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黑帮：从上海工人起义的协助者到蒋介石的反共打手_风闻

文/苏智良

上海的帮会起初对国共双方保持中立

自国共第一次合作实现后，南方的国民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各地的有志青年竞相南下，投笔从戎。当时东南各省招收的军校学生，多从上海中转奔赴广州。而控制上海的孙传芳等军阀则千方百计加以阻挠。遇到这种事，军校的驻沪工作人员常常请黄金荣出面交涉，排除障碍，使得青年学子们得以南下。

大革命时期的上海，除了租界外国人势力外，主要有三支政治势力，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左派势力，孙传芳、张宗昌军阀势力和北伐军国民党势力。对选择北洋军阀还是蒋介石国民党作为今后合作的对象，“三大亨”(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之间曾有过分歧。张啸林提出继续支持孙传芳，以求击败北伐军，而永享富贵荣华。黄金荣的心思，恰恰与张啸林相反。在他看来，孙传芳、何丰林等保护他们，完全是为了钱财。黄金荣与孙中山先生就有不少交情，而今日的蒋介石又是昔日的门生，因而从感情来讲倒向国民党。因此，在“三大亨”议论前途时，黄金荣说过一番话：

革命军是孙总理的子弟兵，蒋总司令是中国的救星，回想从前十几年里，我们这些河浜里的泥鳅，承蒙革命党的大人先生交关看得起，今天不管革命军用不用得着我们，我们都要尽量出力。到了现在还想去跟军阀勾结，那是我绝对不赞成的。

对此，杜月笙与黄金荣亦有同感。于是，“三大亨”决定配合北伐军，尽量瓦解直鲁联军。在2月24日，奉系军阀的直鲁联军10万大军在毕庶澄率领下到达上海后，毕本人立即受到“三大亨”的精心接待，四马路(今福州路)会乐里富春楼灯火通明，“花国大总统”使出浑身的解数，将毕庶澄弄得晕头转向，竟一声令下，将总指挥部设在了富春楼上，最后当然是无力与北伐军对抗而彻底瓦解了。

但是，对付共产党就不那么好办了。

自1921年后，中国政坛上的诸多政派之争，日益简化为国共两党的较量。作为中国政治中心之一的上海，自然受到这两党的高度重视。国民党在工商界及知识分子中悄悄地发展其组织，而共产党则将它的支部推进到工厂和学校，总工会手下的工人群众就有80万人。国民党一大之后，国共两党虽一度携手合作，但终究貌合神离，双方按各自的系统和逻辑发展，斗争日趋明朗化。自然，他们对流氓帮会这股活跃的社会力量不会弃之不顾，双方均通过各种渠道与其进行联络接洽。尤其是国民党方面，他们要控制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必须求得正日益强大的上海帮会势力的合作与帮助。

而对黄金荣等来说，他们懂得选择国民党还是选择共产党也许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即便是同蒋介石有过师徒关系，黄金荣等仍谨慎从事。当输赢尚未见到分晓时，他们故伎重演，采用江湖上“刀切豆腐两面光”的手法，保持中立，观望等待。

北伐战争爆发后，为了组织和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共中央专门成立特别委员会。1927年2月28日晚上7时，中共特委会在租界里秘密开会，出席者有中共中央总SJ陈独秀，还有瞿秋白、罗亦农、赵世炎、尹宽等。特委会委员、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报告了与杜月笙联络的结果：

杜月笙我今天也见到，说他愿保护工会，要我们尽管到法界开会与设机关。前次王丰里被捕后，他即与总巡去说，总巡很生气，所以即把中国包探捕去数人。他又说我们可备叫子，如有人来被捕，可吹叫子。就(如)捕入捕房，他可想法释出。

3月2日晚，中共特委会开了两个会议，一是讨论工会和军事工作，二是研究群众运动、宣传和军事。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彭述之、王若飞等参加，汪寿华报告了与杜月笙交谈的新进展：

今天又见杜月笙，法总巡今日他去约，明天同他去见，他要我简单说明点共产问题，鸦片问题他去接洽，以后仍请帮忙。款他可筹五千。法捕总巡来联络感情，并说法界治安可共同商量，法总巡要与工会的人见面。

工人运动壮大，帮会讨好中共

1926年冬，如火如荼，黄金荣等鉴于中共和工人纠察队的日益壮大，还以积极的姿态靠拢共产党。据档案记载，“三大亨”曾指派徒众参加武装起义，加入总工会，并在纠察队中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1926年10月24日，上海工人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时，国共尚在合作时期，黄金荣等派出4卡车的人马从法租界协助共产党进攻徐家汇警察署。此外，黄金荣等帮会上层则千方百计与中共进行接触，而共产党方面也期望能争取上海流氓帮会势力，至少能使他们中立而减轻阻力。于是，帮会集团遣派杜月笙与中共代表汪寿华保持联络。

这种关系何时建立的尚需考证，但汪寿华至少在两年前就认识杜月笙了。原来，1925年五卅运动时，汪寿华就已是上海学生会的主要成员，租界巡捕房要逮捕汪寿华，杜月笙获悉情报后，便在纸上画了一个八卦，送给汪寿华，汪寿华得到暗号后立即转移。因此汪寿华十分感激杜月笙。当年，上海工人中加入各类帮会的比例很高，所以，作为工人领袖的汪寿华与帮会势力颇为熟悉，甚至有人说汪寿华也加入过帮会。到工人武装起义时期，杜月笙作为黄金荣集团的代表，再三向汪寿华表示，“愿保护工会”，欢迎共产党在法租界进行活动，如果一旦有干部被捕，他们还可以设法保释。此后，黄金荣集团为中共提供了如下的协助：

一、筹款，资助上海市总工会扩大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二、介绍共产党与租界当局建立联系，安排汪寿华与法租界官员晤谈，以协调双方的关系。

三、提供情报，如把军阀要搜捕中共负责人的消息及时通知共产党。

四、派人保护法租界内的中共人员，协助设立党的机关，派人帮助安装电话，为中共在租界内召开会议提供会场等。

根据现在发现的资料，当时黄金荣集团与汪寿华之间的接触是相当频繁的，在1927年2月28日至3月8日的9天内，仅杜月笙和汪寿华之间的会晤便达到8次。

为什么黄金荣集团会与汪寿华建立如此密切的关系?

第一个原因，黄金荣集团必须考虑在共产党掌权的时候，能确保利润丰厚的鸦片买卖系统的安全。因此，杜月笙作为代表与汪寿华谈判时，杜月笙明白无误地传递了这一信息。

第二个原因，工人武装起义的矛头是对准了北洋军阀，以响应北伐军，而黄金荣集团也参与了国民党的反军阀活动，如奉国民党驻沪特派员钮永建之命，勾结、软化直鲁联军军长毕庶澄。所以最初，在反北洋军阀方面他们与中共的目标是一致的，是同盟军。

第三个原因，由于上海工人队伍力量的惊人增长，给当时的上海似乎预兆了一种革命的前途。黄金荣集团企图通过援助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纠察队而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杜月笙曾一再向汪寿华暗示，北洋军阀与租界当局都曾要求他们参与对抗中共的军事行动，但均被他们拒绝了。在中共特委会的记录里，黄金荣集团开出的条件便是：“无论你们有与没有，(我们将)始终保护你们，但以后你们要帮助我们”，“现在我帮你们的忙，将来你们应帮我的忙”。

第四个原因，他们想通过这种关系来窥测共产党的意向和虚实，并麻痹工人纠察队。后来汪寿华便在反共暴风雨到来的前夕，惨死在杜月笙之手。由此可见，黄金荣集团帮助中共从本质上来说只是一种政治投机，也是一种假象，事实上他们一直在等待机会。

最终投靠蒋介石，充当反共急先锋

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发展，当黄金荣得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就是他的徒弟蒋志清时，颇为得意。3月中旬，蒋介石特派代表王柏龄(第一军副军长)、杨虎(总司令部的特务处长)和陈群(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先后到上海，带着秘密使命化装潜入了黄公馆，先与黄金荣会晤，然后由黄召集张啸林和杜月笙来密商合作反共清党事宜，并负责统一指挥。然后，杨、陈两人又到杜公馆再次密谈。

这个“化装潜入”，说明蒋介石非常看重这一着棋，还担心外界知晓。王柏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在黄埔军校曾与何应钦齐名，为“四杰”之一。杨虎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记载，在上海反共的关键时刻，“与当地闻人黄金荣、张啸林、虞洽卿、王晓籁、杜月笙等深相结纳，请其协助”。

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高昌庙，但让他非常扫兴的是，当他的武装车队准备浩浩荡荡进入法租界时，却遭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阻拦。一路凯歌行进、堂堂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竟不能进入租界，卫队的士兵们愤愤不平，正待发作，这时黄金荣闻讯亲自出面，并迅速与法租界上层打通了关节，表示蒋介石入法租界首先是为了探望黄金荣，于是蒋介石才顺利带着卫队进入了法租界。

蒋介石的车队首先来到钧培里黄公馆，接着黄金荣与蒋介石师徒到二楼密室单独会谈。寒暄后，黄金荣首先提出退还当年蒋的门生帖子，其实这件事，早在蒋介石到沪以前，黄金荣就已经对虞洽卿说过了，在上海滩混了几十年，这点规矩与雅量黄金荣还是有的。因此，当黄金荣表示：“总司令亲自到我家来是我的光荣，过去的那段关系已经过去了，那张红帖我找出来交给虞老送还。”此后，绝不以先生自居。

蒋介石当然也十分高兴，口中一再表示：“我总是你的学生。过去承黄先生帮忙是不会忘记的。”然后从怀中取出一只金灿灿的外国金挂表，送到黄金荣面前道：“这是我送给黄先生的纪念品，聊表心意。”黄金荣接过金表，连连称谢。这件事有多位知晓黑帮内幕的帮会中人说过，如黄振世就有回忆录问世。

接着，黄金荣把张啸林和杜月笙介绍给蒋介石，在场的还有杨虎、陈群和程子卿等。蒋介石对黄金荣、杜月笙等说：“将来有些重要工作，还希望借重你们!”

以后的数天里，黄金荣又与蒋介石密谈了数次。在这种情况下，黄金荣召集上海黑社会的头目议事，但他对蒋介石能否制服共产党，缺乏信心。在“三大亨”里，杜月笙最为坚决地支持蒋介石，他认为机不可失，只有参加反共，将来才有政治地位。杜月笙对黄金荣说：共产党胜利了，我们决不会在这个“共产”的政权中得到好处，只会与国民党同归失败的境地。与其这样，还不如全力与国民党合作反共，使国民党取胜，才有前途。

于是，上海帮会决定投靠国民党。这时，租界当局和英法美三军驻沪司令巴尔雪、邓坎、白多楼也敦促黄金荣等保护租界，打击“赤色分子”。

在历史的抉择面前，最活跃的要数杜月笙，其反共的积极性要高于黄金荣。于是帮会首先拒绝汪寿华方面的种种支持与要求;其次监视中共和纠察队;再次恢复“中华共进会”，召集旧部，建立武装力量，决定必要时对纠察队“施展铁腕”，“一举加以解决”。黄金荣、杜月笙等还向蒋介石表示：愿意承担反共的具体工作，“全力协助，义无反顾”，“即使赴汤蹈火，我们也乐于从命”。不久，他们就带领一批“中华共进会”匪徒扑向上海总工会，与工人纠察队发生摩擦，为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找到了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