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合租，对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什么_风闻

原创： 王井  来源：枯井深处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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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个体

与陌生人同住一室中

“你不和我聊的话，我不会觉得合租是一个事情。”

合租太普遍了。住在两到四居室的屋子中的某一间，大约有个十二三平米的私人空间，与其他住客一起共用厨房、卫浴等，一个月房租两千五至三千五左右，便是大部分选择在上海发展的毕业生的住房图景。

配图 / 合租房常见模样

所谓的“大部分”，其实指的是一群拥有着相似社会处境与背景的人：青年，毕业生，非上海人，中产家庭。说得再详细一点，他们的共同点可以这样描述：接受良好教育，具有一定文化资本，进入职场时间不长，在经济层面上暂无法负担买房，且往往不具备上海购房资格，中产阶级子女，“城市新移民”。这篇文章关注的正是这样一群年轻人的生活。

合租成为了一种流行的选择。

既然选择合租，就必须与他人相处，往往甚至要和陌生人同在屋檐下。“城市是陌生人的集合”，不假，但当与陌生人的相处被被迫地带回了家，这意味着什么？

必须割舍一些私人空间，以更大的包容度面对他人。如果遇到奇葩室友，能沟通则沟通，不能沟通则忍。小凡和女朋友住在一户三室的房子里，其中一间屋的室友是两个高冷的女主播。她们习惯很差，非常不讲卫生。有一次，屋子里的卫生间的马桶堵了，大家找人来处理，最后竟然在马桶里面找到女主播一个月前冲进去的验孕棒，但也不了了之。

不过这毕竟是极端案例。更多人和室友之间的相处方式是，能不交流就不交流，维持着表面上的客气就好。

子君在上海租房一年多，她和室友们有一个合租群，在群里大家不会闲聊。更多的消息，是像她的一位室友反复发了四五次的那样：“亲们，关门声可以小一点吗？”

除了客气之外，还非常尴尬。

室友之间有着强烈的界线感和距离感。往往，主动搭讪的人反而会感到尴尬，无视彼此的存在反而成了约定俗成的事情。子君觉得，“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不和室友有深入的交流，也算是一种规避风险吧。”

规避风险的想法，在奕宁这就更明显了。奕宁是gay，他会担心，“万一和室友成为了朋友之后，他要是恐同呢？”他和室友没有深交，因为他觉得他们三观不一致。

配图 / 奕宁的房间

所谓三观不一致，很难说出来哪里不一致，但却总可以在一些生活片段或细节中感觉到。奕宁的室友中，有一位大姐，“年纪有点大，看上去凶凶的，还喜欢在客厅拿手机公放看电视剧，开的还是最大音量。而且她看的电视剧，我觉得好傻。”

合租的青年，往往和室友保持着相对疏远的关系。对他们来说，“室友”这一看似带有某种亲密属性的词语，其实不如说是同住在一个房子里的陌生人，价值、观念相去甚远的“他者”们。

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与陌生人如此相处可谓平常稀松。

齐格蒙特·鲍曼这样描述陌生人的相遇：“陌生人的相遇是一件没有过去（a past）的事情，而且多半也是没有将来（a future）的事情（它被认为是并被相信是一个摆脱了将来的事情）”(Bauman, 2000)合租青年们既没有兴趣去了解室友们的过往，也不相信彼此之间能够建立起可以今后维持下去的、长期的友谊关系。礼仪客套是合租青年们的必修课。

在《个体化社会》，他以另一角度描写陌生人：“陌生人意味着缺乏清晰性：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对他们抱有怀疑。如果他们在一个地方逗留很长时间，便会建立同存共居的规则以驱散恐惧：陌生人——‘另类们’，‘与我们不同的’人们。”（Bauman, 2001）

家是私人领域，是疲惫后安息之处。关上房门，房间便完全属于自己。而门外的陌生人，也就被分离在“属于自我的空间和时间”之外。因此，就像奕宁说的那样，“友谊等情感需求可以被朋友、亲人、爱人满足，何必费心和室友做朋友呢？”

在合租中，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我们是个体。

合租这一居住方式，之所以能够“成立”，并不仅仅是因为上海昂贵的房价，是因为有着个体化作为时代的普遍现状作为支撑的。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说，个体化首先指的是主体将自己视为个体存在，是独立于他人、社会关系，以及其他的社会约束的。人们不再认为自己只能与自己的亲人或者挚友一起居住，而是可以承受居住在房屋中的一间，与陌生人保持相对独立的关系。

因此，合租变得比起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都让人更能够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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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家的感觉

**“阿春靠在沙发玩游戏机，我在吃锅贴，天猫精灵在播放伍佰。**屋子没开空调，吹进来夏夜晚风。我感到平静的幸福。”

何瑜在朋友圈这样描写她与现任室友的相处日常。

何瑜租的是两室的房子，到现在有过三任室友。第一任室友是非常“正经乖巧”的表姐妹俩，她们和何瑜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完全不一样。每次何瑜晚上出去玩回来晚了，“会感觉到她们看我的眼神都不太一样。”

“我很希望我的室友和我是一类人。”和第一任室友住在一起的时候，何瑜觉得自己负面情绪很大，完全不想和她们说话。也许姐妹俩也有一样的感觉。后来，她们主动搬走了。

现在何瑜的室友是原来认识的女孩子，和她生活习性很像。对于这个99年的姑娘，何瑜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我觉得她像我，而且生活得比我惨。我特别心疼她，也愿意照顾她，帮她找工作之类的。”

配图 / 何瑜的房间与猫

何瑜觉得，自己和她像亲人，住在一起像家庭。“她是我挺好的朋友，我也会为了她早点回家。”她是我采访中为数不多的与室友建立起亲密的感情连接的人。也因为这份感情连接，她有了家的感觉。

可是话说回来，所谓家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呢？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有一种想法是，你对家投入多少，就会有多想回家。kk的房子是她精心挑选的，也自己非常仔细的布置了。“布置一下才会让自己觉得：啊！这是我家！不然就只是一个房子里的一间房间。”

对于我们这代年轻人来说，“成家立业、置田起屋”的观念也渐渐被消解。我们不再觉得，买了房的人生才成功，至少在这个阶段不是。

在传统的观念里，我们往往觉得，一间屋子承载着一家人，在某种程度上作为空间与资产的“家”，与作为血缘关系的集合的“家”重叠了：一间屋就是一家人。在中文里，家庭（family）与居住的房屋（home）都可以简单地用“家”这个字来表示。但在合租房里，family的概念与home的概念便不再重叠。当合租房被划分为一间间独立的房间，室友之间相互独立甚至疏离时，这种family与home之间的挂钩关系便消散了。

当青年们毕业、走上社会、开始合租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再向家里要钱，而是自己负担自己的生活。可以说，通过合租这一行为（或者至少是在同一时期内）完成了从学生到职场一员，从“少年”到“成年人”的转变——这一转变并不是在到达十八岁的那一刻一蹴而就的。

配图 / 采访对象在合租房内的做饭日常

“上海”与“家乡”之间客观存在的距离是无法被忽视的。家乡成为一个遥远的概念，与家人的联系也大多仅限于微信或电话，一年见面的机会可能就两三次。传统意味上的家庭往往在生活的大多数时间上缺席，因此，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重新构建“家庭”的温馨意味和归属感，就成为了合租者们无法逃避的新课题。

青年们在合租这一过程中一步步地进行着脱嵌（disembedment）——从家庭中相对独立，也脱离出原有的传统与文化，以及社会归属等的限制。但人是会感到孤独的社会动物，当原有的归属不再亲密，便想要寻找新的集体。因此，“重新嵌入（re-embedment）是摆在个体面前的任务。”（Bauman, 2001）

年轻人的交友是慎重的。人们只想找到可以互相理解的、和自己三观相近的朋友，从而与他们形成群体，以谋求一种togetherness。

选择朋友的过程，也就是认知自己的过程——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认可什么样的价值，这都影响到我想要交什么样的朋友。或者说，重新嵌入的前提就是建立起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来——即使在这一人生阶段，这种认知可能是尚且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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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能生活在别处”

“一个人如何生活变成了系统性矛盾的传记性解决办法。”（Beck,1992）

Lina是我的采访对象中比较特殊的一位。她正在上海一边工作一边读专升本，和另外13个人一起，住在一个不到一百平的群租房里。她的房间里共有六个床位，现在空了俩，有三个室友。“生存空间资源太少了。”

在Lina的邀请下，我去她住的地方坐了坐。打开房门，可见的是不足的光线、逼仄而老旧的空间与堆满的杂物。那是一个压抑且紧张的地方。我们来到她的房间，她的一位室友坐在床上看书，并没有抬头看我们。Lina搬来一张折叠小板凳放在空地上，给我切了个橙子。

配图 / Lina房子的公共空间；

她的房间；她摆放的艺术品和世界地图

她搞艺术，也做艺术顾问，这个在我们想象中光鲜的职业收入并不多，而在将更多收入用于自我提升、成人教育与旅游后，所剩就更拮据了。她感叹自己没有伍尔夫说的那样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也一度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而痛苦。

但现在她已接受了这一生存境况。她诗意地和我说：“我们不可能生活在别处。”

Lina认为，她的室友们都是“没有放弃的人”，她们有的学英语，有的准备考研，她自己也正努力向热爱的当代艺术的方向发展。这也是因为，“上海是一个将人向前推的城市”。最开始的时候，她想，我为什么在这里，和这些人在一起？她觉得自己很差，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后来，她告诉自己，“你住在那么差的地方还在坚持，你太棒了。”可这是激励自己，还是将不理想的现状合理化以接受？我问她，她说她也不知道。

渐渐地，Lina在自己的床位边放满了艺术品，在上下铺之间的墙面上世界地图。她很是认可。Lina在窗边放了一个两人相拥的铜制雕像，她将他们朝向窗外放着，“看到更大的世界”。

“我觉得我是大多数。在上海更广阔的的人群里来说，我是大多数。”Lina如是说。

配图 / Lina的雕像

大多数人来到上海的原因和Lina差不多。首先当然是因为更好的职业发展，这是废话。除此之外，他们还喜欢上海的一点是：“大城市有律可循，人们守规矩，没有小城市那么多讲人情的事情。”

他们描述的“讲人情”的“小城市”，与“守规矩”的“大城市”的区别，是传统的“熟人社会”，与人们的交往是本着功利实用目的的“陌生人社会”的区别。齐美尔对比二者说：“大都会……在精神生活的感官基础方面，在我们（作为有赖于差异的造物）的有机体所需的知性量度方面，与小城镇和乡村生活的感官—精神状态那种更加缓慢、更加熟悉、更加平稳流畅的韵律形成了深刻的对比。****因此，大都会精神生活本质上知性主义（intellectualistic）的特征就可以理解了。与之相比，小城镇的精神生活更多地停留于感觉和情感关系。”（Simmel, 1990）

城市是经济上劳动分工最发达的所在地，大城市里，每一个人的会面短暂而稀罕。就像何瑜感叹的那样，“上海太冷漠了，在上海没有人有时间关注别人。”

在采访中，子君给我描述了两个很有画面感的场景。她说：“我每次上下班的时候，就看到大家，住在边郊的人纷纷赶往市中心。在市中心，满是像K11这样的购物广场，外墙上挂着琳琅满目的奢侈品广告。这时候，我会突然觉得，我住在一个像是郊外的地方，家旁边吃饭的餐厅只有沙县，真是所谓的这个城市的繁华与我无关啊。（笑）”

还有。“我有一次走出莲花路的地铁站——那个地铁站出去有一个很大的天桥，在上面看着下面的车，就突然觉得这个城市离你很有距离，有一种赛博朋克的感觉？你看到了这个城市，但它不属于你。你只是活在它表面。”

配图 / 采访对象的摆件与书

在讨论上海的合租、个体化这一话题时，还有一点需要被关注。“个体化”（或者它的现代性背景）并不应该是一个天下大同的、适用于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普遍概念。如贝克在《个体化》的中文版序中指出的，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是“不完整的制度性个体化——中国没有文化嵌入的民主，也不是福利国家，中国的个体化并未制度性地维系于一个基本权利系统（家庭法和劳动法等）”。

缺乏制度的保障，大城市的个体化生活给人带来的感受是压抑的。奕宁这样描述自己在上海合租时的感受：“合租是外地的年轻人大都会有的阶段，甚至会很长很长。有的人一直租下去，有的人自己努力，或是家里帮忙买了房，有的人逃离了北上广……这些行为看上去是个人化，家庭化的选择，但还是和经济发展状况有关的。大家都是一个小齿轮。”奕宁虽然也觉得自己的想法有些虚无主义——“我会想，人都要死，人类种族必然灭亡；经济必然崩溃又好转，世界到处凶杀案……然后再回顾一下生活，好像也就那样了。”

他说，“目前的目标就是多赚钱，老了找间好点的养老院吧。”

既然中国的个体化没有一个制度性的保障，而个体化又意味着个体必须承担自己的失败，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那么中国的个体面对的则是更加巨大的风险。这也导致他们在精神层面上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与孤独感，以及迷茫感。风险的加大以及个体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导致中国的个体具有（甚至可能比西方的个体更加）强烈的为自己而活的意愿，并以牺牲更大的代价为手段以维持个体化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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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租的合理化

合租作为一种新兴的、与传统不同的居住方式，到现在被上海的青年们广泛的接受——房子很贵，我们都知道。这是绝大多数人选择合租的理由。但合租是怎么被完全接受的？

作为研究者，很难说自己能做到完全没有任何预设。在我的想象中，合租应该是一个较难接受的生活状况。在研究刚开始的时候，我常问我的采访对象们：你是否觉得合租很难接受，是一个不太理想的生活状况？是否因合租产生过消极的情绪？

然而，绝大多数参与者告诉我，他们认为合租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即使可能合租中许多细节可能不尽如人意，然而却是一件非常常见的、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事情。“是一个必须接受的生活状态”、“生活的平衡点”、“一件社会效益最大化的事情”、“人生的一个阶段”、“这个年龄正常的事情”，采访对象们如此描述自己对合租的看法。

甚至，像昊然说的那样，“要是毕业后就有了房，其实也总感觉……怪怪的**？**总觉得并没有到达某个年龄，某个有了那种资产的承受能力的年轻吧。”

对于中国的青年来说，大学宿舍的集体住宿生活无疑为接受合租提供了基础，既然大学已经有过类似的与本不相识的人同住一室的经验，接受合租房也就没有那么困难。或者说，相比起宿舍生活，合租显然使人快乐。阿维说，“合租里也有有幸福感的瞬间，比如和大学住宿舍比较，你拥有了自己的冰箱诶。在夏天，你可以往自己的冰箱里放一盒酸奶，这样的小事让人幸福。”

又或者像小白这样，因为因为学校不提供研究生的住宿，小白和五个同学一起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屋子。在房东的允许下，他们将房内的床铺改成了上下铺。因为本来就相识，又免去了学校宿舍里诸多规则的管制，六个大男生住得也非常快乐，常常一起复习，没事了就一起看剧，也常有其中四个人一起开黑打LOL的快乐电竞时光。

配图 / 小白的房间

合租的房子是‘宿舍’到‘家’的一种过渡。“合租是一种人生阶段”，这是一个较为含糊的说法。这一说法背后隐藏的是青年对自己社会状况的判断：中产阶级子女，经济实力尚未成熟的青年，城市新移民。

“中产阶级”在中国语境里是一个模糊而暧昧的概念。它是一个与西方话语里不同的、内部差异性极大的想象共同体。它不是一个仅仅以物质条件为衡量的概念，如布迪厄说的那样，它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资本的集合，也因此，构成了人的惯习（habitus）。

惯习通过指导人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生产着社会的区隔。通过惯习，“客观的限制变成了一种限制感，一种通过对于客观限制的经验而获得的对于客观限制的实践的参与，一种‘恰在其位’的感觉，这种感觉引导人们把自己主动排除于与自己无缘的商品、人物以及地方等。”

这种**“恰在其位”**的感觉，通过青年对自我身份的判断，使得合租成为一个被合理化的选择。就像昊然说的那样，要是毕业后就买了房，会感觉怪怪的。

在个体化时代里，中产的身份并非由出生在中产家庭中继承的，而是被“加入”的。但是，既然大多数人选择待在上海的原因，是为了更好的职业生涯和个人发展，那么他们对未来是否有宏伟的期许？是否相信（而非希望）自己能实现阶级跃迁？

更多人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不觉得自己将来会多有钱，可能就是正常工作，到了父母的年纪有稍微比他们好一点的生活。”大京说，“可能到死都是中产，但也比在老家好。”

就算可能到死都是中产，年轻人也更愿意待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以谋求更好的发展。当然，阶级跃迁不应该是唯一的发展目标，也当然不能被视为衡量生活美好与否的指标。

配图 / 采访对象的房间

但既然选择留下，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也选择接受自己的中产身份。“现代社会结构强迫人们称为积极主动和自我做主的个体，对自己的问题负全责，发展一种自反性的自我。”（Giddens, 1991）个体必须对自己的生活负责，而生活在上海这样快节奏、高成本的大都市，就意味着必须接受合租。

青年本可以选择在自己的老家，以更低的生活成本，尤其是更低的居住成本，选择更好的居住环境。然而，许多人选择在上海谋求更好的个人发展。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这一暂时性的妥协策略，也就成为了个体为了长远的发展而在现阶段所付出的代价和责任。而这个过程，也帮助推动了社会结构与分层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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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合租房里的“我”

“比起工作的“集体感”，合租是一件“个人面对社会”的事情。”

在上海合租的青年们虽然知道移民上海这一选择必然带给他们更好的个人未来发展，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未来的规划尚且是模糊的。他们戏称自己为“社畜”，每天浑浑噩噩上班、混日子，不知道未来往何处去。

子妍在采访中这样评价合租：“居住的不安定性，是伴随着未来的不安定性而来的。”对于年轻人来说，选择未来的目标是一件难事，且是一件难以找到清晰的线索的事情，生活的不稳定性也就在此显现。

个体化的时代意味着，我们再也没有一个“标准化人生”可以参考了。我们必须找到自己想走的道路，重要的不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和方法，而是找到目标本身。

找到目标的关键，在于认清“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但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现在参与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以期从中找到自己更加偏爱的道路。但在这些杂食主义的社会活动中，我们体会到的自我并不是统一的。

我很喜欢贝克的这个描述：

“我的生活不是一个连续体，它不仅是被白天和黑夜切割成黑白两个世界，而且当我从事不同的活动时，展现的是不同形式的自己，比如去车站、坐在办公室、阔步走过树林、预约别人、写作等；我得关心所有事情，而这些事情哪个跟哪个都不挨着：我得跑步、抽闲、杀人、听广播、向首长说‘是的，先生’。这样的人被称为‘一个充满着闪亮快照的文件盘’。”

(Beck, U., Beck-Gernsheim, Elisabeth, 2002)

譬如在合租房里的“我”，小心翼翼地戴上友好而亲切的面具，以客套而疏远的方式和我的室友交际；上班时候的我，摆出敬业的、奋斗的姿态，面对我的同事和上司；在有的朋友面前，我得让他们感到我是“酷”的，是一个值得交往的有趣的人；在另一些朋友面前，我得摆出一副随和的样子……“我”，是一个得不到在时间上连续性的认知的概念。我们，当代人，都得了Fredric Jameson说的精神分裂症。

如何内在地体会到自己的个体同一性，建立起一个统一而坚固的身份认同来，就成了个体化时代青年们所遇到的难题。

但无论是我们前文所讲的，还是个体化理论更关注的，都是个体在遇到身份认同困境时候面对的structure。既然我们讲的是个体，就应该看到个体的差异性。不同的个体遇到的身份认同困境不一样；面对着类似的structure，他们也展现出不同的agency，不同的解决方式和不同的力量。个体化的人生意味着一个更加无依无靠的个体，也意味着一个无牵无挂的、自由的个体。不清晰的未来，换成另一种说法，即是充满选择的未来。

让我们再把话说得简单点吧。

在采访的整个过程中，我遇到的是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他们或多或少面对生活的不如意。有一位采访者，愿意接受我采访的一大原因是：“关于合租我有好多事儿想和人吐槽。但这些事情又不大，要是专门拿去和朋友说，又显得很小气。看到你在做这个采访，我终于可以一次性把这些吐槽说出来了。”因为合租平常到不像一件“事情”，许多细小的东西也似乎就不值得说了。但许多细小的快乐，也同样被忽视。

配图 / 采访对象房间里的懒人沙发

合租难，个体化的人生难，生活也难。

但既然个体得到脱离出之前种种束缚，以独立的方式面对这许多难题，我相信在个体化里的人生里，人们具有前所未有的力量，且每一人皆不同。

我又怎么能以旁观者的身份，轻描淡写地试图将别人的生活写尽呢。

在诸多宏大叙事之后，我们还能记起譬如将酸奶放进冰箱里的小欣喜，和室友一起吹夏日晚风的惬意，和关上门后的属于自己的小卧室的平静。

虽然听着很鸡汤，但我依然相信在这个时代里，年轻人有能力，会以自己的方式活出值得过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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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这篇采访稿里涉及的相关文献

因为想写成比较可读的采访稿

感觉有些理论部分表达地相当粗糙而且有点断裂

如果感兴趣可以直接去读他们的理论

Bauman, Z. (2000). Liquid modernity. Polity Press, Cambridge.

Bauman, Z. (2001). The individualized society. Malden, MA: Polity Press.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Sage Publications.

Beck, U., Beck-Gernsheim, Elisabeth (2002). Individu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Unnumbered)). London: SAGE.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lated by Nice, R.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 identity :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asil Blackwell.

Simmel, G. (1990).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edited by K. Wolff. Glencoe: The Free Press. Also reprinted in Frisby, D and Featherstone, M. (eds) (1997) Simmel on Culture. London: 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