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是景教：大航海时代前的古代基督教怎样在中国传播_风闻

文：李伯重

基督教创立之后，随即向东方传播。今天很少人知道的一个事实是：亚洲拥有现今已知的第一座基督教教堂建筑物、第一本新约译本（叙利亚文）、第一个基督教君王、第一本基督教诗集以及可能是第一个基督教国家。而且，当西方的教会在“蛮族”的肆虐之下苟延残喘时，亚洲的基督徒就已经将基督教传至中国和印度。

早期亚洲基督教的中心是波斯。公元224年波斯萨珊王朝建立后不久，基督教东方教会的中心就转移到波斯帝国首都色路西—塞西封（Seleucia-Ctesiphon）。两百年后，基督教神学教育中心也由幼发拉底河东岸的伊得撒（Edessa）迁到波斯境内的尼西比（Nisibis）。基督教在亚洲的亚美尼亚也流传开来。公元301年，亚美尼亚国王受洗，于是全国转向基督教。406年，圣经学者开始把圣经翻译为亚美尼亚文，410年新约译成，433年全本圣经也翻译成功。到了萨珊王朝晚期（620—650），基督教已成了波斯帝国的第二大宗教，信徒人数仅次于国教祆教。在波斯帝国，基督教会除了尽力设法自主之外，也展开了积极向外的传教工作，派遣传教士前往中国、印度以及蒙古，在这些地区的传教。

基督教东方教会的中心东移至色路西—塞西封后，色路西—塞西封的教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波斯的“中央教会”，据称规模甚至大于在罗马及君士坦丁堡的教会。色路西—塞西封的主教也成为波斯教会的“宗长”(Catholicos)。公元410年波斯基督教会举行第一次大公会议时，有5位总主教和38位主教。到了650年穆斯林征服波斯时，波斯基督教会已经有9位总主教和96位主教了。

从公元5世纪末到8世纪的两百多年的时间中，波斯教会的传教工作非常活跃。波斯教会传教士将基督教传至阿拉伯、印度、中国及中亚的突厥人、匈奴人及蒙古人中间。例如有两位传教士曾在匈奴人中间传教长达三十年，他们不但传教，还为匈奴人创造文字，并教他们读和写。直到伊斯兰教帝国兴起，基督教的影响力才逐渐式微。因此基督教传入东亚已有长久的历史。

基督教入华的历史也很久远，可以追溯到唐代的景教。

明朝天启三年（1623），陕西长安（今西安）附近一户人家在盖房子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很大一块的碑石，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字，碑身则刻满了叙事文字。经过考证，发觉这竟是记述唐太宗时景教传入中国事迹的碑！后来在1908年，考古学者在甘肃省的敦煌石室中，又发现了一些景教的文献，为景教传入中国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对照西方教会的历史以及中国唐朝的历史记载，终于确定“景教”就是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的名称，进入中国的年代是公元635年。这块景教碑也成为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最早历史记录。

景教是中国人对聂斯脱里派基督教的称呼。聂斯脱里派基督教，又称波斯经教或大秦教。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教派呢？在公元5世纪早期，西方基督教社会因为教义上的争执，原任君士坦丁堡主教长的聂斯脱里（Nestorius）被打成异端，因而迁往波斯一带，另行建立教会。这个以波斯一带为基地的聂斯脱里派教会怀抱强烈的传教愿望，派遣了传教士前往东方，循行古代丝绸之路到了中国，传播基督教。景教受到唐朝上层社会的关注。唐玄宗本人就对景教颇感兴趣，但似乎是出于他对音律嗜好，而非景教的教义。景教教士受到唐朝的优待，容许他们在中国传教，于是他们在中国建立了以长安为中心的主教区。为适应中国的国情，景教也做出了一些变革。例如景教教会虽然自称“克恭缵祖”，但推出独立的人事制度，即“式封法主”之制，使得景教不再拘泥于聂斯脱里派基督教会的辙迹，而能兼容其他东方教会的特色，从而更趋向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代言人。由于朝廷的支持和自身的变革，景教在中国有一定的发展。景教碑说：景教当时在中国“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可见颇为兴盛。景教在中国流传了约二百年，到了会昌五年（845），唐武宗下令灭佛，景教和祆教等宗教也受到牵连。唐武宗下令二十六万多僧尼还俗，所有三千多外国僧侣也全数遣送回国。据《旧唐书》记载，被勒归俗及遣返的僧尼包括大秦（即景教）、穆护（即伊斯兰教）和祆僧（即波斯祆教）。景教僧侣被遣返，导致景教的中断。两百年来所建立的根基，转瞬间全部荡然无存。但是到878年，一位阿拉伯的旅行家曾报导，当黄巢攻陷广东时，曾屠杀了十二万回教、景教、摩尼教、祆教及犹太教徒，可见当时仍有景教徒在中国。不过唐武宗的会昌灭佛运动将景教和佛教一同列为打击对象，景教在中国从此一蹶不振，后来甚至从中原完全消失。

电视剧《宫心计》中的唐武宗

但是景教并没有消失。退出中原之后，其活动转到了中国的北方边境地区。考古学家在吐鲁番及内蒙古地区发现了许多景教教徒的墓碑，西伯利亚也出土了许多刻有十字架与叙利亚文墓志铭的墓地，年代都在武宗会昌灭佛之后四百年左右。这些发现证实了景教教徒依然滞留在塞外地区。有学者指出，一些蒙古部族在公元11世纪已接受了景教，忽必烈的母亲就是景教教徒。忽必烈的二哥旭烈兀汗，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是景教徒。因此蒙古人对基督徒相当宽容。在旭烈兀汗的统治下，1258—1295年，聂斯脱里派基督教会在波斯仍然有很好的发展。当时在朝廷中，有许多景教徒担任高官。同时，1281年，在波斯的教会甚至推选了一位蒙古裔（也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的景教徒为最高的“宗长”。但是1295年波斯的伊尔汗国可汗改信伊斯兰教之后，基督教就再度遭遇严厉的迫害。

元朝入主中原之后，景教教徒随着蒙古人再度回返中国。由于元朝优待色目人，信奉景教的又多是色目人，因此景教教徒在中国获得有很多特权，如无须服兵役、免缴赋税等。有研究指出，镇江地区的景教寺竟然有八十多所，镇江外来的人口中，每167户即有一户基督徒（主要为景教徒）。

蒙古帝国兴起之后，基督教欧洲极力与这个超级强权建立关系。罗马天主教教廷闻说蒙古军中有基督徒，派遣使者出访蒙古，从此展开了交往。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方济各会会士孟高维诺的约翰（John of Montecorvino）为钦使，携国书前往元朝。1294年，孟高维诺抵达大都，觐见元成宗，获准居留大都。1307年，教皇克莱孟五世设立汗八里（北京）总教区，任孟高维诺的约翰为总主教，统理中国及远东教务。天主教在他的努力下发展很快。1328年，享年81岁的孟高维诺的约翰在大都去世，此时大都的天主教徒人数已达到6万之多。

孟高维诺的约翰

除了景教和天主教两大教派之外，基督教的其他教派也进入了中国。1275年，在中国有3万名来自高加索北部山地信奉东正教的阿兰人（今天的奥塞梯人的祖先之一）在忽必烈手下服务。他们也把东正教带到了中国。

元朝统治者把将基督教各教派的信徒统称为也里可温。也里可温最多时当在10万人以上。这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一个黄金时代。

然而，与唐朝景教的情况颇为相似，元朝的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也是依附朝廷的势力进行的，信众也主要是外来民族，未能在中国社会中生根。当朝廷的支持消失后，教会也就无法站立了。同时基督教内部的教派斗争也削弱了基督教的发展，例如孟高维诺的约翰初到北京时，一直被景教教徒排斥，几乎无法立足。更为重要的是，处于民族压迫政策下的汉人，大多对享有特权的蒙古人、色目人及其所热衷的外来宗教信仰没有好感。1368年，明朝军队攻占大都。1375年，因为中国的天主教徒在兵祸中死伤殆尽或者逃离了中国，汗八里总教区也随之撤销。因此，元朝在中国的统治瓦解后，基督教也就随之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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