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经济学：我们为什么不再生孩子了？_风闻

我们一直在说全球生育率正在下降，但有人也许会问：下降又怎么样？谁在乎未来几十年后的世界会怎么样？它对我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答案是：它意味着一切。

此刻，今天，无论你的年龄多大，经济、社会和人口的力量，都在以你很难注意的方式牵扯着你。这些力量，正是当今的青少年不如父母一代人性活跃的原因，是在许多国家女性生头胎的年龄达到30岁，以及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家长只生一个或两个孩子的原因。

从现在开始，过不了多久，这些力量将迫使人们推迟退休；迫使他们付出远超预料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自己的父母。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力量会让人孤零零地辞别人世，伤心欲绝地想念着人到中年却死在自己之前的孩子。

也许不用等上几十年，你就能看到一个越来越小、越来越老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你只要看看自己就行了。因为整个故事，全都跟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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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怕两人世界太过寂寞，养条狗就好

让我们从最重要的决定开始：要不要生孩子，以及什么时候生孩子。

在这方面，有一条重大新闻。我们知道，韩国女性生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是30岁，跟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士这些国家或地区没有什么不同。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地区也都差不多。全世界妇女推迟生育的趋势，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现象之一。

孩子是上天给予的奇迹。他们为父母带去欢乐，为自己的社区带去活力。他们是生命的延续，是灵感的源泉，是人生的奖励。再没有哪一种爱，能超过家长对孩子的爱，绝对没有。这种爱，不折不扣地写进了我们的DNA。

但，且慢，孩子们还很贵重。现在，托儿费高过了大学学费。对一个有着5岁以下孩子的普通美国家庭来说，这个孩子的花费占家庭收入的10%。155一开始，孩子需要食物，需要衣服，而且衣服还要随着他的逐渐长大不断更新，总归一句话，这个秋天的衣服跟上个秋天的衣服完全不同。

据估计，从出生到满19岁，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是25万美元。接下来是大学。这就难怪，对大多数父母来说，生一两个孩子已经足够了。有很多人根本没有孩子。他们宁愿保持单身，或是跟伴侣商定，跟养育孩子相比，不如把那些花费用于出门旅行。如果怕两人世界太过寂寞，养条狗就好。

就算姑且不去考虑养孩子是多么昂贵的问题，也仍然有许多充分的理由支持不养孩子。对于青少年来说，不小心为人父母有可能是件毁灭性的事情。年纪轻轻就生孩子，说不定会危及母亲和孩子的健康—少女妈妈所生的孩子的体重，大多低于平均水平。

在情感上，少年父母都没有能力承担起养育孩子的责任；很多时候，当爹的直接消失不见了。生了孩子之后，孩子的妈妈就很难继续上学。如果孩子的妈妈选择进入劳动力市场，她能选择的岗位恐怕都是非熟练工种，收入不高，却总是让人筋疲力尽。

她所赚到的收入兴许不够养育孩子，这逼得她不得不依靠福利为生。靠福利为生的单亲母亲养大的孩子，跟父母都有稳定工作的家庭养大的孩子比起来，有着巨大的劣势。最恶劣的影响恐怕是对孩子的期许下降：母亲、其他家庭成员、老师、朋友甚至孩子自己，都对孩子没有太大的指望，于是，孩子也就在生活中一次次地辜负这些指望。

这样一来，恶性循环开始。在拥有庞大社会安全网的德国，超过1/3的单亲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而对父母具在、养育两个孩子的家庭来说，这个数字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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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把这笔债务控制好，谁敢生孩子？

好消息是，和大众的感知相反，少女怀孕率竟然在猛跌。

1990年，在美国，每1000名少女，就有62人生了孩子；今天，这个数字是22，下降了近2/3。其他地方的跌幅更大。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加拿大的少女怀孕率下降了80％，瑞典、捷克、中国香港、澳大利亚、阿曼、蒙古、马尔代夫、巴巴多斯，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地区和一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地区，也是这般情形。

在其他地方，比如牙买加、罗马尼亚、南苏丹或南非，这种下降大约是一半，要不就是2/3左右。研究人员将这种现象归功于性教育的进步，以及避孕和堕胎变得更容易了。

最近出现的非处方紧急避孕药（也即事后避孕药）和堕胎药也有帮助。虽然一些社会或宗教保守团体试图予以否认，但证据很清楚。如果你想减少少女怀孕，关键是要教孩子们性知识，让避孕手段便宜且容易获得。

少女怀孕率降低的社会后果是完全正面的：因为太早生孩子而陷入贫困的年轻女性变少了。政府减少了福利等社会项目的支出，可以把钱用到别的地方。犯罪率下降，警察和监狱费用也减少了。但由于女性年龄渐长却仍然选择不生孩子，后果就变得复杂起来。

虽然女性仍然远未实现完全平等，但她们正在缩小差距，并使劲捶打玻璃天花板。

1973年，也就是美国最高法院“罗诉韦德案”中支持女性堕胎权利的那一年，一名典型的妇女收入仅相当于男性收入的57％。到2016年，这个数字已达到80％。差距仍然很大，但整体趋势令人鼓舞。

大学里的女生人数超过了男生：72％的女孩高中毕业后就直接上了大学，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为61％。英国医学院的学生中，55％是女性。在美国，约40％的化学家和材料科学家，以及30％的环境科学家和地球科学家，均为女性。固然尚未达到完全的平等，但差距正在缩小。

当女性拥有一份有趣的高薪工作时，她怀孕的概率就下降了。分娩可以成为职业发展的重大障碍。就算给出了最开明的育儿假政策，就算办起了最好的托儿服务，离开工作去生孩子，也将严重影响到女性的职业生涯。

良好的工作需要多年的学习提升，通常包括第二学位或文凭。这种教育很贵：在美国，70%的大学毕业生背负着债务，平均在29000美元。不把这笔债务控制好，谁敢生孩子？大学学费涨价带来的又一个意外副作用，就是降低了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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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以上首次分娩的女性更多？

等还清了债务，找到“对的人”的问题又出现了。较之以往，人们对待这一至关重要的挑战的态度更加认真谨慎。婴儿潮一代许多人年纪轻轻就结婚，这意味着，他们中许多人的婚姻质量不怎么样。

在前几代人中，人们可以容忍没有爱的家庭，但到了1969年，加利福尼亚成为第一个可提出无过错离婚的州，使得结束婚姻变得更容易了。1960年，在美国，离婚尚是丑闻，每年的离婚率是1000桩婚姻里有9桩，而到了1980年，离婚率达到了最高值：23‰。但随后，这个数字开始下跌，到了今天，它大概是每千桩婚姻里出现16桩。

离婚对儿童来说是创伤；许多经历过、见证过它的人，似乎都下定决心，不让自己的下一代再碰到这样的事。要做到这一点，有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是根本不结婚：结婚率自1970年以来下降了50％。另一种是等到双方年纪都更大、更成熟、财务上更安全才结婚。

1960年，典型的美国女性的结婚年龄是20岁，今天，是26岁。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女性生育头胎的年纪比从前晚。之前，我们说过，在许多国家，女性生头胎的典型年纪是30岁。现在，40岁以上首次分娩的女性的人数超过了20岁以下首次分娩的女性。

令人惊讶的是，还有极少数女性选择在50多岁时生育，而且她们的人数还在迅速增加：2015年是754人，前一年为643人，1997年仅为144人。

由于女性30岁之后的生育能力开始下降，她们生头胎的岁数越晚，可能生下的孩子数量也就越少。但女性是知道这一点的。等到年纪较大时才生头胎的决定，是跟伴侣一起做出来的，而且他们还可能共同做出了另一个更大的决定：只生一个或两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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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陷阱一旦降临，就不可逆转

各种因素相结合，就形成了你看到的情况：对避孕以及太早生孩子（孩子没有可靠的父亲）所带来的社会及经济代价有了更好的认识，再加上紧急避孕及堕胎措施更便于获得，使得少女产子的人数减少。接受良好教育的时间很长，成本很高，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不会在20岁刚出头时就生孩子。

对事业的渴望、偿还学生贷款的需求以及希望自己的生活里遇到“对的人”的愿望，鼓励越来越多的女性推迟生育，基本都到快要30岁时才生孩子。在各种压力下，等万事俱备，想要孩子也养得起孩子的时候，许多女性已经30岁甚至40岁了。这样的女性大多倾向于建立小规模的家庭。

照我们想来，无论你年龄多大，无论你是男是女，无论你眼下主要着眼于为人子女还是为人父母，所有这一切都会引起人们的共鸣。

这些，就是你正在努力做或者已经做过的选择。艰难地偿还贷款，挣扎着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寻找恰当的伴侣来共度人生，权衡是不是到了最终要生孩子的时候，想知道你们俩能不能养活得起二胎，能不能承受这个决定带来的后果—很有可能，你的故事就是如此。

你的选择不仅会影响你的生活，也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因为，事实证明，个人选择乘以数百万人的选择，其后果将影响到所有人。

从方方面面来看，小家庭很美好。父母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来抚养孩子。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可能以辛勤工作的父亲和母亲为榜样。这样的家庭反映出所在社会的男女平等（或接近平等）：女性和男性同在职场竞争，也同为家庭而付出。婴儿太少导致劳动力大军缩水，女性就业有助于缓解相应的劳动力短缺。说小家庭是开明先进社会的代名词，并不算过誉。

但是小家庭对经济不太好。如我们所见，购买商品的消费者数量由于小家庭而变少，可用于资助社会项目的纳税人数量减少了，富有创造力的年轻思想减少了。

日本的老龄化社会是导致其30年来经济停滞的因素之一，欧洲的老龄化同样是许多欧洲国家经济停滞不前的幕后推手，这不是巧合。孩子的多少，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

政府项目，如慷慨的育儿假和子女津贴，可以鼓励家长生育更多的孩子。但它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且，这些项目非常昂贵，政府难以维持。不管怎么说，小家庭也跟自我赋权有关，人们放弃了生育的社会责任，转而到Facebook上讲述一套个人的叙事化生活。低生育率陷阱一旦降临，就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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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人口下降的当下

人口下降还会带来其他后果（社会的、政治的、环境的），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从经济上看，缺乏婴儿是个极大的问题。

它背后隐藏着我们这个时代最有趣却最少得到报道的一个现象：“婴儿潮复兴”。

一位分析师写道：“虽然媒体仍然站在千禧一代这边，但这个国家70%的可支配收入，都控制在婴儿潮一代的手里。”

这还不算，婴儿潮一代正因为父母的逝世继承着总价值高达15万亿美元的财产，广告商和营销人员正在研究如何从这些财富中赚到钱，并为此火力全开：从简单易懂的供老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教程，到在油漆桶上印刷更大的字样（方便老人阅读）。

今天的年轻人正忙着投资于昂贵的教育，因为这是获得良好工作的唯一途径。等他们一毕业，就有高昂的学生贷款要还。他们的饭碗不怎么稳当，只好推迟大宗购物行为。

但老龄化社会的需求不是仅靠营销手段就能满足的。儿童和老年人都是依赖人口：尤其在发达国家，他们消耗了政府提供的大部分服务。但两者所依赖的是不同的东西。

孩子们需要托儿所和学校，而老年人需要养老金和临终关怀。

有一项统计数据很好地归纳了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它叫作“老年人供养率”，指的是每一名退休人士有多少适龄职工赡养。如今，每名退休人士有6.3名适龄职工赡养。这是一个合理的比率，如果它能维持下去，世界将处于良好运行的状态。

但我们已经知道它坚持不了多久。联合国告诉我们，到2050年，全世界的老年人供养率将达到3.4比1，到2100年，它将进一步下滑至2.4比1。也就是说，到21世纪末，在世界范围而言，对每一名退休人士所需要的公共服务，只能由两名适龄职工为其买单。所以，老年人供养率达到2比1的那一天，可能会比想象中早得多

尽管税基缩水，消费者减少，经济疲软，政府仍然必须提供老年服务，这有可能带来经济上的挑战。对一些人来说，这还可能带来沉重的私人痛苦。中国社会学家王丰（音译）写道：“将来会有更多的中国家长无法依靠孩子养老。许多父母将面临最为不幸的现实：活得比自己的孩子更久，孤零零地去世。”

从死亡率表可看出，一名85岁的女士比自己55岁的儿子（后者有可能因为生病或事故去世）长寿的概率是17%。

除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丧子之痛，老年人还可能会感到丢脸。看到自己的孩子挣扎着应对婚姻、养育子女和工作上的挑战，有多少父母会为要开口向他们求助而感到羞耻？

我们正在做、即将做或是已经做的人际关系和家庭选择，定义了我们的当下和将来。它们塑造了我们今天的社会，并将更加深刻地塑造我们未来的社会。它们把我们的社会项目、私营企业和研究技术的着眼点，从年轻人转移到老年人身上—尽管并不彻底，因为让年轻人对你的产品上瘾仍然蕴含着巨大的价值，但至少部分如此。

每一年，这些变化都会愈发强劲。你所在的市镇议会将讨论把空置校舍转为老年中心的议题。针对那些成年子女先走一步的长者，会出现哀伤谘商服务。我们可能会看到大家庭的回归：三代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欢迎走向人口下降的将来。不，欢迎来到人口下降的当下。

本文经出版方授权“身边的经济学”原创首发，整理自机械工业出版社《空荡荡的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