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里_风闻

  “法治”的确是香港的制度本质，是香港秩序的基础。但也是这个“法治”系统，俨然成为了维持既得利益（尤其是英国利益）的最有效工具。不仅如此，因为是“间接殖民地”，英国或者其他外国势力，它们只坐收渔翁之利，而不用负任何责任。今天，这套“法治”体系已经演变成外国势力固若金汤的“话语权”，它既是特区政府最有效的“监督者”，也是香港变化的最有效阻力。

   新加坡成功经验只有几个字：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里。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在涉及主权和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从来毫不含糊，总是竭尽全力保护之，甚至不怕“得罪”任何一个国家。这和香港的“法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很大程度上说，香港的“法治”能够有效保护原来殖民地者利益，但很难增进香港本身的利益。

   香港特区政府不仅受制于来自内部的各种制约，包括源自制度设计的权力制约和来自社会力量的制约，更受制于外部外国势力在“法治”旗号下的制约，软弱不堪，导致了实际上的“无政府状态”。尽管这并不是说，特区政府不想有所作为，但如此软弱，谁也没有能力把事情做好。同时，尽管追求“公益”成为不可能，但还是有人在大力追求“私利”，那就是隐形的老殖民地者和既得利益者。追求公益的“不作为”和追求私利的“有作为”，便造成了今天香港的现实。

   今天，经过如此长期激烈的社会抗议运动，香港所面临的诸多矛盾都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了，即使那些没有浮上台面和隐藏在背后的，人们对它们也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但这并不等于问题可以得到解决。香港问题的有效解决，仍然取决于回答“谁主香港？”的问题。既然所有这些问题是香港缺失政治主体的结果，在没有一个政治主体出现之前，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香港会出现稳定的局面，这些问题会得到解决。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香港已经完全不是回归之初的香港了，事情已经发生，香港也不能再回到原点。对中国大陆的挑战便是：如何对香港进行第二次“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