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自觉探源_风闻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作者：张振 邢霞 

原帖：http://www.cssn.cn/zx/201908/t20190822_4960575.shtml

　　内容提要：新时代坚持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关键要找到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源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化建设经历过一个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逐步走上了文化自觉的道路。这种文化自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包括对传统文化的自觉认识、对西方文化的自觉反思和在中西文化的剖析比较中寻找到“第三种文化”，最终实现从文化自觉走向政治自觉。

　　关键词：早期共产党人 五四运动 文化自觉 社会主义文化

　　作者简介：张 振，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邢霞，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开展各项活动的理论指导。五四时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1]开始学习、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文化，并逐渐运用先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早期共产党人就是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在当时各种文化思潮的冲击下，经过艰苦的探索、比较和深入剖析后，最终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的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这批中国共产党人既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力量，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时的骨干。这一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和李达等为主要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实现了文化思想上的重大转变，成为在中国提倡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旗手和实践者，是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自觉开端的重要标志。

　　一、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的精华一直在世界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了重要影响，但其糟粕也是近代中国贫困落后、饱受欺侮的重要原因之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文化运动中逐渐意识到：启发民智、改造国民性是革命的必要准备。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前，知识分子对文化的种种认知和判断并不是完全理智的，这部分人在国内外局势的影响下，对文化的态度是激进的、片面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更是如此。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并将文化自觉的历程总结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四个阶段。五四时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儒家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从非理性到理性、从片面到辩证的转变过程，开始走上“各美其美”之路。

　　1. 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批判 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文化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总根源，而文化的觉醒是落后的中国强大起来的必要条件。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鼓吹复辟，使尊孔复古之风再起，社会上封建迷信盛行，敬神拜天成了社会文化常态。在这种社会文化氛围下，陈独秀深感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之深，认为要倡导一种新的文化从根本上清除它。他说：“吾国衰亡之现象，何之一端？而抵抗力之薄弱，为最深最大之病根。”[1]陈独秀指出，封建礼教的束缚造成了整个中华民族思想根基上的软弱无力，皇权思想压迫了人们的斗争精神，导致整个社会充斥着不正之风，个体受到落后的文化思想毒害，才会在面对外敌入侵时毫无作为。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认识发生了变化，开始由激烈批判进入理性认识的阶段。“就历史上评论中国之文明，固属世界文明之一部分，而非其全体。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不过儒家之主要部分而亦非其全体。此种过去之事实，无论何人，均难加以否定也。”[2]陈独秀此时批判的孔教，是儒家文化中对于中国数千年封建统治有所助益的纲常名教，他还辩证地指出，纲常名教虽然不能支配当今社会，但是“不能谓其在古代无相当之价值”[3]。这里陈独秀对孔教和孔子本人的认识，是完全不掺杂私人情感的，他反对孔教并不是不承认其在古代社会的价值，而是“因他不能支配现代人心，适合现代潮流”[4]；然而有一部分人借孔教行阻碍社会进步之事，这是为陈独秀所反对之处。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李大钊也像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一样，态度十分严厉。他重点抨击了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厌世主义、惰性、个人主义的缺乏、对妇女的歧视以及同情心的丧失：“国人以专制积习之未除，嫉媢褊激、刚愎专擅之风，仍复漫布于社会，虽素号恂恂之君子，亦时于绅士之风度有亏，斯非中外人度量相越之远，殆吾人之修养有未充耳。”[5]他还批评传统文化对大家族制度的过度强调：“中国现在的社会，万恶之原，都在家族制度。”[6]李大钊强烈反对复辟孔教，他指出社会改造应从破孔教开始。但李大钊并不否定孔子及儒家文化的历史价值，他强调对文化的规律性要有所认识，即“我们若在现今为孔子作传，必要注重产生他这思想的社会背景，而把那些荒正［诞］不经的神话一概删除”[7]。对于孔子学说，李大钊没有一味批判，而是从时代角度出发，提出儒家学说中一部分内容已经不适合当下社会，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应主要站在其不适合当下社会的角度上。匡亚明在《孔子评传》中记录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邓中夏对孔子的看法：孔子生在两千多年前，能做到那样博学、多闻，那样思想深、品德高，甚为不易。邓中夏对孔子学说也持辩证的态度，他认为孔子学说特别是关于“仁”的部分，虽然受到历史的局限带有阶级社会的特质，但一旦进入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就会放射出更灿烂的哲理思想的光辉[1]。早期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开始走向理性，并且主动吸收传统文化中有益的部分。

　　2. 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吸收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将儒家文化与落后文化相提并论，认为儒家文化代表着中国文化落后封建的那一部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用辩证的态度重新审视并逐渐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陈独秀对其以往激烈批判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开始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可取之处：“孔教乃中华之国粹。然旧教九流，儒居其一耳。阴阳家明历象，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明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2]他在回复李杰的信中还谈道：“墨氏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3]在这里，陈独秀把与儒学同时代的非儒学文化也当作大同社会的构成要素。同时，李大钊在承认孔子学说历史作用的基础进一步提出，孔子思想中如果有合乎真理的部分则“取之”，假如不合乎真理则“斥之”，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实现对孔子学说的合理利用。李大钊特别指出孔子学说中有值得继承的部分，尤其在个人修养方面，孔子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即孔子之说，今日有其真价，吾人亦绝不敢蔑视。惟取孔子之说以助益其自我之修养，俾孔子为我之孔子可也。”[4]李大钊不仅没有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敌对情绪，还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而自豪。他说：“吾汉族有世无与比的历史，这并不指记录而说，乃指民族的经历或发展的过程，所以四千年的历史一语，可以说是文化进化的代名词。”[5]李大钊强调，尽管传统文化存在诸多缺陷，但它仍然具有普遍的号召力，因此对传统文化应当加以改良利用而不是摧毁。面对近代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过分推崇西方文化的现状，李大钊提出中华民族要致力于实现本民族的文化自主以应对外来文化入侵。“于文化政治，均当植独立自主之基，以抗彼西洋，拒彼白人。”[6]面对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所呈现出的对抗状态，李大钊没有表现出像陈独秀那样的激烈态度，他更多关注中国传统文化能否适应现代世界的问题。李大钊在理性客观分析传统文化的前提下，进而继承或舍去，然后利用他认为正确的文化成分。他指出：“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而道德之进化发展，亦泰半由于自然淘汰，几分由于人为淘汰。”[7]在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李大钊较早看到了文化自觉对于革命的必要性。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伊始，二人都是坚定的反传统者，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过程中传统文化观的嬗变呈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化思想转变的轨迹。

　　二、早期共产党人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反思与批判

　　一般来说，西方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结构体系，它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然而，近代中国社会在最初学习西方文化时只是看到了其积极的先进的一面，而忽视了它的另一方面。一战的爆发以及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促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反思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本性，上述因素促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认知日趋理性。

　　1. 早期共产党人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深度反思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所暴露出来的政治和文化弊端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反思自省。罗素指出，西方文化的弊端已经被大战显示得明明白白，“‘大战’的爆发表明我们的文明中有那么一些瑕疵”[1]，“这场战争已然造成的损害是无法估量的。不仅几百万宝贵的生命被杀害了，不仅甚至有更多的人受伤致残或损坏了健康，而且整个文明的标准被降低了”[2]。一战消耗了资本主义文明，留学在外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此有切身感受。1919年，留学法国的蔡和森亲身经历了法国爆发的工人群众与工厂主之间的冲突，当时各个行业工人联合起来要求将产业收归国有，法国国内的工团联合会纷纷走上街头，贴出宣言，高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据此，蔡和森说：“他已犯了腐败社会的罪恶，他那痉挛挛的凶势，几使社会成了僵尸。若是我们没法子诊治，他的凶症将充满于全世界。”[3]在世界形势剧烈变化的影响下，国内知识分子也开始对西方文化进行反思，其中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典型代表。陈独秀对西方文化的认知经历了结识和向往、宣传和崇拜、怀疑和抛弃的几个阶段，这一时期正是陈独秀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逐渐怀疑和抛弃的阶段。1915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率先树起民主科学的旗帜，他们把“法兰西文明”视为当时世上最先进文明，发起以推行资本主义制度为政治目标的新文化运动。但民国初年混乱的局势及军阀间的连续战乱使得他们逐渐对资本主义制度失去耐心，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让他们对资本主义文化彻底绝望。长时间以来，近代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十分相信并推崇西方文化所宣扬的和平、自由、正义精神；但巴黎和会后，他们开始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主义文化。陈独秀指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4]李大钊也言辞激烈地批评西方资本国家的侵略行为：“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5]李大钊在赞扬西方民主、博爱精神的同时也表现出强烈的反帝精神，他认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本质是一种强权理论，开始质疑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恃强凌弱的合理性。五四运动后期，陈独秀已深刻认识到西方的众多不良社会现象主要是由“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 造成的，“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6]。总之，一战给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发展带来了危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反思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契机。

　　2. 早期共产党人对西方工业文明劣根性的深刻揭露 鸦片战争后，为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无数仁人志士致力于引进西方的军事、经济、政治模式，但均以失败而告终。直至陈独秀等人提出从文化层面入手运用法兰西文明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时，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推崇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实际上，从文化发展历程看，工业文明确实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但西方文化所隐含的劣根性在一战爆发后才被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所察觉，由此引发了他们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思考和批判。他们提出：“要先进文明，但不要西方列强的殖民文化。”[7]一战给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带来了深刻的教训，他们意识到科学和民主在没有道德力量束缚的情况下有时会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瞿秋白提出，西方文化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现时两种文化，代表过去时代的，都有危害的病状，一病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一病‘东方式’的死寂”[1]。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陈独秀指出，西方文化并不是最先进的文化，“我们并不迷信西方已有的资产阶级文化已达到人类文化之顶点，所以现在不必为西方文化辩护”[2]。他还特别强调：“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3]这里，陈独秀认为是资本主义文化导致了西方社会风气败坏，同时表达了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失望之情。李大钊也意识到西方文化的消极因素，比如他就不赞同西方文化中诸如“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思想主张[4]。瞿秋白则指出西方的资本家们以满足其利益为根本目的，通过不当手段不断掠夺中国人民，却处处宣扬和平、民主的价值理念。“帝国主义无空不钻的渗入中国的经济生活之中。你爱和平，他却不爱，你讲诚意，他却不讲，你自己老实，他却不老实呢。”[5]1919年，周恩来在其创办的觉悟社刊物《觉悟》中刊登了由他亲自撰写的宣言，宣言将军国主义、资产阶级一同列入应该被铲除之列。“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它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6]总之，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劣根性的日益暴露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它的反思和批判两者的碰撞加快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学习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进程。 

　　三、早期共产党人在中西文化比较中追寻“第三种文化”[7]

　　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一开始就不是温情脉脉的学术谈论，而是为了实现民族救亡选择最合适的工具。在二十世纪之初，中国知识界呈现出处于完全对立状态的两种文化主张，即“全盘西化”与“保护国粹”[8]。但是这两种完全对立的文化主张皆不科学：一种是对存在诸多消极成分西方文化完全肯定盲目崇拜，一种是为保护传统文化坚决拒绝任何西方文化（包括有进步意义的工业文明）的传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则将重心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及社会主义文化之间关系的讨论上，重点探求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前途问题，最终选择了“第三种文化”——科学的大众的马克思主义文化。

　　1. 早期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生成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早期共产党人开始逐渐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文化的内涵、性质及其发展规律。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早期共产党人在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中，尝试站在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文化，加快了自身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生成。

　　可以说，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认知是从唯物史观开始的。唯物史观一进入中国，就表现出不同于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特质，李大钊作为近代中国最早向国内社会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选择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释文化的变动现象。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济]的说明”向世人介绍，指出精神的构造会随着经济构造的变化而变化[1]。他认为“这个精神的改造，实在是要与物质的改造一致进行，而在物质的改造开始的时期，更是要紧”[2]，并且“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3]。李大钊还在北大开设了介绍唯物史观的课程，其所著的《史学要论》是中国第一本介绍唯物史观的书籍。1919年，瞿秋白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后，瞿秋白的世界观逐步转向唯物辩证主义。瞿秋白对中西方文化均持辩证观点，认为中西方文化都不能改造社会，进而提倡建设“社会主义的文明”，瞿秋白将社会主义文明看作全人类都适用的一种文化，强调“社会主义的文明是热烈的斗争和光明的劳动所能得到的；人类什么时候能从必然世界跃入自由世界，——那时科学的技术文明便能进于艺术的技术文明”[4]。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相关理论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依靠力量，成为开启近代社会变革所需要的“批判的武器”。1920年，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提出：“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5]这种“不满足”促使陈独秀较快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开始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物质与文化的关系。他说：“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6]通过对早期共产党人文化轨迹和文化活动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在五四运动前后，他们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逐渐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文化的本质与发展规律，开始探讨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文化并实现了自己文化观的嬗变。

　　2. 早期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文化植根于中国社会 五四后期，早期共产党人意识到文化活动融入社会变革的重要性，中国急需的是一种具备社会性、革命性的先进文化，而不是流于表面、不能为改造社会提供动力的文化。五四之前的文化运动历史已经证明，拿来主义不能救中国，全面引进西方文化也不是明智之举；如果外来文化不能与本国的革命环境相融合，就不能充分发挥文化应有的社会功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早期共产党人已经深刻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文化就是适合中国社会的新文化，他们开始吸收、掌握和运用这种新文化，并把它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相结合，最终生成具有本土特质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事实上，作为西方先进工业文明产物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依存于传统农耕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不一致、不协调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中的唯物辩证的斗争哲学符合当时中国社会革命的需要，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化、本土化的前提条件。李大钊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出发，分析了中国社会宗法制度存在的原因，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存在两千年之久的宗法制度实际上是建筑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7]他还特别强调，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封建复古现象是不符合历史和时代潮流的，西方工业文明的进入势必会冲击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动摇中国社会的伦理基础，因此文化向前发展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小农经济必将被取代，建筑在小农经济上的中国封建帝制文化必然会被取代。“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了！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8]可以说，早期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内在基础。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社会，早期共产党人积极开展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实践，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介绍给广大民众。李大钊与《晨钟报》合作开辟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专栏；李大钊还凭借自己在知识界的影响力，逐渐聚集了一批研究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爱国知识青年，这些青年组成爱国政治团体，成为这一时期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重要骨干。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解说》《社会问题总览》等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向国内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上海党组织创办了刊物《共产党》，该刊承担着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党的理念的重任，成为我党历史上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平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文化植根于中国社会的探索实践，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经验。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后，逐渐意识到要改造中国社会仅靠文化运动是不可行的，还是要靠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打破旧秩序、旧制度、旧文化，最终建立起新社会、新制度和新文化。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自觉”，不仅指主观领域下个人意志的自由，还包括自我同集体性社会中实质载体间的互动关系[1]。实际上，从“文化自觉”走向“政治自觉”是早期共产党人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必然走向。

　　1. 早期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内化 随着文化意识的觉醒，早期共产党人开始深入思考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逐步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俄国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已经隐约看到中国革命未来的样子。据林伯渠回忆，1918年时李大钊曾给他写过几封信，详细介绍了十月革命的一些情况，包括俄国布尔什维克“如何组织群众，如何组织军队”[2]。李大钊还区分了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同：一个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一个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3]。对两者进行比较后，李大钊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更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十月革命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意识逐渐加强，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愿望十分强烈。董必武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世界被压迫民众自由解放的先声，也是世界民众势力表现发展的起点”[4]。1920年10月，瞿秋白以特约记者的身份赴苏俄考察，在考察期间发表了题为《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的文章，文中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尽管处于恶劣的环境中，但是还没有觉醒”以及他们“没有知识，没有组织”需要别人来帮助的事实。能承担起“帮助者”这个角色的“只有已经觉醒的中国青年，或者是热心的中国社会主义者”。瞿秋白怀着坚定的“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中国无产阶级与国际联合起来共同为人类服务”的信念来到俄国，希望通过这次旅行与国际无产阶级建立联系，“给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第一次推动”[5]。通过学习十月革命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早期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团结无产阶级和组建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重要性。李达明确指出革命活动必须团结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包括最广，所以革命运动，非网罗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在内不可”[6]。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也特别指出，“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避免”，为了赢得革命“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1]。这一时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已由过去主张自由、民主、平等之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道路转而走向实现更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努力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并开始致力于其政治意识的外化。

　　2. 早期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外化 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内化是早期共产党人文化嬗变的动力源。正如前文所说，早期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目的是探索国家独立和民族救亡之路。在长期的探索过程中，早期共产党人意识到，要真正实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必须把广大工农群众发动起来革命。张闻天提出革命的目标是“去士大夫阶级”，引导革命的应该是工农阶级，而当时劳工阶级因为知识水平不够，不能承担起领导任务，当务之急是“有知识的开导无知识的”[2]。就是说，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行为不是自发产生的，需要早期共产党人做大量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外化工作。

　　于是，早期共产党人主动将文化启蒙与动员工农群众的社会革命道路联系到一起，实现文化自觉与政治自觉的融合。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文化绝不是为了让其背诵其中的原理和结论，而是让广大人民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其灵活运用于革命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只有和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才能汇成革命的洪流，单纯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或是单纯的工人运动都产生不了无产阶级政党。首先，早期共产党人创办报刊，发起革命宣讲，通过多种方式向大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十月革命的详细情况。1920年9月，《新青年》杂志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专门刊登关于十月革命的相关文章。早期共产党人在这些刊物上刊登的文章，内容通俗易懂，主要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揭露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寻找解放的途径。这些文章的发表有助于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产生，鼓舞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其次，早期共产党人还创立诸多研究会、文化书社等文化团体，一方面系统学习马列理论，一方面积极深入工人群体宣传马克思主义，将工人团结在一起。1920年前后，早期共产党人在全国各地陆续组织成立专门研究、交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化团体，并且通过文化团体组织知识青年向工人群体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再次，早期共产党人还组织成立了劳动补习学校和工会组织，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小组成员们还常常深入工厂、码头、铁路、煤矿向工人们传授马克思主义文化知识，通过创立平民夜校、识字班等途径将工人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群众基础。可见，五四前后中国共产党人就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之后的党的一大和二大均作出了关于在工人群体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决议；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人又充分利用自身擅长文化宣传工作的优势，在黄埔军校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主张和纲领，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为后来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打下了坚实基础。

　　正是在文化自觉走向政治自觉的过程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之路。自此，中国革命道路也在漫漫长夜的探索中开始呈现曙光。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多重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18BDJ048）、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媒体时代执政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研究”（16MLA002）阶段性成果。）

　　[1]本文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特指五四时期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并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先进知识分子以及建党前后加入各早期共产主义小组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成员。

　　[1][2][3][4]《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页，第404页，第404页，第462页。

　　[5][6]《李大钊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8页，第494页。

　　[7]《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24页。

　　[1]匡亚明：《孔子评传》，〔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473页。

　　[2]《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8页。

　　[3]《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5页。

　　[4][7]《李大钊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03页，第429页。

　　[5]《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5页。

　　[6]《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页。

　　[1]〔英〕伯特兰·罗素：《中国问题》，〔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2]《罗素自传》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页。

　　[3]《蔡和森文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页。

　　[4]《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页。

　　[5]《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7页。

　　[6]《陈独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

　　[7]曹泳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认识和实践》，〔上海〕学林出版社2015 年版，第78页。

　　[1]瞿秋白：《赤都心史》，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87页。

　　[2][3]《陈独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03页，第82页。

　　[4]《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76页。

　　[5]《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6]《周恩来诗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7]“第三种文化”：1916年李大钊在《第三》一文中提到“第一文明偏于灵，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盖‘第三’之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1918年李大钊在《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中指出：“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而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则终非二种文明本身之觉醒，万不为功。”《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页。

　　[8]王新华：《〈新民主主义论〉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化自觉》，〔南昌〕《求实》2005年第1期。

　　[1][2][3][7][8]《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第67页，第185页，第186页，第187页。

　　[4]《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0页。

　　[5][6]《陈独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第483页。

　　[1]张旭东：《启蒙主义“伦理自觉”与当代中国文化政治——反思〈新青年〉早期论述中的文化与国家概念》，〔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7期。

　　[2]《“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页。

　　[3]《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0页。

　　[4]《董必武传（1886—1975）》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5]《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5页。

　　[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99页。

　　[1]《蔡和森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页。

　　[2]《张闻天早期文集（1919.7—1925.6）》，〔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第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