括非法延期居留的外籍劳工在内的“非法移民”这一群体渐成法国一股举足轻重的“选民力量”，该群体在法国的政治地位甚至还高于土耳其裔在德国的政治地位——法国在二战中的贡献，有相当大部分来自于殖民地的本地人武装。

··贰···

东亚在二战后，也迎来了黄金时代，先是日本借“特需经济”完成了经济的振兴，七十年代后又推进“雁行战略”，港、台、韩、新等地区、国家因此深受其惠，遂有所谓的亚洲四小龙。

然而六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本地人口最多的韩国至今日也不过五千万人口，青壮劳力短缺的问题也开始在近年显现。

可如新加坡、台湾、香港这样地狭人少的国家和地区，却在更早之前就出现了劳动力不足敷用的问题，并效仿西欧国家，引入外籍劳工，并利用“客工制度”对其严加管制。

根据最新统计，目前香港拥有39万外籍劳工，台湾的外劳数量也已经突破七十万。但相对于西欧对外籍劳工日渐宽松的政策和社会氛围，港台乃至日本对外籍劳工的管制却从未放松。

根据香港的《入境条例》，外国人只要在港居住满七年就能获得永久居民身份，但该条例同样明文规定“外籍劳工”并不适用于该条例。同时为了鼓励本地市场聘用本地人，港府还向聘用外籍劳工的家庭征收每月四百元的“外佣税”，甚至这些外籍劳工的收入也远远低于香港本地雇工。

目前，香港外籍劳工中的家政工人每月平均收入为4010港币，而其他工类的平均收入也不过5760-6240港币，仅为2013年香港人平均工资的一半不到。

台湾对于外籍劳工的管理则更为严格，在2016年以前外籍劳工每居留三年就需要离境一次，以至于许多外籍劳工哪怕仍保有工作，可在居留到期后都不得不离开台湾，然后再缴纳一次中介费用返台。

在2016年后台湾虽然对此作出了改革，但外劳居留的总时间仍不得超过十二年，且生存环境恶劣，甚至于有媒体到访后，将台湾对外劳的军事化管理称之为“集中营”——而根据台湾“劳动部”出具的2014年统计显示，有68.6%的在台外籍看护休息日不放假，超过四万八千名外籍佣人全年无休。

日本引进外劳的时间相较欧洲较晚，但其初期脉路却与西德如出一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首先引入了数十万南美日裔回国，然而与德国不同的是，这些日裔与本土日本人的文化差异巨大，迟迟不能融入日本主流社会。

但日本劳力短缺却迫使日本不得不进一步开放就业市场，先后推出了《外国人研修制度》、《技能实习制度》，其本质都是以“传授实习生技术”的名义，获取廉价劳工，并且限时居留两年，逾期之后甚至都不能再重返日本。

···叁··

不管是德国、法国最初引入土耳其、北非外来劳工，还是如今的港台日本引入外籍劳工，其最初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获取廉价劳工，从事密集型低端岗位，以应对经济的需求。

可随着时间推移，在西欧的外来劳工逐渐成为本地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群体，可谓“外籍留土”，与东亚各发达国家和地区至今仍对外籍劳工严加提防形成鲜明对比。

策略迥异的原因，既是——欧洲对自身文化更加自信以及美国利用移民崛起的成功之鉴；而港、台、日本则因为身处儒家文化圈，对于异质文化在儒家文化圈历史上发挥的消极作用，充满了警惕的文化差异原因。

西欧国家也深知大量引入异质文化的青壮劳力，如果不能完成同化，势必将冲击主流社会，这从法国在十九世纪时就积极利用喝咖啡、看电影、说法语、穿欧装的“欧洲生活方式”去同化外籍劳工，就可见一斑。

但随着本土青壮劳力减少，老龄化程度加深，福利财政支出的高企，以及在散落族裔归流潜力耗尽、东欧劳力减少的情况下，面对诸如企业主“工厂外迁”的威胁之下，为了保住经济成果的西欧国家，尤其是德国、法国不得不以“难民援助”的名义，敞开国门大举吸纳因为战乱而流离来的中东青壮劳力。

仅在2016年之后，德国就接纳了超过200万难民，而在这一难民数字的背后，则是德国2017年生育率仅为1.57，远远低于2.1的人口正常更替生育率，而2018年德国老龄人口达一千八百万，约占总人口的21%，其少子化、老龄化的形势可谓严峻。

法国的形势虽然较德国稍好，但情况也不容乐观，而德、法二国的生育和老龄化情况，已经是欧洲较为乐观，甚至数一数二的区域。

相较西欧的少子化、老龄化境况，其实东亚国家和地区所要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

日本、香港、新加坡、韩国在2017年的生育率分别是1.43、1.13、1.16、1.05，少子化情况可以说一家比一家严峻、而在经济情况最好的日本，其社会也面临着“老后破产”的困境——如今日本有六百万老人孤身生活，其中越有一半人收入低于13万日元的生活保护标准。

根据日本金融厅发表的《有关老后年金与资产的报告书》显示，日本老人想要安稳度过晚年，在政府养老金之外，尚需自己利用商业保险或储蓄提供2000万日元，而如此也不过才能无忧的生活至90岁左右。

事实上，正是因为越来越严峻的老龄化形势，不仅增加了西欧如德、法，东亚如港台地区、日韩新等国家的财政开支压力，同时还进一步凸现了劳动力的紧缺。

如今德国面向外国招聘的护工工资已开到四千欧元，几乎与德国居民家庭平均月收入4474欧元大体持平。

而德国人以三千欧元的月薪缴满三十年养老金，退休后所拿到的退休金也不过大约1200欧元，在公立养老资源紧缺的环境下，如果劳力进一步紧缺，现在的德国人在老后，哪怕有福利政策支持，恐怕也无力支付因为供需失衡而上涨的护工工资。

这也是为什么德国人在受到了大量难民冲击，治安形势越发严峻后，仍然没有彻底放弃持“国门开放”立场的基民盟的原因。

在东亚，香港预计到2036年65岁及以上人口将升至237万人口，相当于总人口的31%，香港劳工与福利局估算，到彼时仅就老人看护一项就需要六十万外籍劳工才能满足需求，而目前香港外籍劳工总数不过39万。

····完·

德、法这些西欧国家之所以不在满足于“外籍劳工，赚钱就走”的方式，而打开给予“公民权”的方便之门，除了想要改善国家年龄结构以外，也是为了更好更多的吸引大量相对优质的外来移民。

对于日韩新港台这些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其少子化、老龄化程度远比西欧严峻，需要的青壮劳力缺口也十分庞大，从香港未来三十年的处境便可见一斑，在这种情况下，恐怕如今在这些地区和国家严格执行的“客工制度”也难以长久。

毕竟，在“老无所护，老无所养”以及经济缺乏劳力的压力下，就算明知其中有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老龄化下的发达国家又有什么选择？或许只能饮下这杯“欢迎移民”祸福难料的续命苦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