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长寿之乡不在与世隔绝的深山，而在贫富差距不大的富裕社会_风闻

文：维舟

说到“长寿之乡”，你的眼前可能会立刻浮现出一幅桃花源式的景象：在一个远离尘嚣的宁静山谷或小岛上，一群遵从世代以来的传统“自然”生活方式度日的老人，在这里呼吸着新鲜空气，以超乎常人的寿命安度晚年。这一神话长久以来深入人心，也召唤着许多人远离城市去寻求更适合养生的田园乌托邦，但事实上，真正能确保人长寿的恐怕正是他们想要离开的现代都市。

这种想法如果放在一两百年前的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那倒是对的：在现代公共卫生体系建立之前，城市人的确不如乡村居民健康长寿。研究城市史的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一书中指出：“数千年来，城市居民一直忍受着不良的、有时则是很糟的卫生条件。”

在《城市文化》中他又承认“城市里的居住环境和居住条件，可能的确就是中世纪卫生条件最薄弱的环节”，19世纪工业化城镇的居住环境更是史无前例地“野蛮低劣”，以至于在漫长的历史上，一座城市要自我维持就必须不断从周边乡村吸纳人口，否则它自身的出生率还赶不上死亡率。在19世纪的英国，伦敦等都市虽然富庶却不健康，那些经济落后的偏远乡村地区，其居民预期寿命却往往是最高的——但这与其说是当时的乡村有多健康，倒不如说是因为工业城市的卫生环境太恶劣了。

在这种情况下，文明社会产生了一种自我厌弃的思想，就像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在《野性的呼唤》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文明程度越高，我们的恐惧就越深，担心我们在文明过程中抛弃了在蛮荒时代属于美，属于生活之乐的东西。”不仅如此，很多人还乐于相信，在那些未曾受到工业社会污染的地方才能保持身心健康，城市中产阶级们想像着“老派人在享受着另一种美好的生活”。

美国企业家亨利·福特虽然因大规模制造T型车而加快终结了农业生活方式，但讽刺的是，他本人却又认为现代城市如“传染性瘟疫般滋长”，并将城市居民“不自然的”、“扭曲的”和“紧闭的”生活与农民“独立的”、“纯粹诚实的”和“健康的”生活相对比。

这种“乡村健康生活”的神话其实并不像它看上去的那样是一贯以来的“传统”，而恰恰是现代化的产物，是人们对城市环境的反应。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一针见血地点明了这种新风尚：“19世纪早期发明了治疗结核病的一种方法，即前往气候更适宜的地方旅行，但医生所建议的旅行目的地却矛盾之极。草原、山林、沙漠、岛屿——地点尽管各不相同，却恰好有一个共同点：离弃城市。”这是后来影响深远的一个模式：很多城市人在生病之后，就想起去乡村疗养，无论是《龙猫》里得了肺病的妈妈，还是现在很多去广西巴马的绝症患者。

由于现代人普遍渴望健康生活，防止慢性疾病并延长寿命，与此同时他们又对城市环境有所不满，这就使许多人将目光转向“传统科学智慧”，相信自然环境和天然食品能有助于达成这一点。

1922年，印度医疗局的英国医生罗伯特·麦卡利森爵士告诉一群美国医学专家，诸如消化不良之类的胃病、溃疡、阑尾炎和癌症等这些在西方人之中如此普遍的疾病，在他治疗的所谓“未开化”人群中几乎闻所未闻，他们“繁殖力异常地旺盛，特别长寿”。他还说到自己曾旅行到克什米尔靠近中国边境的罕萨（Hunza）山谷，说那里的村民普遍长寿，百病不生。他的倡导奠定了美国人对天然食品信仰的基础，也更激起了人们对这类世外桃源的景仰。

然而，1956年一位美国学者在罕萨山谷实地考察后却发现，当地并不缺少疟疾、痢疾、沙眼及寄生虫等各种疾病患者，并且营养不良。他们所谓的“长寿”，极有可能只是因为当地人大部分是文盲，也没有出生记录，因而搞不清楚自己的确切年龄。

罕萨山谷在今天的巴控克什米尔

“自然之道”或许对个人身心疗养有所调剂，但要说实现整个社会的健康水平，那还是有赖于更好的公共卫生条件、更发达的医疗水平、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更公平的社会分配体制，而这些，现代都市无疑都做得更好。换言之，“乡村是长寿之乡”如果在城市工业污染严重的时代还有一定的准确性，那么在公共健康体系日益变好的现代社会，就不免有点时代错置了。

所谓“居移气，养移体”，人的预期寿命一向以来是与生活条件的改善密切相关的。青铜时代的定居生活就已使人类寿命开始延长，因为当时人过上了更好的日子：在定期清洁的房屋中定居、清洁的饮用水、稳定有保障的食物供应，如此等等。但古代的人均寿命改善极为有限，直至现代化进程大大推动了公共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的改善。

1650年，英格兰儿童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仅有32岁，1750年后才超过40岁——这和中国传统时代近似，刘翠溶研究1400—1900年间中国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在35—40岁。

然而在1750年之后，英国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公共健康和人均收入都得到极大的提升，到1871年更成为世界上首个“城市主导型社会”（predominantly urban society，即城市人口超过总人口一半）。

在1686—1871年间，英国人平均寿命从31.8岁增长至41.3岁，之后迅速提升，1933年为59岁，在1950年69.2岁，21世纪初达到78岁。

这主要是由于现代市政供水保障了清洁水源，曾导致大量人口生病、死亡的伤寒、肺结核等疾病的发病率在几乎每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急剧下降。与此同时，医疗护理条件则显著改善，人们也比原先吃得更好、住得更好了，也更有时间和精力去讲究卫生和锻炼身体了。

随处可见的老人是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工业巨头的一道风景

《众病之王：癌症传》提到，在20世纪的前五十年里，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从47岁增长到68岁，“这种寿命的大幅度增长，超过了以往几百年成就的总和。”

德国学者奥斯特哈默在《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中说：“今天，在艾滋病肆虐的撒哈拉以南最贫穷的非洲国家，20岁的年轻人（而非新生儿）的平均寿命预期还不及一千年前的中国和日本。为什么人类寿命恰恰在19世纪呈现‘爆炸式增长’的势头呢？”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因为19世纪刚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公共医学和社会福祉的提升，因而造成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而那些处境艰难的社会之所以人均寿命短，无疑正是因为他们尚未完成现代化。

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计算出，1820年西欧人均收入约为现在非洲人均收入的90%，而1800年西欧的平均寿命约为40岁。从全球人均收入来看，1900—1998年间这近一百年里从1500美元上升到了6600美元，同期全球预期寿命从大约35岁增至66岁。

在现代社会，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减，是这个社会整体形势和生活幸福的重要晴雨表之一。

寿命大幅增长已不稀奇，值得注意的倒是那些预期寿命缩短的特例：在晚清，1830年后出生的人口预期寿命仅32岁，比其父辈（1800年前后出生）短了5岁，这正是中国社会总体形势恶化的写照。在苏联崩溃后，俄罗斯也因社会保障体系瓦解、人均收入下降而一度出现预期寿命下降的情形。

但近二十年来最显著的倒退是在博茨瓦纳、津巴布韦（艾滋病肆虐降低了两国约20岁的寿命预期）和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当地人均预期寿命已缩短20年）。这些说到底都是因为人们的生活在政局动荡、战乱、社会瓦解的局面下，生命无法得到有力的保障。

叙利亚内战爆发前的世界各国人均寿命

不能否认的是，的确也有可能会出现一种看起来矛盾的状况：经济发展导致人的寿命缩短。

《纽约时报》近期就曾刊文讨论这个话题，认为经济繁荣与预期寿命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日本在1960—1970年代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更长的预期寿命，但较小的经济衰退反倒能延长寿命，而严重且漫长的大衰退（美国历史上的“大萧条”时期就是）则导致更短的寿命。

在经济发展时期，通常工业污染更严重，人们的生活压力也更大，其结果是预期寿命增长变缓甚至小幅倒退。但总体而言，当今世界上更富裕的国家通常就是更健康的国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一个人在子宫内就能得到更好的营养，经济繁荣也能使人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更好的医护条件，也能得到促进健康的技能和机会。这些好处可以持续一生，延长人的寿命。

国外研究者发现，有7个因素能独立地影响寿命，保证人长寿：吃早饭、不吃零食、不过度饮酒或吸烟、经常锻炼、保持体重正常、每晚规律地睡8个小时。（《疾病与治疗：人类学怎么看》）

这些因素大体上与是否生活在“田园”中无关，如果说城市居民有时不健康，那更多地是由于生活条件好而易于触犯其中几条（如不吃零食、不过度饮酒或吸烟），又因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而导致常常不吃早饭、缺乏锻炼或睡眠不足。但在那些城乡之间物资丰富程度、公共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差距越大的地区，城市人均寿命就越是高于乡村，那几乎是没有悬念的比赛。

当然，最好是能够两者兼得：既有田园生活温暖宜人的气候和清新的空气，又有充足的物资和良好的医疗条件。

在日本，东京、大阪等都市的预期寿命都很高，但以每10万人中百岁老人人数来计算，2003年全国平均值为16.13，九州25.49，鹿儿岛县30.58，冲绳县42.49，奄美大岛则高达66.06。鹿儿岛、冲绳、奄美大岛在日本都属于亚热带的经济相对落后地方，人均收入也在全国倒数之列，但却是名副其实的长寿之乡。固然，这也因为当地年轻人口流失而导致老年人比例偏高（奄美群岛人口仅12万，在东京和大阪却分别有20万人和30万人的出生地是奄美），但这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作为气候舒适宜人的热带岛屿，当地生活显然比寒冷的北海道舒服多了，不过同样重要的是，当地也享受着日本的高福利、丰足生活和一流的医疗水平。

换言之，现代的长寿之乡并不是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而是城乡差别缩小的高度富裕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