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附体：建筑的感官世界_风闻

作者：母卓尔、骆奕

“建筑的意义更在于创造合适的氛围而不是特定的形式语汇。”

“建筑在社会中作为一种沟通的场景，它的美在于它有益于人类健康与自我理解这一意义。”

“一栋房子里，不同的房间和其对应的情感是通过文学语言和暗喻来描述的，以此表现每个房间的尺度、材质、颜色和气味，以一种渐增的回忆般的性张力，成为一种设计居所的理论模型。”

推荐语

本篇讲座由耶鲁大学建筑系翁佳推荐

传说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在聆听铁匠敲击铁器的时候发现了和声的概念，他通过反复的实验找到了音调之间的数学关系，并从此衍生出了五度相生律——音律的创造起始于对于不和谐音的驱逐。Perez-Gomez在文中也提到了将建筑描绘成凝固音乐的歌德。在谈及他的形态学时，歌德曾将自然界的植物形态与音律做对比。形态学包含了生命无穷无尽的变化，也正因无穷才可能滑向无定形(Formlessness)的深渊。而音律则是除去真实的噪音后进入纯粹象征形式本身。对于歌德来说，如果艺术与自然之间的竞争存在，那么艺术的胜利即在于它对于象征形式的把控——音律(temperament)胜于时间的绵延(temporality)。建筑，相对于自然环境，则是排除绵延的时间以及噪声，从而塑造象征空间的器皿。

如果问Perez-Gomez什么是建筑，他恐怕要回答”建筑即气氛。”Perez-Gomez对于建筑的理解带着浓重的现象学气息。建筑的本质并非真空中的永恒形式，也非可持续技术的载体，更非平面媒体上供人消费的秀色。建筑的真谛在于人的情绪与周围环境的和谐。Perez-Gomez试图把在形式主义和技术主义传统中出窍的灵魂重新放置回肉身。而他的概念工具即是标题中的和谐。现象学中，和谐的英文是Attunement，翻译自德文词语Stimmung. 在德文中Stimmung包含音调，情绪，和气氛这三层含义。Perez-Gomez关于和谐的讲座也依循这三层意义展开。建筑与音乐的类比由来已久。音乐往往被形式主义者们视为至高无上的艺术门类。声音的转瞬即逝使得音乐成为了最纯粹的形式，被音乐弹奏的情感则是形式与肉身最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既具体又难以描绘，如同存在本身。对于Perez-Gomez而言，建筑与语言也有着另一层关系。语言无法解读建筑的意思，设计者无法书写建筑犹如书写一本使用手册，而使用者也无法解读建筑如同解读一篇论文。Perez-Gomez认为建筑的近邻是诗意的语言，通过诗意的语言说出的不是建筑的意思，而是它的意义。

当Perez-Gomez将音调，情绪，和气氛合为一体理解的时候，他似乎忽略了环境的层次。我们未尝不可将Stimmung的三重意义理解成建筑环境的三个层级。音调表示建筑的排他性。建筑是通过驱逐噪音来创造。情绪则是建筑与人感官最直接的联系。而所谓的气氛则是自然与技术共同塑造的结果——讨论建筑无法脱离开建筑形体与建筑技术相辅相成的关系。音调，情绪，和气氛或许并非同义词，而是相互耦合的三个系统：音调是政治的，情绪是审美的，气氛是技术的。而建筑与人一样，无法脱离开它们中的任何一项而存在。

讲座正文

媒体、几何形式与建筑意义

媒体中的建筑常常显得十分诱人，然而，在如今的全球技术世界中，我们尚不清楚建筑究竟有多重要。建筑学科一直在试图寻求与科学、工程和艺术的关联以建立其正当性，此趋势从19世纪早期持续至今。到现在，学科中有两派主要的立场，一派所捍卫的是有无穷可能的、通常很引人注目却并无必要的形式创新，这种情况在建筑商品化的背景下愈演愈烈；而另一派则狂热地追求技术可持续性，但同时又还保有现代思想的一些错误假设：发展，和永恒的经济增长。总的来说，现代建筑似乎无力或不愿意去解决那些曾经在历史上驱动它的问题，去解释人类的奥秘，去解决生物学带来的意识之谜，去应对我们的精神追求——而这和造一些仅作为应对技术带来的问题的权宜之计的房子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我们仍然停留于炫耀建筑作为一种创造或工程的自主行为、一种纯粹效用行为的固有特性，那我们就忽视了建筑处于社会环境中的意义，而这种意义是自下而上出现的，是通过世界上不同文化的风俗习惯呈现的。然而，现在的很多建筑往往与它理应扎根的土地完全脱节，与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故事毫无关联，因而也难以有益于他们的身心健康。

在最近几年，电脑软件极大促进了几何形式的创新，这在20年前完全是不可想象的。新奇的事物不断涌现，电脑屏幕上每天都会出现的新生事物似乎成为了品质的象征，而无穷尽的建筑照片似乎在印证这一点，这些照片通过多渠道的建筑与设计订阅发送给我们，它们有的熟悉，有的陌生，有的甚至十分奇怪。这样一种创意的汹涌甚至是挥霍让有些人激动不已。然而，建筑师、建筑学学生和建筑的使用者，对这样的“进步”带来的所谓的好处却愈发产生怀疑。不熟悉的形式可以出现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而它们出现的原因与当地的文化和习惯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我们不能轻易认为这就是真正的建筑的价值所在，也不能认为形式的游戏就能自动生成意义。

人类意识与建成环境

目前，脱离自身所处环境的全球化建筑项目不断扩增，小型项目越来越少，跨国公司不断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呈指数级生长，而在城市容纳了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口的同时，城市环境却经常令人感觉很不友好，不论它们处在怎样的地理位置，不论它们的生态环境如何。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后工业时代的城市有了更加卫生的环境，对人类生活更加有利，但实际上，后工业城市仍然给人类带来巨大的不适，为那些有所追求的人们带来绝望，甚至是极端的意识形态激化。

当代人对环境的漠视，对自然和生物圈的剥削，以及由我们浮躁的心态和电子产品导致的对城市环境的冷漠，让我们不得不强调城市及其建筑的实体环境(physical environment)的重要性，它们是人类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时错误地将意识(consciousness)和注意(attention)混淆，认为我们能够真正生活在屏幕中，认为我们其实是社交媒体中的形象的化身，认为电信是真的沟通——然而并不是这样。人类的沟通最首要是通过对话、气氛和手势来传达，书写和等其他形式虽然能呈现信息，但却无法削弱真正的沟通的地位。我们或许会认为，只要能够通过口头或工具来表达就足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表征意识(representational consciousness)仅仅只是冰山一角。在意识方面，我们的共性远多于不同。当我们醒着的时候，80%的意识都是预反思意识(pre-reflective consciousness)，既不是潜意识，也不是无意识，而是先于反思的意识。而且，我们的意识是活跃的，绝不是被动的，即使视觉感知也不仅仅是视网膜背面产生图像而已。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高清的，因为我们的身体能够通过运动与观念的能力而活跃于世界上，并让我们能够去思考和理解这样一个世界。而如果没有这样的身体，我们的世界将会是模糊和像素化的。

*法国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认为，预反思意识也是第一等级的纯粹意识，是没有人称的超越意识，它并非个人的，仅仅是关于某个事物的意识。而所谓的自我则是反思意识，是第二等级的意识的产物。

我想强调的是，当代认知科学和神经生物学界已经认识到，环境是动物和人类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点在20世纪的现象学哲学家中一直备受争议。就像每个动物都有它自己的周围环境，这个环境世界拥有其特定的有机形态和生物性质，对人类来说也是如此。比如说，苍蝇和猴子的环境世界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在每个苍蝇或猴子寻找其特定的体内平衡模式的生命过程中，这个环境世界都与之共存。换句话说，我们的个人意识并非来源于大脑，它是具身化的(embodied)——我们的神经系统有丰富的感觉，我们有特定的身体形态与方向感，我们双足行走，有明显的前后、左右、上下的区分，有向前的视野，和能够思考星体规律运动的能力；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的意识一直是在地的(in place)。尽管很多人持有所谓的意识的内在性的假设，但事实上，如果没有地点，就不存在人类意识。心情和情绪 “在世界之中存在”，它们应该是建筑与城市设计的重要关注点。这个看似是悖论的观点在我的书中有所解释，紧随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和尼克·克罗斯利(Nick Crossly)在关于社会化身体的首要地位的观点之后。人类意识的内在和外在的组成部分一直都在通过身体运动而相互作用，它们以文化习惯的形式组成了非表征的知识(non-representational knowledge)，而这远在事物获得我们的注意之前。因此，人类意识的内在和外在的组成部分互为条件，随着时间推移和生命的延续，它们不断进化。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建成环境是无处不在的，它影响着我们的想法与感受。建成环境既可以有益于我们的健康，也可能对我们的身心带来损害，而在目前的失调的建筑与城市实践的背景下，有害的情况十分多见。

*梅洛·庞蒂(Merleau-Ponty, 1908-1961)是法国著名哲学家，存在主义代表人物。受到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的影响，他将身体引入现象学，认为身体总处在世界之中，世界在身体的知觉中本真地显现。

因此，我的《和谐：现代科学危机之后的建筑意义》这本书试图提供一些不同于平庸的形式主义和可持续性的话术的关于建筑与城市设计的思考。同时，我也将全球技术世界的背景下，建筑学想象中不可避免的复杂条件和责任纳入思考之中。当建筑学的想象是为了新颖或为了消费主义服务时，它是有一定危险的，尽管如此，我们也绝不能为了意见一致、为了算法的生成等情况而放弃个人的想象。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正确理解叙事语言中的想象的来源，以及它是如何通过材料的特性来呈现的。现代性要求建筑师能够“做实验”，而催生了一大批关于创造更美好的人居未来的想象，这确实是一种发明创造的模式，但我想补充的是，如果这样的实验要更有意义，它就必须对既有现实及其价值采取一种更加谦逊的、有修养的、在诠释学意义上更加开放的态度。

当我们没有在观测时，世界似乎是固定不变的，尽管如此，物质在本体论的层面上并非先于意识：量子力学为这个事实提供了简单但让人困惑的证据。与之相应的是，建筑学的意义不能仅仅从几何形式中产生，并自上而下地作用在客体上，无论这个几何形式是由“明星建筑师”演绎发明的，还是从算法软件中生成的。我的第一本书《建筑与现代科学的危机》向一些似乎被历史上的建筑实践（包括早在古埃及时期的建筑实践）所证实的假设提出了质疑。简单总结一下我的观点：几何是由人类心灵所制造的，几何在前现代文化的建筑实践中至关重要，那时人们认为经验世界处于长期的无法预测的变化之中，而建筑所具有的欧式几何的形式和匀称的布局所参照的是对人类知觉来说唯一稳固的模式，这种模式就集中体现在神圣的穹顶，以及人眼所能看到的由数学决定的星体运动中。这就导致建筑成为了对宇宙的模仿，这种情况在西方和非西方文化中都持续了上千年。然而，由于科学革命及其在19世纪早期带来的技术利益，这样的几何形式被工具化，用来实现今天我们的技术世界中十分常见的生产模式，甚至与其欧式几何的，最初从触觉得出的公理相悖，因此，我们不能再认为这样的几何形式具有本质的意义。

创造氛围

我和包括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和尤哈尼·帕拉斯玛(Juhani Pallasmaa)在内的一些当代建筑师和建筑作家观点相近，认为建筑的意义更在于创造合适的氛围（atmospheres）而不是特定的形式语汇。我最近的作品以跨学科的方式来阐释这一立场，其中我并没有将氛围仅仅理解为对效果的主观安排，而是强调了氛围作为人类惯常生活场景中的情绪的表达的重要性。这本书解释了我们是如何通过人类生活的沟通场景——氛围——来理解建筑的，它既是认知层面，也是感情层面的。而这种理解超越了18世纪美学所错误构建出的“建筑即装饰过房屋”的常见失败定义。

氛围这个概念有一个优点：能立即让我们质疑客观主义美学——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混淆，它将审美经验简化成审美判断。但是，由于氛围这一概念旨在克服传统笛卡尔主义的客观——主观二元论，这个概念具有本质上的矛盾性，其体现在建筑中的复杂性就非常难以把握，也时常会引起误解。很明显，氛围与情绪是可以由建筑的使用者来改变的，举个例子，如果我在一个汽车旅馆的房间中点几支蜡烛，某种程度上我就能把房间变成爱的殿堂。可以说，我们能立即感知到氛围，氛围也不仅仅影响我们的心智，也会影响我们的预反思(pre-reflective)意识。然而，氛围如果要真正具有建筑意义，让环境更加和谐，那么它必定有某种程度上的恒定性，在此之中，形式、材料和细节必定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必须通过追溯建筑历史和理论来把握氛围这一概念的根源，以及从离我们更近的18世纪的建筑理论中把握调性(character)这一与氛围近似的概念。

建筑与音乐

当我开始我的研究时，第一步就是在欧洲建筑的历史起源中追溯人们对和谐的实体环境的关注，以及在希腊和罗马文化中追溯人们对音乐上的和谐环境的关注。关于建筑与音乐的类比，最有名的是歌德所说的“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个类比出现在几乎所有比较早的建筑论文中，甚至现在都还会被很多学术文章、学生作品和竞赛介绍提及。然而，这个类比常常被误解为形式层面的类比，人们认为，既然音乐总是通过比例与数学来实现和谐的效果、产生美妙的声音，那么这一定也能以某种方式转译到建筑形式中，因而人们总是试图通过比例控制来追求建筑各部分的一致性和整体性。事实上，如果更深入地研究西方理论文本就能发现，从一开始，这个建筑与音乐的类比就包括了形式转换之外的更多内涵。最核心的问题实际是设计出能有益人们生活的环境，它应该是和谐的、平衡的。因此，建筑给人的空间体验就类似人们对音乐的体验一样，能够通过基本的情感知觉传达出有诗意的意境。然而，有些奇怪的是，氛围所带来的和谐却在如今常常被理解为主观性质的问题，这恰与传统语境中数学的客观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现存最古老的的建筑理论书籍——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中，对于音乐与建筑在追求美好生活方面的类比就已经非常明显。建筑在社会中作为一种沟通的场景，它的美在于它有益于人类健康与自我理解这一意义。维特鲁威并不关心创新和效率的问题。如果建筑物的各部分必须根据数学比例成一定比例关系，那这不仅仅是形式构成的问题。主宰着音乐和宇宙秩序的一系列数字同时也成就着一个和谐的城市，它是一个在时间和空间层面都和谐如音乐的环境，而这也是好的建筑的原始基础和必备前提：一个良好而健康的生活环境。自文艺复兴之始到17世纪巴洛克时期之终，和谐与节制一直是建筑理论中的核心价值。在书中，我详细阐述了这个持续存在于建筑理论中的有关音乐的类比，考虑到了它的文化中心性，并纳入了对音乐理论的历史的讨论。

其中一个很有趣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例子是帕拉迪奥设计的位于维琴察的帕拉迪奥巴西利卡(Palladio’s Basilica in Vicenza)。在顺应当时的复调音乐理论（the theory of musical polyphony）潮流下，《建筑四书》(Quattro Libri)里首次将“比例”（proportionality）纳入西方建筑史中的“三维空间”（three dimensions）探讨中，以协调房间的尺度，诸如房间的深度、长度和高度，以提供一种适宜的空间体验。在这本书里，帕拉迪奥通过他设计的建筑图来表述他的建筑理念。他为维琴察设计了一座完美和谐的巴西利卡，而且并未摧毁先存的中世纪建筑来强加现实需求。当一个人拜访维琴察的时候，如果他不知道这里被改造过，他可能会以为这栋建筑就是完全按照设计图纸所示建造的。我第一次参观这里的时候，我就是这样以为的，那时我只粗浅了解一点文艺复兴的历史。事实上建筑不是精确按照图纸所建，帕拉迪奥没有把原建筑夷为平地、无视原使用者的习惯，来建造他的理想建筑。最理想的音乐是具身化（embodied）的，而不是强加于某物之上的，这样的音乐才适宜生活并让生活更加宜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中心，包括妓院、酒馆、法院和政治机构等建筑在内，和谐的形式对于建筑中复杂的和矛盾的功能（function）都有一种转化性的影响。**以一种“共鸣”姿态（a resonant order）投入到集体仪式与社会机构的个体，他（he or she）已然清楚这种广袤的（cosmic）、政治的（political）及逾越个体界限（personal limits）的自然总体性（natural totality）的行为诉求。

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人们质疑建筑的意义和音乐节奏(musical proportions)的可类比性，因此几何学在西方建筑中的发展可能性逐渐被削弱。建筑师们意识到**叙事性语言（narrative language）对建筑交流功能保存的重要性。**尽管此时依然强调和谐为目的，19世纪的调性理论(character theory)开始使用语言学与建筑类比来替代原来建筑和音乐的类比。一个18世纪末期的例子是德梅齐埃（Nicolas Le Camus de Mezières）的专著《建筑的精神》(The Genius of Architecture)。加穆认为和谐存在于建筑比例与人类感觉的类比****中，而不是与数学比例的类比中。他认为，合适的尺度应该顺应场所中（in place）重要的在地生命体（exalted life）及其行为的叙述。他的书有史以来第一次量化建筑空间，特别是私人空间。一栋房子里，不同的房间和其对应的情感是通过文学语言和暗喻来描述的，以此表现每个房间的尺度、材质、颜色和气味，以一种渐增的回忆般的性张力，成为一种设计居所（dwelling）的理论模型。

何谓Stimmung

这种理论在浪漫主义哲学（Romantic philosophy）中发展到顶峰：Stimmung的概念源于德语的词汇，意为氛围(atmosphere)，或者更准确来说，和谐(attunement)。**Stimmung作为艺术性表达的重中之重，是艺术所带来的一种效果和知识，它相比严苛的乐理对于我们的文化生存更为重要。**因此，艺术作品让我们将自己看作完整的和有意义的，而得以生活。这就是完美的建筑所追求的。Stimmung的词源对于抓住现代建筑的潜在概念非常重要。

事实上，至关重要的是要注意除了其内涵或主观情绪的内涵之外，**Stimmung的根源包括和谐与节制，而这两点正是传统建筑理论的关键。**我要强调，这个词故意包含了一个看似的逻辑矛盾。就像现象学和里尔克这样的诗人后来也提及的，浪漫主义哲学提出“内里亦是外在(the inner is the outer)”，我的喜悦或悲伤实际上是环境的喜悦或悲伤，这一切都由氛围(atmosphere)决定。

为了全面理解当代建筑实践中的Stimmung，我们需要明白, 在建筑学的漫长历史中, 具体的场所是先于几何的空间的（the precedence of embodied place over geometric space）。在加穆时代之前，建筑师从未直接用语言描述建筑空间的概念，不管是定性的还是几何的。事实上，我们需要回想起来，在19世纪后期之前的建筑写作中，空间——所谓建筑的艺术性材料——从未被理论化。人们认为建筑场地被赋予了主体间的文化意义，这构成了建筑物传达意义的基本维度。在整个历史中，场所和叙事之间存在着完整的关系，而建筑建立在本土意义上，为人类重要行为提供框架的方式，一直指导着和谐(attuned)建筑的产生。换句话说：场所的特征首先是与地形有关的文化叙事，而场所是意识的首要标志。当伽利略首创的科学空间可能已经把我们定位在在一个普遍技术的世界村里，本土性的场所却仍待发现。建筑师的任务是将这样的本土性的场所重新带回大众的目光里。建筑氛围的一个基本维度是大众能够认识到，场所是与任何空间命题对话的前提。

浪漫主义的 Stimmung概念指向感性的心灵：”情绪”（Gemüt ）被认为是真正意识的所在。在古希腊词源的意义上，这种理解模式是多感官的，感性的（aesthetic）；它作为真正的知识，在本质上是感觉的，是来源于****触觉的，而不是一种低级的智性知识，不像18世纪由鲍姆加登定义，康德进一步阐释的那样。浪漫主义立场质疑来自17世纪笛卡尔心理学的假设：独立的、机械的感觉的存在，非具身（与身体脱离的）视觉的霸权地位，以及有关人类意义的所有联想主义解释，认为它只是大脑概念建构的产物——不幸的是，这样的假设在今天仍然存在。相反，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感知从一开始就是有意义的。20世纪的现象学哲学家，即胡塞尔和梅洛 - 庞蒂，进一步解释了浪漫主义哲学所引发的感知中联觉的首要地位，并且最近得到了神经科学和所谓的第三代生成认知理论的支持。这就是建筑的意义如何首先被传递到我们的意识中，正如我已经提出的那样，其中80％是预反思性(prereflective)的，并且连接着后续反思性(reflective)的注意和判断。因此，建筑不应简化为影像或仅仅是客观的形式性产品。氛围是整体性的，一个人的身体和多重感官与一个场所交汇的瞬间，就像一个被建筑环境所环抱的动作 （acts）。一个诗意的形象是设计优良的建筑的审美影响结果。

*这里的“情绪”[“Gemüt”],是指“构成人类最深的主观本质的稳定的情感集合”。来自于弗洛伊德《释梦》（上、下）, 第 3 卷，第 4 期 【译者注】。

对于生成认知理论和现象学，感知和意识不是被动的，不像消化过程；他们是一种积极的行为（always an action）。了解建筑师如何传递其意义的是很重要的：通过建筑提供情感体验，以及通过建筑诗意形象传递秩序。事实上，埃德蒙·胡塞尔关于时间性的本质的现象学研究，正如埃文·汤普森最近关于心灵和生命交织的一本书中所解释的那样，今天已经被神经科学和生物学所证实。胡塞尔的研究表明现在不仅仅是过去未来之间不存在的一点，而是具有厚度和维度的，我们对音乐的感知证明了这一点。此在（the present）是和临近的（immediate）过去、未来，以及其间的（mediate）历史和事件紧密相连的。因此，可以说此在（the present）是结构性，且永久的一种维度。在我的书中，掌握人类时间性的真实本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了解建筑作为氛围如何能够传达情感和认知意义，而不仅仅是一种图像学倾向（scenographic）的效果。

诗意与建筑设计

一旦我们赋予当代建筑和谐attunement)的中心地位，就必须强调诗意或自然语言在设计过程中的重要性。浪漫主义的Stimmung保留了其音乐性愿景(musical aspiration)，不是通过比例或几何关系，而是通过诗歌语言，抒情形式和小说叙事。文学语言通过隐喻和比喻以一种其他媒介或科学描述无法实现的方式呈现出质量(qualia) - 定性体验。想想这个：“冬季街道就像一个盐洞……白色的剧院像冰冻的波浪一样漾荡。”因此，在19世纪后至我们自己的时代中，把握诗歌语言对艺术表达的首要重要性似乎是与合适的气氛设计相关的核心问题。

与浪漫主义者相比，让-尼古拉斯-路易斯-杜兰德(Jean-Nicolas-Louis Durand)是19世纪早期最重要的建筑理论家, 他要求自己的读者和学生不要关心语言表达，而只以最有效的方式解决社会的实际建设问题。他的请求完全与他的老师艾蒂安-路易·布雷（Etienne-Louis Boullee）的态度背道而驰，布雷强调诗意表达造就了建筑语言(poetic expression resulting in architecture parlante）。对于布雷来说，他设计牛顿纪念碑的形状是为了让人有可能在所有的威严中亲身体验天穹。牛顿通过吸引力和万有引力使宇宙的秩序成为可能，而布雷雄辩地、诗意地写下了建筑中的气氛，让人类体验到空洞几何空间的存在和上帝亲身的存在。另一方面，对于杜兰德而言，球形只是经济计算的结果，是使用最少的墙建造教堂的最有效方式。自此，语言变得与主导的设计方法无关。

大多数当代建筑师通常会忽视自然，诗意，多义的语言，他们通常滥用图画工具和算法脚本，却未能认识到人类想象的主要语言本质。神经科学家和保罗利科这样的哲学家现在都认为所谓的心理图像（mental picture）确实不像照片，更像是实际情境的语言描述。这对建筑设计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挑战和机遇，因为诗意可能确实是将想象力与生活文化重新联系起来的主要工具。

这使我们有必要理解建筑的架构（program）是它作为一个整体的基础，而不仅仅是拟定一系列的建筑空间用途与尺寸的制定。通过文学叙事这样理解建筑功能的第一个现代例子可能是勒杜（Ledoux）设计的绍村理想城市（Ideal city of Chaux），这个城市寻求人 ——在法国旧制(Ancien Regime) 倒台后的新个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寻求新的社会契约，从而使建筑能够培育出高尚的事物和引导人们良好的行为，进而获得出幸福和健康的生活。最佳的建筑架构应是源自生活机能( projects of significant life)的文学描述，包括诗意性，再组合的可能性，以及唤起情绪的氛围。特定的文学形式有助于在空间中表达情绪，通常比图形工具更准确和更有意义，并且它们可能对建筑项目的设计有很大贡献。事实上，在城市中，文献往往比科学地图能更好地展示建筑和谐(attunement)的情景。

尾声

一个最后的观察：作为可持续城市或新型建筑的综合替代方案，以居民的心身健康为中心，和谐的氛围可以揭示重要的历史连续性：建筑过去和未来如何有助于我们超越宗教派别主义的冲突，并进一步延伸至人类生存的精神层面。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远古祖先在今天土耳其东南部Göbekli-Tepe建造了第一座神庙。我们知道它是在公元前9500年由狩猎采集者建造的，他们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已经繁荣了5万年。这座寺庙恰逢农业革命，定居（sedentary）生活的开始和后来的城市发展。就好像智人突然意识到其他一些对心身健康至关重要的东西，远远超越了他们与滋养他们的自然世界的联系，因此人类愿意共同接受更艰难的生活：成千上万来自不同领域的觅食者必须长期合作来建立这个巨型建筑结构，而这个奇迹发生在巨石阵之前7000年。

Atmos，气氛这个词的词源，也出现在的梵文词中：Atman， 一种不可分割的普遍意识，其中一切——主体、客体和行为——共同出现， 与空气、气候和我们在冥想，精神和灵魂中的呼吸相关联;空间的混合使我们能够在不融合(fusing)的情况下呼吸和交流，并且在梦想和清醒状态中意识到预反思(prereflective)和反思意识(reflective consciousness)之间的连续性。赋予启发人类行为整体感知与参与性的建筑空间以情感，并通过避免外延意涵、个人风格和易于形成意识形态与偶像崇拜的符号表征来否定二元极化（dualistic polarizations），建筑，以“静默”（silence）的姿态，传达了世界的神圣性，使“语言”转化为“存在”成为可能，在目的性的自我认知（self-recognition）之外，去质疑和否定虚无主义的自我围陷中长久存在的生物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