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大笔杆子”施芝鸿的鼓与呼_风闻

文章来源丨新京报

施芝鸿曾先后参与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文件，以及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十七届四中、六中全会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六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

近日，新京报记者从人民出版社获悉，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的新书《改革潮头鼓呼集》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据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本书策划编辑张振明对“政事儿”介绍，该书汇集了40年来施芝鸿以个人名义撰写的同改革开放有关的各类体裁文章约200篇，绝大部分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调研报告、演讲报告、工作研究文章、理论学习文章等，时间跨度比较长、涵盖领域相当广。

其中，不仅涉及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科技下乡、城市房改、蛋奶供应等问题，也包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与思考。按写作和发表时间，全书分为“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进入21世纪以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四个时期。

“该书从一个重要侧面对我国改革开放作了回顾，具有很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张振明说。

1951年，施芝鸿出生于上海，1985年毕业于上海教育学院中文秘书专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曾先后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农业委员会办公室、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浦东新区党工委、管委会政策研究室工作。2000年进入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副主任，2007年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他还曾担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资料图

施芝鸿曾先后参与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文件，以及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十七届四中、六中全会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六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他还曾是20世纪90年代初因鼓呼改革而名震一时的“皇甫平”三人组之一，被称为党内大“笔杆子”。

谈确立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是重大政治决定，也是一个重大历史贡献”

201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首次正式提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了习近平同志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

施芝鸿在书中写道，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党的领导核心”这一提法有双重含义。第一重含义：党的领导核心是在他们各自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上，成为党的政治决断和战略决策上的核心，同时也是党在特定历史阶段上理论创造和理论创新的核心；第二重含义：党的领导核心是在遵义会议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之后，每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代表。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之后，施芝鸿曾作为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之一，在全国所作的50多场宣讲报告中，他反复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确立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这既是十八届六中全会的一个重大政治决定，也是一个重大历史贡献。

施芝鸿在书中写道：2017年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所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贯彻民主集中制”问题。总书记指出，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绝对不是不要民主集中制。我们党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的制度。很多重大工作部署，从部门提出到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要经过五六道关，涉法事项还要到全国人大讨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做到兼听则明、防止偏听则暗，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施芝鸿称：“在年前（指2016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核心问题时又强调，核心绝不意味着无限权力，也绝不意味着可以任性决策。他表示，要正确处理核心与集体领导的关系，更好坚持民主集中制，绝不会搞个人专制、个人崇拜，绝不会搞王明残酷的党内斗争那一套，也不会搞‘文革’那一套。《准则》强调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斗争性也表明，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也绝不会重复过去极左的那一套。”

他写道：“俞正声同志在全国政协传达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常委会上说，习近平同志有很强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作风。他主持召开的每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我们讨论和决策党和国家重大问题时，各位常委同志的发言都是非常热烈的，有时候也会就某些具体问题展开不同意见的讨论。习近平同志总是在听完大家的意见之后，才集中集体智慧作出最后决断。他还说，习近平同志在常委会上充分听取大家意见和建议的民主意识、民主作风，远远超出我自己当年在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主持党委(党组)工作时听取班子成员意见的民主化程度。俞正声同志的这一番话，是对那种所谓确立了中共领导核心，就意味着集权、意味着专制这样的杂音噪音的有力回答，也是对党内外一些疑虑和担心的及时澄清。”

施芝鸿称，在党的领导核心与民主集中制的关系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这个逻辑不能层层往下推。层层提权威、要看齐，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他要求地方和部门的同志一定要认识到，地方和部门的权威都来自党中央的权威，在地方和部门工作的同志都是党派去工作的，不是独立存在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没有天马行空、为所欲为的权力。如果层层都喊维护自己的权威，层层都喊向自己看齐，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就会被虚化、弱化。

“我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指的是，各级党委负责人不能层层把自己称为核心、要求党员干部都向自己看齐，这同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其各级党委(党组)都要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两码事。”

奉调进入上海市委研究室文件起草组工作

“作为改革的受益者、支持者和参与者，谁都不愿退回去”

改革开放启动之时，刚年届27岁的施芝鸿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农业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这是我在结束了7年多上山下乡知青生涯和3年多在上海市郊区‘五七’干校教研组理论教学工作之后，进入的又一个同农业、农村、农民直接相关的工作岗位。”施芝鸿说。

记者注意到，收入本书的同农村改革发展相关的多篇调査报告、工作研究、思想评论文章，都是在这个时期，为我国和上海郊区农村改革鼓与呼。

1980年上海郊区有个生产队成为“百万富翁”引发关注。随即，施芝鸿在《耻于贫穷 勇于致富》的文章中写道，“多年来，我们在宣传‘穷棒子’精神时，走向了以为越穷越光荣的另一个极端。这是从根本上违背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也不符合共产党立党宗旨的。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天职就是要带领群众治穷致富。越穷越革命是对的，但如果越革命越穷，那还要共产党干什么？我们应当带领群众像送瘟神那样，治穷送穷，而不应该一个劲地‘颂穷’，为贫穷高唱赞美诗。”

1983年至1985年，施芝鸿在经过上海市全日制高等教育严格的成人教育考试、以高分被上海教育学院中文秘书专业录取后，在整整两年脱产学习和深造过程中，他钻研中国秘书学历史和专业理论知识。

1986年年底，他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农业委员会办公室奉调进入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文件起草组工作。施芝鸿说，“在此期间，上海正处于由全国改革开放的后卫向前锋的战略转变期。在进入上海市委研究室工作初期，我为改革开放写下的一系列文章，既有为中国改革开放必须全面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鼓呼，也有为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全力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股份制改革、住房改革、副食品生产和消费政策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对外开放的鼓呼。”

1989年，在改革开放10周年之际，不少人担心改革开放是否会退回去，人们焦虑疑惑的声音较多。当年1月，施芝鸿在《试问谁愿从改革之路上退回去》中写道，“作为十年改革的受益者、支持者和参与者，无论是领导还是群众，谁都不愿退回去。”

“当前，改革进入了困难阶段，同时也进入了反思阶段。唯其困难，唯其反思，才会有各种意见和不满。领导者应当从中吸取合理的内核，以完善我们党的改革理论和改革政策，而不是相反。”

跟随江泽民、朱镕基调研

领导干部下基层体察民情贵在有“情”

记者注意到，施芝鸿在上海工作期间，曾跟随江泽民、朱镕基多次调研，并写下了工作笔记。

1988年春天，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由朱镕基担任。当时的“大气候”是主张“改造”思想政治工作，提倡政工干部“兼职化、业余化”，使上海许多企业党政干部感到困惑和迷惘。

施芝鸿在《拨云见日廓清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迷雾》中写道，江泽民走马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深入基层，亲自作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思想政治工作专题调查。“这次调查，涉及全市9大系统57个基层单位。而其中江泽民同志跑得最多的是企业，具体指导最详尽的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施芝鸿称，江泽民每到一个单位，总是鼓励大家讲真话。他本人也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使调查的过程充满了实事求是、平等交谈、互相探讨、解决实际问题的气氛。

他回忆，1988年5月13日上午，江泽民特意到上海闵行开发区的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作为调查第一站。该公司总经理用英文对江泽民说，他对中方党支部抓企业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完全理解和支持的。江泽民听后感到意外又饶有兴趣，也用流利的英语同美方总经理交谈起来。

施芝鸿称，除了深入工厂企业实地调查研究以外，在那段时间里，江泽民还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直接听取基层干部意见的机会，更深入地了解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建议。

1990年1月，施芝鸿曾跟随朱镕基去金山县农村蹲点调查。施芝鸿说，从亲身经历的许多事例中，悟出一个道理，就是领导干部下基层体察民情贵在有“情”。这几年，有些干部到基层去，往往是“招招手、握握手、挥挥手”，而对群众最关心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则漠然处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怀念焦裕禄那样的对群众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的干部就是很自然的了。

“这次随朱镕基同志去金山县农村蹲点调查，当他听到今年农民年终分配缺少资金，原因是应收销货款被大量拖欠的情况以后，焦急万分，第二天就把市人民银行和农业银行的两位负责人请到他蹲点调研的县里，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还建议主管工业的副市长紧急协调，组织受农民欢迎的紧俏工业品下乡以回笼货币。消息传出以后，农民笑了，干部乐了，都说新任市委书记兼老市长帮他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施芝鸿还看到朱镕基发了狠话。朱镕基在金山蹲点调查时，发现有些农村干部大量拖欠集体资金建造私房、装修住房，严重脱离了群众，心情再也不能平静了。朱镕基说1990年是“党风年”，要把抓党风促廉政作为做好农村各项工作的纲，对严重违法违纪、以权谋私的典型，要铁面无私、严肃处理，对干部要有震动，对群众要有交代。

“皇甫平”三人组之一

文章发表后受到压力，上海市委指示淡化处理

1991年2月至4月，《解放日报》连续刊发了4篇署名为“皇甫平”、为改革鼓与呼的评论文章，又一次引发了解放思想运动。施芝鸿是“皇甫平”三人组的作者之一，另外两人是周瑞金和凌河。

施芝鸿在书中称，早在1990年就曾酝酿写几篇谈论改革开放的文章。那时，治理整顿已经进行了两年，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还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感到对改革开放议论得不够，鼓呼也太少，需要写文章讲讲这个问题。当时酝酿过几个题目，但并没有动手写。

1991年春节前夕，邓小平到上海视察了好几家企业，仔细听取了开发开放浦东的汇报，并就改革开放问题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他们感到小平同志是有意识地来上海就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一番新的鼓动的。邓小平关于“要更高地举起改革开放的旗帜”，“改革开放要讲几十年”，“改革开放要更快、更好、更大胆”，“不要一说计划经济就等同于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等同于资本主义”等一系列重要谈话，都有很强的针对性，不仅对上海工作，而且对全国都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基于这样的理解，当时施芝鸿等人认为，应当发表几篇有影响的评论文章，来阐述小平同志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最新思想。

文章发表后，发生了一些争议，“皇甫平”三人组也受到了压力，上海市委也很理解他们的处境，指示淡化处理。

谈及“皇甫平”这个身份，施芝鸿说，皇甫平本身并不足道，无非是在文章中及时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提出并阐释了新形势下关乎中国改革开放全局的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思想上冲破了凡事都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束缚。皇甫平文章引起了国内舆论这么大的反响，证明邓小平同志的思想符合中国实际和群众意愿，具有鲜明的党性和人民性。反对者的思想武器很陈旧，因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根本成不了大气侯。

1994年春天，施芝鸿与周瑞金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任仲平”的署名文章，提出要“上下一心打好今年改革攻坚战”，整体推进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全国两会引发强烈反响。

施芝鸿书中说，任仲平是《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的谐音。朱镕基在参加湖南省人代会的讨论会上，建议代表们认真看一看任仲平的此篇重要文章，他认为这篇文章的创新之处就在于突出了改革的重要地位。

多次参与重要文件起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合式方案覆盖了全党全国各方面意见”

2000年，施芝鸿调入中共中央工作后，曾多次参与党代会报告及中央全会文件起草工作。

资料图

记者注意到，在新书中，施芝鸿的多篇文章都是对上述重要会议的解读，其中还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的产生过程。

施芝鸿说，2011年，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研究制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全国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各级宣传思想文化部门，都建议这次全会最好能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提炼出一个更简洁、更易懂易记、也更方便对内对外传播的、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很重视这个意见，但由于当时全党全国、方方面面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尽统一，主要是对于从什么层面上来加以概括的认识不尽统一，所以，十七届六中全会最终没能完成这个任务。

2012年1月，在筹备召开党的十八大时，各地区、各部门又把这个问题重新提了出来，但还是绕不开一个老问题：究竟应该从什么层面上来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时，中央军委已经提出了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那是着眼于革命军人这一特定群体来概括的；北京、上海两大直辖市也先后提出了对“北京精神”“上海精神”的概括，那都是着眼于一个地域来概括的；还有一些“企业精神”“行业精神”，本质上都是着眼于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的特点提出来的。那么党的十八大报告究竟应当从一个什么样的层面什么样的角度，来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当时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施芝鸿称，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起草过程中，经过听取和整合各方面意见，经过文件起草组反复讨论和修改，最后选择了分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个层面来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合式方案，该方案覆盖了全党全国各方面意见，反映现阶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认识上的最大公约数。

他还表示，作这样三个层面的组合式表述，在思想方法上，借鉴了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从三个层面来论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利益关系问题的概括和表述方法。毛泽东当时提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利益关系，就要既讲国家利益，也讲集体利益、个人利益。那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概括和表述，是不是也可以从这三个层面来进行呢？

“在召开党的十八大的会场内外、我们党内党外，绝大部分同志对这样组合式的表述是赞同的认可的，认为作这样的表述，可以体现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的最大公约数，的确比较全面，也比较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