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训传》和《决裂》两部电影看两条教育路线_风闻

（一）武训兴义学与电影《武训传》

1951年初，由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武训传》正在中国热映，电影讲述的是武训通过乞讨的方式兴办义学的传奇故事。武训的事迹在当时不仅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赞誉，甚至还受到了清廷的认可和嘉奖，并被载入《清史稿》。

据历史记载，武训为山东堂邑县人，生于道光年间，年幼家贫，三岁丧父，七岁丧母，乞讨度日。一个低微的不能再低微的乞丐，原本要沉寂于历史的深渊之中无人知晓的，却为何偏偏和教育问题产生瓜葛，在历史的洪流中引起这么大的波澜，皆因他有一颗不甘于因贫穷和无知无识而被欺于世人的反抗之心。

幼时的武训曾拿着积蓄的两百文铜钱求私塾老师收留读书，却遭富家子弟赶出学堂，之后在财主家行佣，地主欺武训不识字作假帐抵赖，武训不仅分文未得还遭财主毒打，早年所遭遇的一切欺辱催生了他要立志兴义学的念头，而他唯一的积累办学之资的手段就是乞讨。经过几十年的乞讨，确实有了一定的积蓄，并感化了一部分社会力量投入到兴办义学的事业，最终将义学办了起来。武训的事迹在他所处的年代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德比孔孟的，也确实改变了一些穷人的命运，并得到了社会的尊重，甚至新中国成立后专门为他拍了一部电影《武训传》。

武训为贫穷的劳动阶级办义学，歌颂他的电影《武训传》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应该得到很高的评价才对啊。可恰恰相反，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将《武训传》视为封建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毛主席在社论中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毛主席确实指出了问题的本质，武训虽为穷人办义学，但是所办的义学却和当时的其他学校一样，都是为了划分阶层并统治劳动群众而服务的，他只是为一部分穷人搭建了一把通往统治阶层进而统治更多的劳动群众的梯子，不可能办出改变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关系进而彻底解放广大劳动群众的义学。

当然，错不在武训，毕竟封建清王朝社会底层的一个没有任何受教育机会的乞丐，能做出这些，已算是壮举了。错的是武训所处的那个时代和文化教育体制，教育的目的是为统治阶层选拔统治社会的工具以维护统治，不是为了培养高素质和高技能的科学家和劳动者并作为新社会的新主人。

（二）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电影《决裂》

而中华民族教育史上的另一个奇迹就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劳动大学创办于1958年，是由劳动群众按照毛泽东的教育理念自己创办的半工(农)半读的新型学校，招收一线的工人农民，坚持社来社去，教育为工农服务，不花国家一分钱，是切切实实劳动人民自己的大学。1958年8月1日，共大总校和向塘、井冈山、大茅山、油山、黄岗山、云山、南城、高安等30所分校同时举行了开学典礼，有学生11000多人，邵式平、刘俊秀等省领导都参加了共大总校的开学典礼，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1959年8月，党中央毛主席在庐山主持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听取邵式平省长关于创办共大的情况汇报，并为共大题写了校名。朱德委员长在会议期间看到了共大井冈山分校的校刊，高兴之余在该校的校刊上题写了“井冈熔炉”四个大字。劳动大学历时22年，曾创下开办108所分校的纪录。

1975年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办学事迹被拍成了一部电影叫做《决裂》，意味着新的教育理念和旧的教育理念的决裂，新的思想文化和旧的思想文化的决裂，电影的故事情节是围绕来自战争一线和“抗大”的龙校长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曹校长之间的有关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的一系列斗争为主线展开的。

龙校长作为坚持毛主席教育路线的革命干部主张教育应该为工农群众的生产实践服务，为培养社会主义的高素质的劳动者服务，教育的理论知识应该来源于实践并应用于实践，教育的方式应该是灵活的。

而曹校长则代表着传统的教育势力和教育理念，认为教育应该独立于生产实践并高于生产实践，教育为真理和文化知识服务，教育的过程应该有标准化的模式，教育效果的评价应该通过标准的试卷进行考试，教育培养的是高于劳动者的知识分子阶层。

特别是，曹校长主张大学应该办在环境优美的城郊，龙校长主张大学应该办在山头办在工农家门口，在招生上也存在着招有文凭和文化基础的学生还是招没有文凭但是有劳动经历的一线工农的矛盾，在教学上龙校长注重实践，曹校长注重书本知识，等等一系列的矛盾。支持龙校长教育理念的学生甚至还贴出了《少讲马，多讲猪和牛》的大字报，认为中国老百姓接触更多而的是猪和牛，而不是马，教育应该贴近实际。最后斗争的结果是曹校长把矛盾反映给了支持自己的赵副专员，赵副专员在整改无效的情况下，打算关闭大学，幸好毛主席发来一封七·三〇指示，肯定了共大的办学理念和办学路线，共大得以保存。

毛主席在得知共大的创办之后，确实很高兴，并在不同的场合确实给予共大很高的评价和赞誉。1961年，共大三周年的时候，毛主席一直惦记着想给共大写几个字以资鼓励，最后于7月30日写成了一封500字的信，被称为七·三〇指示。在信中，毛主席说：“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足见毛主席对这一教育模式的认可。

（三）两条教育路线

毛主席说“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武训义学和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都是为穷苦的劳动群众办大学，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评价和结果呢，主要是他们的教育路线不同。以科举为导向的教育，本身就是为统治服务的，传授的大多是考试之学，而非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义学的学生也大多走科举这一条路，就算有几个穷人的孩子当官了，反而固化了这种体制，于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无益。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教育是以生产实践为导向的，不是为了培养高人一等的官僚，而是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学习和劳动相结合，在实践的过程中开展教育和科研，能够切切实实的改善劳动群众的工作技能，提高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当然，长远来看，更能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

虽然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在特殊的年代和政治背景下，过于理想化了，在当前教育存在很多问题的情况下，不妨回头看看，汲取一些先进的经验，找准教育改革的方向。特别是在教育趋向功利化的今天，只有不再把教育作为划分阶层的工具，而是培养科研工作者和高素质劳动者，剥离教育的非教育功能和逐利功能，让教育回归教育，让追求教育事业的人塌下心来做教育，想当官的和发财的自然就不会想钻到教育者的队伍里了。

而当前劳动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一个很大瓶颈就是社会的认同问题，很多人的观念还停留在科举时代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里，看不起劳动者。如果通过制度改革，建立从有文化有知识的劳动群众中选拔领导干部的机制，走仕途的人只能从劳动群众中产生，问题会得到根本解决，官与民的分化也会被打破。只有社会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尊重职业教育，不再热衷于学历和当官，工农业才会取得更加实质的进步，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也会因此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