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蒋介石手令》与历史背景_风闻

2015年6月，由前国民党上将钱大钧所藏的《蒋介石密令手谕》以专场形式亮相保利春拍，终以1782.5万元成交。曾任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主任的邵铭煌先生认为此次拍卖的密令对于研究蒋与民国历史，“史料价值非凡，谓之媲美蒋中正日记，亦不为过”。这批手令结集2卷，共106通、140纸。

本组图片解读的16通手令均出自侍从室，这是蒋介石身旁最重要的幕僚组织，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下属机构，也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直接办事机构。因为其特殊的服务对象、公文事务内容及严格的规章制度，常被蒙上一层神秘面纱。这里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政治中心，国民党所有党政军机关都要俯首听命。图为视察军队的蒋介石。

国民党军在对赣南闽西红军的第5次“围剿”成功后，蒋介石于1935年2月决定结束南昌行营与豫鄂皖“剿匪”司令部，改设“剿总”司令部于南昌，并改组侍从室，使其地位更加重要。就在改组前不久的1月27日，蒋介石对提出请辞的钱大钧写下这封信“慕尹吾兄勋鉴：手书悉，无须辞职，请假满时，来南昌一叙为荷。中正。一月廿七日。”

钱大钧之所以请辞，是因为他此前担任豫鄂皖“剿匪”司令部总参谋长，随着“剿总”的撤销，钱大钧想要辞职后，去争取侍从室之职务。

因为侍从室在当时显赫一时，鼎盛时总共设有3个处9个组，机构人数虽不算多，论其地位却属于最高权力机关，在8年抗日战争时期，侍从室更是凌驾于国民政府各院之上，执行蒋介石的指令，唯蒋是从。图为蒋介石与钱大钧的合影。

钱大钧一进侍从室工作，至1938年2月调任航空委员会主任止，为时2年余。他自认追随蒋介石年久，相知既深，信任亦专，凡不需上闻的细务，都随时妥慎处理，以为蒋介石分劳。而事关重要的机密，多亲自研处，随时请示。虽日以继夜，不敢辞劳。凡内外上下之情，必妥为协调，幸无贻误。图为钱大钧陪同航委会秘书长宋美龄视察武汉空军。

侍从室中人才辈出，例如图中的侍从室二处主任“文胆”陈布雷，此人因才华出众，20多岁就在报界享有盛誉。抗战时期，陈布雷用如椽之笔，写出了多篇激扬民族志气的不朽文章，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侍从室的重要成员权力很大，也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凡是下面要呈报情况、打通关节，最便利的捷径便是通过侍从室；而侍从室出去的人员，也大多在国民党军、政界担任要职。

蒋介石对侍从室的人要求非常严格，比如这通手令，厉声斥责钱大钧“以原电唐塞”的偷懒做法，说他应当先拿出自己的意见附在呈批件上，再上报给自己。“钱主任：以后来电，每电均须先签拟意见，再呈。不得以原电唐塞，叫我自拟办法。中正。”

侍从室中人皆为蒋介石的心腹，除钱大钧和陈布雷外，朱培德也深受蒋介石的信任。比如这通手令“以后呈阅文件，非十分重急之件，皆应先呈交朱主任代批，且择其轻重缓急拟附意见。中正。”文中的“朱主任”，即朱培德，从文中能够看出蒋介石对朱培德非常信任。朱培德（1888-1937），祖籍安宁，出生于禄丰元永井，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早年入云南讲武堂，后历经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始终追随孙中山先生，后作为第3军军长参加北伐战争，战功卓著。历任国民政府江西省主席、军委办公厅主任、国民革命军南京中央军校校务委员、国民政府军训总监部总监等职。

随着公务的繁忙，蒋介石对繁杂拖沓的电文厌烦至极。1936年某月27日，他在给钱大钧下达的手令中这样写道“钱主任：现在呈阅之文电，皆拉杂纷繁，毫无条理，毫不研究简便明了之法，若此下去，不但主管不能抽暇注重大事，而且反为僚属费时伤脑，何以不将中素常所训示者实施，以致僚属发生不良之影响也。中正，廿七日。”他对侍从室的“呈阅之文电”，已经难以容忍，严厉批评这些电文毫无条理、说了半天也没有触及到所要办理事务的方法。

在侍从室中，钱大钧与陈布雷可以说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尤其是后者的文笔，曾协助蒋介石完成了大量的署名文章和讲话稿，其能力深受蒋介石的信赖。1936年6月12日，蒋介石给两人下达的手令这样写道“钱、陈二主任：以后每星期六日下午四时，见侍从室处副与秘书、书记等各一名，侍卫官兵二名，由其主管同来。

每日上午八时至八时半，钱、陈二主任来会报并批核公事。中正，六月十二日。”可见二人在蒋介石眼中的重要性相当。

蒋介石不仅对侍从室人员的工作能力要求很高，而且对他们的生活作风也是非常严厉的。比如这通写于1936年8月12日的手令，明令禁止下属的嫖赌行为。“凡侍从人员，非经中正许可，不得对外应酬宴会，特务员、侍从官等，如有嫖赌等不正行为，一经查明，概照军法从事。中正手令。八月十二日。”

蒋介石非常重视侍从的工作、纪律与效能。曾下达给钱大钧多道手令，要求侍从人员之生活和行事务必严谨，要求侍从干部平日必须进修。对于特务员与侍卫官，则另有要求，轮流派入军校学习，侍卫队优良士兵可挑最优秀5名免考。图为抗日战争时期的蒋介石。

平日里，蒋介石的日常工作安排等事宜也由侍从室负责，他每周七天的时间都有比较固定的内容安排，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后被打乱。从1936年的一通手令里，能够看出蒋介石在作息时间上，喜欢把与外界交往的工作时间放在下午，上午时间应该多数属于他独处和休息。“军委会会报改定每周星期四下午四时起。又凡临时演讲，例如毕业典礼等，如要求参加，只有在每星期二日下午。”

蒋介石对身边的侍从人员在仕途前程上有关怀和特殊照顾，但也强调必须是“有能力与资格者”，并且是“考选”补缺，看来蒋介石对官员队伍建设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同时，蒋介石的这一安排，也安插了自己的心腹到地方军政机构中。比如1936年某月8日，蒋介石下达给钱大钧的一通手令，旨在安排一位侍卫官赴要职上任。“钱主任：湖北保安团长有一缺额，请在侍卫官中有能力与资格者考选一人补缺也。中正，八日。”

又比如这通手令，蒋介石常安排身边侍卫官外出训练锻炼，以增强各方面能力。“钱主任：前令特务员、侍卫官准轮流派入洛阳分校学习，又侍卫队优秀士兵准考每期军官学校，或挑最优秀者（十）五名免考，此次分校与军校招生，有否照送。中正。”此文书于1936年。本通手令中，蒋介石原拟派10人外出学习，可能是又考虑到各方面的原因，又改为派5人外出学习。

蒋介石不仅常派遣身边侍从外出培训锻炼，而且还非常看中英文与射击这两个科目。可能是因为侍从室人员接触外国人较多，应听懂基本的外国语，才能胜任侍从工作。“钱主任：侍从参副、秘书，皆须订定每日学习课目，英文与射击二课为每人必修之科，并指定教员。无论到达何地，必须学习，每月考试，成绩呈报一次。中正。五月九日。”此文书于1937年5月9日。从时间上看，这通手令写于南京。

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德国在军事上曾给予国民政府极大地帮助。蒋介石也常从侍从室亲自询问德国顾问的情况，比如1936年6月23日的这通手令“钱主任：昨日德顾问本令四时半见，为何又传误？四时即来见，是何人负责？查报。中正。六、廿三。”从德国顾问在华综合情况看，推断这通手令写于1936年，时德国军事顾问正在致力于中国军队的整军方案。军事委员会对整军方案作了进一步的规划，初步计划年内完成20个师的整编。

极有可能这就是蒋介石召见德国顾问所谈内容。德国是第一个帮助中国进行抗日战争的国家。

虽然希特勒的法西斯纳粹德国曾经犯下了反人类的滔天大罪，早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在华德国军事顾问献身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事实和功绩不容抹灭。从1927年到1938年的10多年间，共有135位德国顾问在华任职，有30多位德国军人参与了顾问团工作，其中8人客死中国。他们以日耳曼人特有的方式，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军事领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图为德式装备的中国军队。

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下，上世纪30年代，中国国民党军中开始出现头带德制钢盔、身着德式军服、使用德式军械的部队，这就是经由德国军事顾问指导、训练出来的新式中国陆军。这些部队在8年抗战中多次参加重大战役；而由德国顾问协助中国建立的军兵工厂，在抗战时的后勤补给上也发挥了关键性贡献。图为头戴德式钢盔中国军人在冲锋。

抗战爆发前，中日关系已经日趋紧张，随着军情紧急，蒋介石很难再顾及节约电报费这些琐碎之事。于是下达给侍从室这样的手令“以后凡发南京电稿，如为二、三百字以上，则以寄航空或快信为便。如紧急之件，则打电话传达，以免费电报也。中正。”此文书于1937年6月29日。从本通手令的编号看，推测书写时间在6月底，又从连日所发较长文电看，很可能是在29日左右所写。

1938年2月下旬，中日双方的军事情报斗争异常激烈和诡异。蒋介石通过其他渠道得知当时侍从室“所发无线电皆被敌方偷取”。故向钱大钧发布手令“钱主任：属邓刚不可再发无线电，并明告其彼所发无线电皆被敌方偷取，须特别注意。中正。”本通手令文中的“属邓刚”，是钱大钧属下分管无线电情报和联络的机要员邓刚。

随着抗战进入后期胶着阶段，蒋介石再度开始重视侍从室建设方面的相关事宜。1945年2月19日，蒋介石接连向钱大钧发布数通手令，这些手令交办的都是关于侍从室建设的事务，即交办钱大钧详报“侍从室各级人员去年之考绩”，还有规定每周课程与开列必读书目。钱大钧向侍从室各处、组各级人员下达指示，给5天时间，令24日“送呈主任复核”。“钱主任：侍从室各级人员，自下星期一日起，每星期举行小组会议。又，每周课程与书目，皆应规定呈报。中正。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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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钧先后两次在侍从室任职，时间分别是1936年2月至1938年2月20日、1944年12月1日至1945年8月下旬。重新回到侍从室的钱大钧，依然属于蒋介石的心腹，所以放心由他去负责侍从室各级人员的核。“钱主任：侍从室各级人员去年之考绩，应详报。中正。十九日。”此文书于1945年2月19日。本通手令是蒋介石对上通手令所交办事情的补充，除规定“每星期举行小组会议”，规定呈报“每周课程与书目”之外，还详报“侍从室各级人员去年之考绩”。

这几通手令，是钱大钧二进侍从室后所办理的事务，书于1945年2月19日。本通手令是钱大钧接到蒋介石的上通手令后，当日立即办理的整顿侍从室的事务。所以，钱大钧在呈文中说是“奉谕饬办各事”。这些手令，能够保存下来，得益于钱大钧的任职，还得益于他是个有心人，也得益于他对书法的特殊爱好。虽然钱大钧违纪将这些本应销毁的文件保留下来，可这的确也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资料。

图为1945年，钱大钧与何应钦、蒋经国在昆明。1944年11月，蒋介石改组军政机构，军事委员会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驻守云南昆明，配合盟军作战。军事员会参谋总长兼总司令何应钦，负责西南各战区统一指挥及整训。何应钦原任军政部长一职，派陈诚接任。时任军政部长政务次长的钱大钧则调回侍从室。1945年11月，侍从室正式撤销，结束了长达21年半的历史。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不只是历史的过客，我们更是历史的继承者与组成部分。这里有百年前的欢声笑语，也有战争年代的惨痛记忆，历史应求真求实，也不该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