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Timetells先生问：香港终究还要回归正道_风闻

   实际上我们只知道香港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而不晓得香港社会还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李敖先生生前痛斥台湾的酱缸文化是：群龙无首，九龙戏水，只讲自我，不顾他人。柏杨于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六日在美国纽约孔子大厦的讲辞中指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地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说到酱缸，也许年轻朋友不能了解。我是生长在北方的，我们家乡就有很多这种东西，我不能确切知道它是用什么原料做的，但各位在中国饭馆吃烤鸭的那种作料就是酱。酱是不畅通的，不像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样澎湃。由此死水不畅，再加上蒸发，使沉淀的浓度加重加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所谓前生因，就是这样”。在近一段时间香港发生的事情表明香港社会中确实存在一种“酱缸文化。”**“香港社会的总体情绪是，这类事情是可以接受的，只要绝大多数公众没有被涉及、被妨碍，他们对此就没有意见。只要他们还不是受害者。”**这名外籍警官的这番话确实捅到了香港市民文化中的“酱缸”味道。

   就拿香港回归的首次立法会议员选举来说，选民似乎习惯于吴稼祥先生所言的“广场民主”。而这种“广场民主”以吴稼祥先生的的解释就是：**广场上一群人聚在一起“开会”做决定：谁是帅哥靓姐，谁说得多，谁的嗓门大，谁有势力那么谁就说了算。哥白尼因为提出“日心说”遭到教会反对而被处死的过程就是这么来的。**既然是选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那么本应当仔细斟酌这个人能否真心代表我的意愿。但恰恰相反的是，黄台昂和游惠贞连当选议员的就职宣誓程序都不履行。旧时民间选个族长那还得有个“德高望重”条件不是吗？那个“黄台昂和游惠贞组合”说好听了顶多就是个没有基本法制意识的操蛋孩子，他们懂得民生大事是怎样一回事吗？他们了解香港的历史吗？如果说“参政议政”，他们除了会说“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之外知道为选民乃至全体香港同袍谋福祉的义务是怎样一回事吗？香港后发发生的许多问题如果从政治组织结构上讲很多问题就出在立法会的选举问题上。港府执政的困局主要就出在这里。“修例”本来是为了打击犯罪缉拿罪犯，这既关乎香港的和平稳定也有利于内地打击犯罪。“修例”问题的出现根底就在于香港社会面对困境，依然撕裂，面对内地，依然纠结。这也印证了台湾那位老国民党人对这种社会风气的悲痛：“做贱自己”。对此，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点出了其中的关键原因所在，并给出了自己的对策：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谈香港困境：中国逻辑和香港发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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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的香港政治制度一般的内地人可能还不了解：香港的法制体系与内地不同，首先是政府的自由裁量权有限，其次是判罪的法定含义不同。港警的执法权没有内地人想象的那么大。再一个问题，按照香港的法律，对那几个参与暴乱的幕后美国人也没有恰当的条款制裁或驱逐。最后要说的就是香港基本法早被外部势力吃透了，所以近来香港的暴乱可以说是外部势力精准布控和香港幼稚的年轻学生的盲目参与的组合。你说的“之前香港政府也有这样的计划，但是被游行否决了。好像是填海造房”是有这么一回事。实际上，自香港回归以来，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从没停止过，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就是英国的高级特工官员出身。所以如果比较港台两地的“酱缸文化”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台湾的中老年人事主体，而香港则是年轻学生是主体。此外在港的很多企业和机构都有国外背景。如国泰航空等等，加上香港是自由港原本就是世界三大谍战中心之一。所以如果发生社会动乱，香港肯定要比台湾复杂。香港的问题是不是死局，关键还要看香港这个“市民社会”（德语的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同一个意思）有没有或者说达没达成“集体的自我意识”（爱德华·希尔斯《反思中国知识传统下的市民社会和市民风范》）。这就是你所说的死局的问题症结。“解铃还须系铃人”，政府的治理当然离不开市民的支持。“填海造地，造福民生”原本是惠民之举，如果市民都反对，那个真就是死局了。再回到上面那位外籍警官的真言：**“香港社会的总体情绪是，这类事情是可以接受的，只要绝大多数公众没有被涉及、被妨碍，他们对此就没有意见。只要他们还不是受害者。”**也可看出香港社会民情的一种“道德混搭”——所谓的“西方文明”与儒家文化中的糟粕混合体，即笼统的，基于极度泛化的“民主自由”躁动与贯穿“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所谓“安分敬制”教化混搭。对孔子强调的“仁政”有一种解释：“老百姓从不曾是社会利益所需行动的自主者，他们构成的是在道德上没有生命力的大众，即他们不会有道德的创举，而至多是服从和用体力辛苦地去履行职责”（爱德华·希尔斯《反思中国知识传统下的市民社会和市民风范》）按照国内学者的概括就是庶民要“安分敬制”。这一点实际上与大不列颠的殖民文化如出一辙。

  不过，现在的香港毕竟不是英皇麾下的殖民地。《基本法》已经确定了香港的行政地位，“两制”的前提是“一国”。尽管是“两制”的政体架构，但运作的内涵必须遵从“一国”的前提。比如教育，教学模式可以照旧，但教学内容必须符合“一国”的要求。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编写教材不能采用英国的官方版本，但可以参考台湾作家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也就是要尊重历史而不是亵渎历史。港人治港不能视殖民遗留的“笼屋”而不加以改善，甚至成为某些外来政客挑衅的口实。

   归根结底，香港的未来总还是要市民与政府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天时地利人和”关键看这个共识何时能到来。

   简单就回复这些，有时间再增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