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香港问题的十个判断_风闻

撰文||明叔杂谈 

来源||史境寻踪

昨天早上六点多，睡不着，在手机上写了《香港事件的终局》一文，没想到一下子引起了大家如此强烈的共鸣，最后阅读量在被删除前定格在500多万。

作为一个曾经的职业写作者、思考者，在离开新华社五年后的今天，写文章主要是为了表达和分享，也是为了练脑子。但多年的职业习惯，让我身居江湖之远，也总是对国家大事保持着一份关注。如果借由我的文字，能够传递更多的知识、理性，能够构建更多的共识，也算是有一点点价值和意义了。

香港问题最近实在是太热了，国内的舆论场，从最初的讳莫如深，到最近的大鸣大放，也经历了一个转折的过程。

香港回归22年，到今年矛盾总爆发，有着深刻、复杂的原因，但也让中国有机会自上而下来认真关注这个问题。物极必反，在最混乱的局面中，也孕育着未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新思路。

以下是我对香港问题的十点判断，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第一，过去一段时间，香港局势较为混乱，最近这几周，激进示威者让局势不断升级，开始冲击地铁等公共交通系统，冲击立法会、警局，甚至发展到“霸占”机场。但香港从政治上来说，放在全中国依然是一个“孤岛”，对中国的全局影响很小，但对香港本地的影响非常大。香港继续乱下去，最后受害的一定是香港人自己，这不是一句套话。

第二，香港问题的本质是，香港人是不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香港人是不是认同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生活方式和发展成就？香港人未来到底要怎么处理与国家、与14亿中国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涉及香港前途和命运的“灵魂三问”。我昨天曾引述BBC报道中的一个数据，在18-29岁的香港年轻人中，认为自己首先是中国人的比例仅为4.1%，这个数字是如此的触目惊心。有朋友留言说这个数据的样本量和科学性都有一定的问题。我同意，但无论如何，香港新一代年轻人对国家缺乏认同，对国家选择的道路和取得的成就缺乏认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三，激进示威者做了很多犯忌讳的事情，这让中国绝大多数人不理解、不支持他们。过去几年，各种关于香港激进分子仇视、敌视国家的报道不断，从在体育赛事中嘘国歌，到用言语和行动恶毒攻击内地游客，再到这一次侮辱国徽、国旗，喷涂“支那”这样的民族羞辱性词汇，都让他们在全体中国人眼中成了一群数典忘祖的“民族败类”。他们与英美等外部势力的勾勾搭搭，与支持台独的民进党眉来眼去，都是将自己推向多数中国人对立面的“昏招”。

第四，香港虽然号称信息自由，但一些香港年轻人心智的闭塞，是非常可怕的，他们对于国家的隔阂感、疏离感、排斥感，将会酿成无可挽回的悲剧。在一些香港人眼里，内地民众被“洗脑”，但殊不知，他们才是被西方媒体和价值观“洗脑”最严重的一群人。中国的崛起，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一场关于现代化、关于社会制度和国家治理的大讨论，很多旧有的理论范式被打破，香港的年轻人应该多看看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的分析，看看中国的崛起，是如何改变这位当代政治思想家的认识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是西方当代意识形态领域的两大误区，如果突破不了这两个思想禁区，香港年轻人就很难理解中国的道路选择和发展成绩。当他们认为自己在做一件“历史正确”的事情时，他们恰恰可能在与历史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我因为工作原因，到过四五十个国家，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在很多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任何一个国家，稳定、发展、法治，是最大公约数，其他都不是。

第五，香港问题的根源，各方分析已经很多了，没有去殖民化，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也能理解，当年为了让香港顺利回归，当时国力还不算强大，思想、理论影响力更是孱弱的国家，做了很多妥协和让步。一国两制既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也是一个临时性的制度安排。如果思想、意识不能统一，只会带来长期的对立和隔阂。

第六，香港在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确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国家的发展和崛起，也带给了香港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无可比拟的优势。从现实来说，内地为了确保香港的民生，确实做了很多的投入。香港食品90%依赖进口，其中新鲜猪肉、牛肉、蔬菜，几乎全部来自内地。这本来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关系，但如果掺杂进敌视、辱骂、排斥，只会加剧内地民众对香港的反感。北京人喝着我老家丹江口水库的水，但北京不仅不会羞辱湖北十堰的人民，而且做了大量反哺水源地的项目。香港和内地，不需要彼此感恩戴德，但也不应该相互仇视，这是底线。

第七，香港回归后的问题，与弱势政府有很大关系，主权交接前后的制度安排，让特区政府处处受掣肘，左右为难，在涉及香港发展、民生的重大问题上举步维艰。非常糟糕的是，回归以来，香港反对派动辄上街，屡屡以街头政治打破正常的政府治理流程，这一次香港事件也是这种模式的延续。但香港反对派这一次可能做过了头，在涉及一国两制的原则性问题上，国家不会让步。这次香港事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确立国家和香港互动原则的关键一战。定不好规矩，立不起原则，只会后患无穷。

第八，香港的媒体和教育的现状必须改变，任何自由都是有边界的。邓公当年说过，香港和内地，河水不犯井水，但井水也不能犯河水。香港媒体也好，教育也好，有追求自由的权利，但没有摸黑、攻击国家道路选择的权利。

第九，香港的民生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但也是最好解决的问题。解决了弱势政府的问题，解决了香港与内地关系的问题，背靠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香港没有理由发展不好。但无论香港经济如何繁荣，如果不解决媒体和教育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与内地隔阂、冲突、认同的问题。

第十，香港问题的终局，没有容易的选择，但有比当年让英国人将香港交还回中国更难吗？更何况，今天，香港事件已经成为中国全体国民的国情教育课，民意总体是非常团结的。今天，难道不是认认真真彻底解决香港问题的一个开端吗？让香港稳定、繁荣，让香港和内地之间少一些隔阂，多一些理解和认同，这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对于香港的民众来说，必须理解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国家离开了香港，会有损失，但香港如果离开了国家，在精英出走、产业外移的大背景下，很可能将输得一无所有，这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