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的“伯乐”见证了苏联兴亡的全过程_风闻

文：刘怡

       1933年春天，被乌克兰大饥荒搞得灰头土脸的斯大林突然做出一项指示：当前的经济困难主要是因党内混入了“阶级异己分子”，为此必须清党。全体党员要向指定的委员会汇报思想状况，并履行重新登记手续。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赫鲁晓夫同样接到了指示，他的汇报地点是“飞翔”摩托车厂。当考察干部询问他在工作中如何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时，赫鲁晓夫无奈地答道：“我能和谁竞赛，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吗？我哪里比得上他……”

       到这时为止，尼基塔•赫鲁晓夫和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Lazar Moiseyevich Kaganovich）相识16年了，他们的共事经历最终长达40年之久。前三十年，卡冈诺维奇是老大哥，他一手把乌克兰老乡提携进了中央，还在任职的每个地区和部门都安排赫鲁晓夫当接班人。后十年，赫鲁晓夫托庇于斯大林对勋旧集团的清洗，由小弟跃升为巨头，昔日的大哥则沦为配角和陪衬。“铁拉扎尔”本可继续扮演苏联第七号人物，但他好像太过怀念往昔。1957年的政争过后，卡冈诺维奇被贬为钾肥厂厂长，退出了政治舞台。后半生他赢得的唯一一场竞赛是比拼寿命：一直活到了1991年。

       今日的俄罗斯有人怀念斯大林，也有人怀念那个优点和缺点同样突出的赫鲁晓夫，但从未听闻有谁衷心爱戴卡冈诺维奇。他曾是苏共第三号人物，是国家工业化和莫斯科大改造的组织者，却没有任何政治理念或目标：这个人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取悦领袖，继而保住自己那一点点可怜的安全。而他的“安全”，始终是以上百万人的不安全为代价的。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尽管卡氏主持修建的莫斯科地铁及大批公共建筑至今服务于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但他的名字早被历史彻底遗忘了，并且也没有人希望再回忆起来。    

    拉扎尔•卡冈诺维奇（1893—1991）

雷厉风行的“铁拉扎尔”

       卡冈诺维奇身上的红色种子，在他18岁之前就埋下了。这个犹太牛贩之子出生在帝俄基辅省西部的卡班纳村，弟兄四人在20岁前都加入了布尔什维克，长兄后来官至国防工业人民委员，另一个哥哥尤里当过高尔基省委第一书记。家庭熏陶和犹太人的特殊处境使拉扎尔很早成为活跃的工运分子，1911年加入俄共（布）之后，他在乌克兰各地的制鞋厂和皮革厂建立了一连串共产主义小组。1917年春担任顿涅茨克苏维埃副主席时，卡冈诺维奇第一次见到了工运积极分子赫鲁晓夫，并对这位同乡照顾有加。

       十月革命爆发时，卡冈诺维奇是戈梅利市党组织的领导人，并被推举为全俄苏维埃三大代表。内战爆发后，人手短缺的全俄中央执委会匆匆起用了这位年轻干部，派他担任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日的一把手，后来升任土耳其斯坦自治共和国（今中亚三国的前身）党政军和司法领导人。“铁拉扎尔”的绰号就是这一时期叫响的：卡冈诺维奇没有受过多少理论熏陶，行事雷厉风行、讲求实效，能坚决打压反对意见，正适合严酷的战争时期。而他在土耳其斯坦的工作，很快引起了民族事务委员斯大林的注意——正在组建“影子内阁”、准备参与后列宁时代最高领导权争夺的格鲁吉亚人急需一个冷酷高效的急先锋，“铁拉扎尔”无疑是最佳人选。

       1924年，卡冈诺维奇当选为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次年兼任乌克兰共产党（布）第一书记，此时他还不到32岁。有意思的是，卡冈诺维奇对“本土化”政策极为抵触，在他口中，乌克兰的党组织充斥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没一个值得信任。因为卡冈诺维奇得罪了太多乌克兰籍干部，斯大林不得不在1928年把他召回中央，改任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但“铁拉扎尔”很快赢回了领袖的信任：1930年党的十六大前夕，当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公开批评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政策时，卡冈诺维奇刻薄地指责道：“不要以为您是列宁的妻子就可以垄断列宁主义！”

       与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莫洛托夫不同，卡冈诺维奇很早就意识到了服从斯大林是自己唯一的政治出路：论背景他是俄国向来歧视的犹太人，论资历不及曾在西欧流亡的“国际派”，论理论水平不及布哈林等人；虽有一个“能吏”的名声，但人际关系太差，远不足以保证安全。只有成为“能吏加酷吏”，在领袖关心的事情上兢兢业业，对领袖厌恶的潮流毫不犹豫地打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铁拉扎尔”在1930-1947年的作为依据的正是这种逻辑。    

   1931年五一劳动节庆典上，高尔基、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斯大林（由左至右）在列宁墓观礼台

当“社会主义监工”遭遇“伟人晚年综合症”

       从1930年到1935年，卡冈诺维奇担任莫斯科州委和市委一把手，还进入了政治局，但他的确切身份其实是斯大林派驻最棘手部门的监工。1932-33年卡氏一手负责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地区的集体化，把原来的哥萨克村庄连根拔起，迁入“可靠”的俄罗斯族农民，造成了一场大饥荒。1934年党的十七大上，他下令销毁在中央委员选举中反对斯大林的290张选票；领袖投桃报李，提名他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和政治局外事委员会主席。从1935年到1944年，卡氏先后担任交通、重工业、燃料工业、石油各部人民委员，尽管没有莫洛托夫的“王储”身份，但他受斯大林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二号首长”。斯大林甚至让他当了一回“监工”——1930年代的莫斯科大改造就是卡冈诺维奇直接领导的，他全程参与了地铁的设计和建造工作。

       比起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收获的憎恨和赞誉都要更多些。“大清洗”时期，他在伊万诺沃和顿巴斯大抓“人民公敌”，并利用重点整顿铁路运输的机会，枪毙了一大批站长和路局经理。1941年德国侵苏后，内务人民委员部指控他的大哥米哈伊尔•卡冈诺维奇为“法西斯间谍”，一身正气的拉扎尔同志拒绝为兄长辩护，米哈伊尔最终吞枪自杀。不过卡冈诺维奇直来直去的性格、吃苦耐劳的作风以及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在建设时期赢得了不少基层干部的好感，没有他那近乎鲁莽的进取心和意志力（莫斯科大改造期间，卡氏拍板炸毁了巨大的基督救世主东正教堂），苏联的工业化绝没有那么快成为现实。一些御用文人对他的粗暴习气和反知识分子态度也作了美化，吹捧那是一种“工人阶级本色”。

       不过到了1947年，卡冈诺维奇还是被曾经的主人冷落，外放到基辅担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这是斯大林清洗勋旧集团的重要步骤，目的是在冷战开始之前，翦除掉内部的动摇分子。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知道苏联与“美帝”在物质上的差距极其明显，尽管他们在斯大林面前唯唯诺诺，内心却不愿立即开启一场新的冲突。斯大林认为，他的老班底沾染了“面对外国人时的奴性”；只有建立以俄罗斯化的本土精英为基干的新领导层，才能把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推进到底。因此，1940年代末苏联新的“大清洗”以打击“世界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为开端。而卡冈诺维奇的处境尤其不妙——他就是犹太人。

       可怜的拉扎尔！领袖依然需要利用他的组织能力和威望，他在1948年被任命为国民经济技术装备供给委员会主席，负责大工业企业的重建，在十九大上也进入了中央主席团（扩大后的政治局），但在领导人排序中落到第九位。于是，卡冈诺维奇近乎疯狂地迫害他能接触到的一切犹太干部。

1935年，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卡冈诺维奇（前排右二）和他的副手赫鲁晓夫（左二）在视察莫斯科地铁建设工地

“大哥”卡冈诺维奇vs“小弟”赫鲁晓夫

       和其他“国王班底”一样，斯大林的猝死给了卡冈诺维奇东山再起的机会。他在党中央主席团的排名虽然低于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贝利亚，但当上了重要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副总理），还兼任建筑物资工业部长和劳动与工资国家委员会主席。他一改昔日迫害同族的嘴脸，主持了许多犹太裔党员的平反工作。然而真正的危险藏在背后：当时排名仅次于卡冈诺维奇的正是他昔日的小兄弟赫鲁晓夫，这位新任苏共第一书记正在精心策划，要把几个老同志通通排挤出局。

       卡冈诺维奇只比赫鲁晓夫大一岁，但在苏共领导人的代际划分上，却比后者早了一辈。出于乡谊和扶植代理人的考虑，卡冈诺维奇在1925年主政乌克兰之初就着力提拔赫鲁晓夫，后者1918年才入党，十年后却已成为乌克兰第二书记。1930年卡冈诺维奇出掌莫斯科州，马上授意赫鲁晓夫到斯大林工业学院进修，获取晋升所需的学历。尽管赫鲁晓夫最终没能拿到文凭，但并不妨碍他在1934-35年先后接替卡冈诺维奇在莫斯科市委和州委的职务。到这时为止，赫鲁晓夫一直谨守“小弟”的本分。不过到了1930年代后期，“小弟”凭借在“大清洗”中的主动效忠，成功地吸引了斯大林的注意。1944年，赫鲁晓夫升任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开始独当一面。

       “大哥”与“小弟”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1947年：因为乌克兰未能完成前一年的粮食征购配额，斯大林把“铁拉扎尔”外放到基辅，指望他压服持有异议的赫鲁晓夫。但赫鲁晓夫心知肚明，卡冈诺维奇已不可能获得领袖的长期信任，遂玩弄了一把两面手法：一方面继续推进斯大林赞赏的集体化政策，以显示忠诚；另一方面长期称病，怂恿下属抵制卡冈诺维奇的政策，让后者难以立足。卡冈诺维奇倒是不改本色，他在乌克兰完全不关心恢复生产，倒是四处抓捕“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闹得民怨沸腾。

       消息很快传到了莫斯科，斯大林不得不做出选择：赫鲁晓夫在基辅经营有年，虽在具体问题上提出反对意见，但大体忠诚可靠；卡冈诺维奇则是孤家寡人一个，不仅搞不定过去的小弟，连基层干部也是怨声载道。更重要的是，乌克兰的粮食问题本非路线之争，它是斯大林巩固东欧新征服地区的重要步骤——加征的谷物将立即运往波兰、东德和捷克，帮助那里的共产党政权站稳脚跟——在这方面，赫鲁晓夫的作用比卡冈诺维奇要大。几个月后，卡冈诺维奇调回了莫斯科；与此同时，一场春雨降临乌克兰，天公庇佑之下，赫鲁晓夫顺利完成了1947年的粮食征购任务。此后，“大哥”与“小弟”的轨迹开始反转了。

1953年3月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在斯大林出殡仪式上为曾经的领袖抬棺。左列第一人为马林科夫，白色箭头所指者是卡冈诺维奇，在他身前可见布尔加宁和莫洛托夫。

赫鲁晓夫出招，卡冈诺维奇沦为“反党分子”

       不过，私人恩怨并不是赫鲁晓夫和卡冈诺维奇之间最重要的矛盾。在斯大林晚年，他有意削弱苏共中央的领导体制，以集权于个人；所以在斯大林逝世之初，控制部长会议（政府）的马林科夫、贝利亚等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一言九鼎的权威，党的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则处在次要位置。而赫氏的企图在于，通过对外政策失误和“历史错误”这两个方面打击老前辈，逐步把核心权力从政府转到党中央。

       1953年6月，他首先以“企图出卖东德”为理由，说服主席团清洗了贝利亚；1955年3月又以“应对列宁格勒案件负责”和“可能在帝国主义面前退缩”为理由，迫使马林科夫辞职，以较庸懦的布尔加宁继任。紧接着，在国防部长朱可夫的支持下，赫鲁晓夫担任了新成立的国防委员会的主席，从而将武装力量及军工联合体的利益与自己捆绑了起来。

       面对昔日小弟的挑战，卡冈诺维奇显得沮丧而无可奈何：由于1940年末的失宠，他没能控制国家最前沿的工业部门（核工业），在主席团的博弈中先失一着；加上他负责的部门属于比较边缘的机关，没能参与领导层最激烈的政策辩论，也就无缘争当寡头集团的“乐团指挥”。

       赫鲁晓夫倒是没有放过敲打老大哥的机会，他知道卡氏的心病是“大清洗”中的“出色”表现，特地重新起用了曾遭迫害的老布尔什维克斯涅戈夫。当斯涅戈夫在十月革命节的庆典上遇到卡冈诺维奇时，不禁破口大骂：“我绝不会和手上沾满优秀党员鲜血的人握手！”

       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卡冈诺维奇再次遭遇重创：赫鲁晓夫正式向斯大林开火。有人听到“铁拉扎尔”嘟囔：“以后莫非要让那些劳改犯来评价咱们的对错了？”他又一次入选中央主席团，很快成为莫洛托夫“倒赫”小圈子的一员。1930年代这两个人曾为争夺斯大林的信任闹得不可开交，如今开始抱团取暖了。

       1957年6月18日，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失宠的新贵马林科夫、谢皮洛夫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一起向赫鲁晓夫发难，赫氏则召集分散在全国的中央委员，召开紧急全会作为反击。11天后，主席团的决议被推翻，卡冈诺维奇位列“反党”四人组之一，被驱逐出政治局：他的政治生命结束了。

       公允而论，1957年之后赫鲁晓夫提拔的一批大员，在见地和才干上远不及“反党分子”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至于意识形态的僵硬和不思变通，则尤有过之。但个人才能从来都不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凭据，重要的是，老家伙们身上承载着苏联人对“大清洗”的恐怖记忆（“那些人再得势，就会有更多人流血”），并且挡住了新生代干部的晋升渠道（“莫洛托夫大概以为我们还在穿开裆裤哩”），所以必须被踢开。反过来，1930年代被“铁拉扎尔”们送往卢比扬卡和古拉格的老布尔什维克，哪一个不是才能卓越呢？历史在不同的时间，押着的往往是同样的韵脚。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六月事件”过后，卡冈诺维奇消失多年的恐惧突然涌上心头：他担心自己会遭遇贝利亚的命运，或者像斯涅戈夫那样被关进劳改营。他腆起脸给过去的小弟打了个电话，希望对方顾念多年的友谊。赫鲁晓夫官腔十足地表示，只要老大哥“停止反党活动，在党安排的新岗位上全心全意地工作”，就不会有后顾之忧。几个月后，“铁拉扎尔”被打发到索利卡姆斯克，出任乌拉尔钾肥工厂厂长。比起终年苦寒的西伯利亚，司掌全国第一大钾肥厂显然是好得多的归宿。有意思的是，素以野蛮粗暴著称的卡冈诺维奇现在变得通情达理：政治境遇对人的“改造”就有这么神奇。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通过了将卡冈诺维奇开除出党的决议，接着他在钾肥厂的职务也被撤销。“铁拉扎尔”回到了莫斯科，住进伏龙芝滨河大街的政府公寓，颐养天年。由于在斯大林时代积攒了可观的奖金，他的生活虽寂寞但仍优渥，1980年后还获准继续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就诊。

       卡冈诺维奇的“工人阶级本色”在这时也表现得更加突出：他可以一整天坐在院子里，和附近的退休老人一起玩牌，每年也都会手持无特殊待遇的休养证，在普通疗养院与人闲聊。只是偶尔碰上“大清洗”时代的幸存者，气氛就会变得尴尬：“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您曾经指控我反党、开除了我的党籍；现在我已经改造好了，您倒是反起党来了……”

       1991年7月25日，卡冈诺维奇终于病逝；过了三个多星期，“八一九事件”爆发。当莫斯科的年轻人搭乘地铁3号线前往斯摩棱斯克广场为叶利钦助威时，他们并未注意到这条地铁“接生者”的死讯。毕竟，距离“铁拉扎尔”被剥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头衔已经34年，俄罗斯的新青年从未听过他的名字。

莫斯科新圣女公墓的卡冈诺维奇夫妇合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