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坐轮椅出行究竟有多难？_风闻

文章来源丨每日人物

一位长期致力于推行无障碍出行的公益人，因为酒店的无障碍坡道被私家车占用，另寻它路时跌入深坑身亡——这起令人悲伤，但也非常荒谬的事件发生于2019年7月7日，北京截瘫者之家创始人、脊髓损伤患者文军倒在了大理一家酒店地下停车场的入口。

身为截瘫患者，文军连续十几年举办了SCI（spinal cord injury 脊髓损伤 ）阳光行活动，致力于让更多的伤友走出来，让更多人看到残障人士和轮椅的存在，让无障碍设施能够更加普及，让更多的轮椅能够畅通无阻地穿行。每次活动前，文军都会做事前考察，考察无障碍路线，考察景区和酒店的无障碍设施。由于经费限制，大多数时候考察的人只有他自己。

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云南大理。他入住的酒店原本有一个无障碍坡道，但当时被一辆私家车占用了。文军的好友唐敬新根据警方提供的视频和现场勘查，推测这个被挡住的坡道改变了文军的行驶轨迹，随后才跌入了一个没有放置任何警示标识的，两米左右的深坑。

提起文军的离去，伤友们都很悲痛。但悲痛之余，无数伤友们还将继续面临一个共同的困境——尽管早在2012年，国务院就颁布了《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但直至今日，他们仍然无法安全地、畅通无阻地使用轮椅出行。

在中国，无障碍出行的困境究竟是什么？每日人物特地找到了五位有着十几年轮椅生涯的伤友，他们也都曾经是文军的朋友，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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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走出来，**被看到。

”

 唐占鑫，女，受伤15年，北京希望之家负责人 

目前，在国内，无障碍还达不到政府优先级考虑，可能因为社会还没意识到有这么一群人正在走出来，加入他们。

国内残障朋友出来的少，一方面是无障碍环境确实不好，出行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心理方面的障碍。不仅自己接纳不了突然受伤的事实，也发现社会接纳不了自己。

目前，很多人对残疾朋友的意识都还没改变，认为残障人是不需要出来的，怎么让他们去意识占用无障碍通道这样更深层的问题呢？去年我在北京坐地铁的时候，还有乘客当面说，都残疾了，还出来干嘛？

残障朋友出来的少，也就没有人能对这些无障碍设施提出实际的建议。

无障碍是一个需要精确到毫米的东西，在无障碍设计规范中，1厘米、1毫米都是有区别的。施工的人他就没这个概念，哎，反正只是磨个坡，抹高点抹低点没多大差别。对健全人来说，抬腿迈门槛，迈5公分、10公分、15公分，没有大的区别。但一个坡道差1公分的距离，有的残障朋友的轮椅可能就上不去了。1公分都至关重要，现实就是如此。

武汉某小区一条无障碍坡道，仅有20多米长就拐了8个弯。像这样“不健全”的设计比比皆是。图/视觉中国

2014年，我和“希望之家”（当时叫中途之家）做过一次北京地铁无障碍的考察，最初我们想做这件事，是因为想拉着伤友们出来做活动，结果一调查才知道很多伤友都不知道无障碍设施是可以用的，不知道轮椅也能坐地铁。我们想不行，得做一个手册帮助大家。

后来，我们做了一本17条地铁线，318站的地铁无障碍出行手册，我们把每一站的无障碍出入口、直梯、升降平台、卫生间、出入通道、宽闸机、安全固定等所有无障碍设计都体验过了，反馈到地铁公司很多细节都得到了修正和改善。

现在国内的无障碍环境还是0到1的过程，从无到有，北京上海可能有了“1”，更多地方是还没达到“1”，或是不健全的“1”。

我想文军组织阳光行活动，不是说要去当地推广无障碍设施，他最重要的想法一定是想带着残障朋友出来，让社会看到这群人，接纳这群人，让无数的轮椅走到大街上，走进人们的眼里。让所有人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么一群人是渴望在社会中生存的，正走向我们，而他们需要一种叫做“无障碍”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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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市的无障碍，

本身就有障碍。

”

 新淼，男，受伤11年，甘肃轮友 

我生活在甘肃的一个小城市，我家这儿的无障碍环境特别不友好，轮椅想要出门太难了。

比如我们这儿的火车站，车站里的无障碍做得很好，但从站外进来的时候就有障碍了，轮椅进不来。我提了很多次意见，火车站说这块地不归他们管，是市政府的责任。那我又跟残联反映，残联说会去协调，这都过去两年了啊，问题还没解决。我每次坐火车，还是不得不叫别人去帮忙。

无障碍通道被阻拦的现象屡见不鲜。图/视觉中国

我们这儿的银行过去是没有无障碍通道。现在银行规定不管是谁，都需要本人持身份证到窗口办理，家里人都不可以。所以，现在我们小城市每家银行门口都按要求修了无障碍坡道。我去试过了，几乎99%都用不了。有的坡度太高，特别陡，别人推着都费劲，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根本上不去。有的地面直接用大理石或瓷砖，看起来特别美观实际上滑到不行，一到雨雪天，危险加倍。

对很多设计坡道的人来说，所谓的“无障碍”就是弄一个坡得了，角度合不合理，有没有摩擦力他们不管的。很多人对我们这个群体不了解，我们受伤的位置不同，上坡的能力都不一样的，有些人受伤轻坡度大勉强可以上去，像我受伤位置特别高的，稍微陡一些的坡就上不去，强行上很容易往后摔。设计者们好像只会考虑样子，从来不考虑使用的有效性。

很多危险是不可预料的。有一年，我和两个轮友出门，轮椅在路上滑着，眼看前面就是个无障碍坡道，马上就能下去了。结果突然我就整个人摔倒在地上，等反应过来身边围着一圈人看着我，我才发现坡道从上面看是平的，其实下面有一个台阶，怎么不会摔呢？这种情况太常见了，无障碍坡道不是歪的，就是斜的，要不就是有台阶。

经常有外地轮友到我们这儿，想让我介绍可以去玩的地方，我都没法介绍，因为过不去啊。眼瞅黄河就在那边，却没办法把轮椅推到很近的地方看，山上的景点更望尘莫及。这些无障碍啊，都是“有障碍的”无障碍。

有轮友调查的各种不健全的无障碍通道。各种不健全的无障碍。图/梨视频

其实，不止残障朋友需要无障碍，家里有小孩、有老人、有孕妇的都可能会用到电梯、坡道这些。但为什么他们并不会像我们这样在意，也很少听到有健全人抱怨无障碍设施不好用呢？因为他们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今天出门遇到障碍了，婴儿车抬一下，老人家搀扶一下，这道坎儿就过去了。我们不一样，不能轻轻松松被抬过去，也没办法靠别人搀扶迈过去。

轮椅是我们的双脚，是行走的工具，是每前进一步都需要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发声，不去推进这些东西，谁也帮不了我们。毕竟需要什么样的无障碍设施，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受伤以后，我们的心愿还能有多大呢？不过是希望不要受伤后就成了废人，也可以靠自己独自出门、生活，也成为社会里的一个“正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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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轮椅看到风景的背后，

过程很辛苦。

”

 董炳金，男，受伤14年，浙江轮友 

2008年，我还生活在浙江台州的一个村子里。无障碍环境差到走不出家门，想出门吃个饭、取个钱满眼望去都是台阶，轮椅根本走不了。一个人出门？想都不要想，连无障碍卫生间的扶手都是摇摇晃晃的。我认识过很多伤友，一想到外面无障碍这么差，卫生间都不一定能找到，两三年、五六年都不愿出门，有的甚至在家待了一辈子。

我以为在轮椅上的生活可能就是这样了。直到2008年参加了文军组织的“享受阳光·感受快乐”活动，我到了1500公里之外的北京，也是那一次登上了长城。我坐着轮椅在城墙边上，就这么看着，心里已经激动地不知道说什么好，坐轮椅还能上长城啊，放在过去真的是不敢想啊。虽然我们是坐缆车上去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爬长城，也没办法像别人那样翻山越岭，还是会有无障碍的缓坡让我们感受“爬”的乐趣，已经很知足了。

伤友们登上长城。图/受访者提供

从那一次开始，我几乎每年都会去参加文军的活动，我跟着他一起去过南京、成都、三亚、锡林浩特、银川等城市。但看到这些风景的背后，过程还是很辛苦的。

文军是我见过事前考察做的最细致的人。他考察无障碍酒店会五六家地跑，找到最适合轮友的酒店。其实国内没有专门的无障碍酒店，很多酒店的无障碍只能是勉强能用。文军会大海捞针，在其中选出最适合，最安全的一个。他也会跟酒店提出一些无障碍的提升方案，帮助我们更自如地进出，生活。

成都行那次，有个酒店门口不仅没有无障碍坡道，还有一个台阶，他就跑去跟人协商。等我们第二天入住的时候，酒店已经安装好了一个木板，我们轮椅就可以顺利上去了。还有房间的卫生间，文军甚至会特意去五金店采买手提式花洒，跟酒店商量替换原有钉在墙上的那种。这些细节能看出来，所谓的无障碍环境不是真的无障碍，只是文军替我们摆平了那些障碍，让我们真正“无障碍”地出行。

2017年，我们去内蒙，坐着轮椅上了草原，是不是很难以想象？其实，内蒙古的无障碍设施是不太好的，没有四五个志愿者抬一台轮椅，很多景区的台阶根本上不去。内蒙的景点相隔很远，只能坐长途大巴，需要志愿者把我们一个个抱上大巴车，把轮椅放好，到地方再把我们放下来。三四十辆轮椅，就需要五六十个志愿者，这需要文军去一个个沟通好。其他城市基本三四天就能搞定的，内蒙古去了整整十天，就是因为无障碍条件不太好，志愿者帮助我们也很辛苦很费劲。

草原、沙滩这种地面我们是没办法独立上去的，必须要志愿者推着，而且要求有很好的技术。文军会提前专门给志愿者做培训，指导他们怎么推轮椅是安全的。有时候上大巴车，他还会在下面指挥，怎么移动我们，怎么安放轮椅。

当我们坐着轮椅真的“站”在草原上、沙滩上，真的是心潮澎湃，无比开心。草原那么广阔，那么绿，还有一片金白相间的蒙古包。三亚的海水特别蓝，到处都是椰子树，海风吹得特别舒服。看着海水浴场里玩水的人们，没想到我们也可以。志愿者推着我们过沙滩，走到海边，也去碰了碰水。

2017年，轮友们在内蒙的草原上。图/受访者提供

我们能做到这些，都是文军克服了无数的障碍，思考了很久，精心设计的无障碍路线和环节。他就是希望能让人们看看，这么多轮友靠自己也能出远门，走遍大江南北。文军创造了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走出来，但并不意味着外面真的什么障碍也没有了。有一天，我们不需要小心翼翼地考察，也能随意地上街，不再恐惧独自出门，才是真正的“无障碍”吧。我想，这也是文军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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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我见过国内无障碍做得最好的地区

”

 权鹏，男，受伤15年，“滚遍中国”发起人 

我受伤之后在家躺了八年， 2010年，正是通过文军在新浪做的一个脊髓损伤大讲堂，我开始了解很多康复的知识，提高了生活的质量。

2014年，我开始了一场“滚遍中国”的旅行，从北京出发，一个人靠轮椅走过了10个省，47个县城，83个城市。每穿越一座城市，就相当于一次冒险。一万八千公里的旅途中，被坡道上的这种坎儿啊，台阶绊倒的次数多到我都记不清了。

从深圳去往东莞的宝安大道，连接坡道的全是大大小小的台阶，非常不符合标准。我就想数数究竟有多少个台阶，坐着轮椅上上下下，数到114个的时候，轮椅直接爆胎了。接着我就过一座桥，上桥的路面全是一道道防滑减速带，我好不容易抓着栏杆上去了，一看另一边是几乎1:2的陡峭坡道，一点没夸张，我翘着轮椅下去时扶手几乎要碰到地面了。

深圳的天桥坡道几乎呈1：2 。图 / 权鹏

很多地方根本不是以条例标准去实施的，而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怎么判断呢？一个轮椅进来，在设计者的想象中一定是被人推进来的，那好，我就做一个能让人推进来的坡。他们根本不会想到，无障碍是为了让我们独立起来，不需要靠任何人帮助自己的设施。

走过这么多城市，很多无障碍厕所就是形同虚设。一是门窄，轮椅根本进不去。二是里面空间小，就算进去了，也没办法转身。仅仅是从门口挪到马桶上的过程，都有因为过不去而摔倒的危险。尤其是改建的无障碍厕所，99%轮椅都没法用，不是有台阶就是蹲式坑位，甚至有的就是往门上贴一个无障碍标志，里面和普通厕所没有区别。

人行道占用的现象更是平常。以前出来我还会随身带个贴纸，带支笔，看见占用坡道的车，就给他们贴条子。有时候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结果到头了被车挡住了，退不回去了，就只能逼着自己冒个险，翘着轮椅下台阶。有时候就在想，根本不知道眼前的路会把你带到什么地方。

可以这么说，不管在哪个城市，从城市的任意一点往超市走，想用轮椅很轻松到达根本做不到。因为无障碍的路不通啊，要不路断了，要不就是被堵了。就算到了超市，想进去也很不容易，我去过全国各地56家超市，只有义乌一家沃尔玛有无障碍通道。剩下的，都是斜坡式电梯，台阶式电梯。有时候硬着头皮上也得坐，得买生活用品吧。我只能压着人流10秒钟，滚着轮椅上去。

很多情况下，不得不用轮椅乘坐电梯。图/权鹏

第一次学会用轮椅下台阶，是在2014年。在北京坐地铁，那时候标识也不清晰，出了站口才发现根本没有无障碍坡道。那天已经是末班车时间，周围根本没人能帮你。我就逼着自己用轮椅下去，“噔噔噔”三下，冒了一身冷汗。后来这样的状况已经变得很平常了，那些不太标准的，没有坡道的地方对我来说，都不是障碍了。这些看似高超的技能都是被迫练成的，我真的觉得，自己被锻炼成一个杂技运动员了。

香港也是我见过国内无障碍做得最好的地区。香港的汇丰银行可以拿出三分之一的门面来做无障碍坡道，我看到的时候就很惊讶，在内地我没看见过一家银行能牺牲门面的三分之一去做坡道。有的银行恨不得占用一些公共地方来做坡道，甚至没有。从这里就能看出来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差距，人家是不惜成本地在做这样的事情。

香港某大楼的无障碍设施。图/权鹏

香港圆方大厦的无障碍厕所是我上过最好的一个。门是感应的，手轻轻一挥就打开了，即便是高位截瘫者都很轻松能进去。一进去，门自动就锁上了。里面有扶手，有紧急呼叫按钮，马桶盖可以选择大小。冲水按钮在侧边，这样我们坐轮椅的就不用转身去按。里面有空气净化器，有洗手液，还播放着古典乐，我当时就觉得这是坐在咖啡厅里啊，特别享受。轮友坐地铁也很方便，一进站，工作人员已经在前面了，地铁门一开，斜板一铺，他就进去了，下地铁，门一开，斜板已经铺好了，直接出去了。他们不会因为任何障碍耽搁客人一分钟，哪怕你是残障人士。之前我觉得北京地铁的服务人员已经够好了，很不错了，但到了香港还是觉得有差距的。

每个人在生活中可能都会需要无障碍。我之前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每年需要无障碍的人可能占到中国人口的40%以上。新生儿、孕妇、老人、残障人士，还不包括阶段性的病人，这个人群是很庞大的。我曾在广州某个地铁站观察了很久，那里地面到站厅没有直梯，有个老人出站，颤巍巍地爬楼梯，感觉他就在爬泰山。有个年轻姑娘，拿着一个非常大的行李箱，看着这么长的楼梯她叹了一口气。我看着，都想上去帮一把。

2050年，80岁以上的老人可能得破亿，无障碍的需求会越来越大。我特别希望那个时候，无障碍环境好一些，老人、小孩、孕妇、残障人都能自由出行。如果一辆轮椅都不能自由出行，那么无障碍还有很大的问题。

不管老人，还是孩子，都可能会使用到无障碍通道。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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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的问题，

也是公共安全的问题。

”

 唐敬新，男，受伤18年，文军好友 

我和文军认识很久了，在截瘫者之家共同生活过近6年。也是文军把我从受伤的阴霾里带出来，一点点接受现实，走出家门，走入这个社会。

我们这些轮友平时出行真的是很困难的。因为很多地方为了应付上面的政策和检查，就随便修了一些不符合标准的无障碍。到现在为止，中国很多城市，无论任何一个角落的无障碍设施都不是完全规范化的。可能某个地方做得好，但绝对有另一个地方还是不行。

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应该让残障朋友参与进来才对。我有病友在台湾，他们告诉我当地社区的每一个无障碍通道竣工之后，都必须要轮椅使用者亲自去体验一下。他们认为合格了，政府才可以验收。但在大陆我还没听说过这种情况——修个坡道会邀请残障人去试用的。

说到底，还是要让社会看到我们。一个景点，高铁站，地铁站没有无障碍通道，大家都不愿去，可能一年也遇不到一两个轮椅，工作人员心想没人需要啊，就更不重视。如果他们天天遇到轮椅，轮椅每年每天都走这条路，他们就会知道无障碍是必须的，因为还有那么多人需要这个东西。

伤友们为什么都这么尊敬文军，就是因为他让无数人开始意识到“走出来”的重要性，认识到我们也可以和正常人一起生活，去减轻家人的负担。自从他带我走出家门后，我一发不可收拾，在家根本待不住了。我成天在外面跑，又认识了很多人，也带了一批人。文军就像一个精神领袖，虽然很多人跟他只是神交，却又深深受益于他。

文军出事后，我立马就赶到现场。那天下着雨我沿着他原来的行驶路线走了一遍。发现路口的无障碍坡道被车挡住了，到现在都没找到车主是谁，这本是离文军最近的一个通路。这种占用现象太常见了，是人的意识，也是管理的问题。我今天出去办事，酒店门口十字路口紧挨的两个缘石坡道都被车挡住了，你猜是什么车？是附近派出所的两台警车。我说这些并不是想表达什么，只是想说明整个社会对无障碍设施的意识都很弱。

文军坠落的地方，他的黑色帽子还遗留在现场。7月11日，伤友们前往悼念他。图/受访者提供

一个这样积极地，想要努力把病友们带出来的人，最终却因为无障碍被占用，施工地没标识而失去生命，是很讽刺的。这不是单纯的意外死亡，只要酒店稍微有一丁点儿的安全意识，这件事情也绝对不会发生。拉个警戒线，设个障碍物，有那么难吗？文军的事情不仅是无障碍通道被占用的问题，更是一个公共安全的问题，如果掉下去的是孩子，是孕妇，是老人呢？如果这些事情都得不到重视和解决，文军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受害者。

生前，一直致力于帮助伤友走出来的文军。图/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