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香港？让子弹再多飞一会儿_风闻

正好两个月前，香港政府决定暂缓修例，我说不出的遗憾。感觉到那颗素未谋面的南国明珠即将凋零，可能心中隐隐预见到心中不忍见到的事情将会发生。于是写下了《谁的香港》一文，结尾写下对香港政府的期望：

留给香港的时间却是不多了。不是50年大限，而是争取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的机会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事关香港的未来，本届香港政府要有所担当才是。

当时不太想明言有所担当的意思就是香港要自救，唯有雷霆手段方显菩萨心肠。唯有拥抱祖国，才能维持香港地位，香港七百万人才有出路。如果固执己见的排斥祖国（沉默的大多数，说的就是你们），排斥政治经济法制往一体化方向发展，那么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的王冠将一顶顶的被摘下，到时候七百万人困死在这个废都，这就是香港可以预见的残酷的但可能性极大的未来。

我查了一下，在观网风闻社区，这是第一篇关注香港修例的文章。点赞收藏的朋友不少，但讨论的热情乏乏。

文章非常取巧，起承转合四部分都是引用，我写了一百字左右将其串联起来，只用了半小时时间就组织完成。但背后对香港的暗中观察，可能有十多年了吧。

香港问题的前因不再赘述，看前文即可，如果有时间研读韩毓海教授的几本名著更好。这回要说的是现状。怎么读懂香港现在这副牌局呢？

最近仔细看了一遍《让子弹飞》，那些经常被人提起的情节，我并没有什么多余的感触，反而是这个镜头抓住了我，让我联想颇多。

“张麻子”喜欢的“花姑娘”，左手枪指“张麻子”，右手枪指太阳穴。

这段的完整对话是这样的：

张：你是被黄四郎买来的？

花：对。

张：他打过你？

花：打过。

张：我打过你？

花：没有。

张：你恨他吗？

花：恨。

张：恨我吗？

花：不恨。

一个没有被影片完全发展的冲突爆发了。

张：那你不拿枪指着他！你拿枪指着我？

花：因为你是好人！

张：什么？这是什么他妈的狗屁道理？好人就得让人拿枪指着？

读懂这一幕，就能读懂香港废青为什么有气朝港府撒，朝祖国撒，就是不朝某些人撒的逻辑。只因为他们认为你是好人，好人是不敢对他们怎么样的。哪怕你也有枪，他们还是无所顾忌。因为你是好人，你不会开枪。

8月5日，香港摄影记者@风中微尘 在微博晒出了一条香港警察刘Sir（光头Sir）给她发来的短信，直言“看哭了”。

目前，该微博已有7万多点赞，2.2万转发量，以及3000多条评论。

短信中，刘Sir写道，警察部没有批准他接受采访。“我的伤势无大碍，只是右眼有积血、颧骨红肿，休息数天便会复原！”

“香港警察有能力处理这班暴徒，只恨他们也是中国人，打不是，不打也不是！真的很心痛！”

如果你还是一个喜欢“花姑娘”的好人，更可以好好利用了。左手的枪指着你，右手的枪指着你的所爱，你怎么办？

可能因为电影时长，这个冲突还没有完全爆发就被扼杀在萌芽之中。花姑娘加入了张麻子的队伍。但是在我看来，花姑娘是不该这么快速加入的。我一直在想，如果这个冲突完全展开会怎么样呢？比如黄四郎知道张麻子喜欢花姑娘的话，会如何利用这层关系呢？

香港这颗曾经璀璨夺目，现在仍然光彩照人的东方明珠，就好比是花姑娘。毫不否认，我们深爱过，也为其付出过，保卫过。于是某些人认为他们可以拿起右手的枪，指着香港，让你继续为其交付赎金。同时，他们还可以拿起左手的枪，即便交付了赎金也不接受你的保护。可以一直把香港当作人质，让你一次又一次的为其交付赎金。面对这样的花姑娘，最终你只能说一句“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吧。

可是，废青和沉默的大多数们都搞错了。好人不见得是善人（滥好人），好人也可以是狠人。张麻子不抢穷人，并不见得是多同情穷人，只是觉得解决不了问题没意义。那些沉默的人不是好人，也不算是坏人，是小人，畏威而不怀德。小人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只有用和不用，为我所用和为人所用的区别。得失只在于为我所用还是为人所用。为人所用，花姑娘即便再美，也无须救赎。至于花姑娘是被毁容，还是死去，都自有人承担责任，反正不是我们的责任。

可能有些人记性不好，需要翻些旧账说说了。这可并非是第一次面对被绑架的还可能存着二心的花姑娘了。第一次是北平1948到1949年的政治和军事战役，第二次是上海1949到1950年的金融战役和经济战役。

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自恃掌握50万大军，控制平津重镇，以此为筹码要谈判，想要成立一个华北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以现在的角度看，不就是一个“一国两制”吗？解放区一个政府，傅作义一个政府，两个政府；解放军一支军队，傅作义国民党军一支军队，两支军队。这样的“一国两制”要能实现，可比现在的香港权力要大得多啊，因为人家控制着军队。而且人家控制的城市还是中国近千年来的古都北平，虽然当时其经济地位不怎么样，但是拥有大量的文化遗产和高等学府，是全中国的门面。这个“花姑娘”可比香港标致得多了。

面对如此局面，解放军用军事手段打掉了他左手的枪，军事配合政治手段逼迫让其放下了右手的枪。在毛泽东给傅作义的最后通牒中，毫不客气的历数其在之前战争中犯下的种种罪行，指其为战犯，最后说“任何顽抗必遭覆没，和平解决可望折罪”。如果千年古都北平毁于战火，也是你傅作义作为战犯犯下的罪，而不是人民解放军的责任。傅作义最终选择了接受和平解放。

上海的投机资本集团以及其背后的蒋介石和西方的敌特势力，自恃掌控了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的经济命脉，坚决抵制人民币进入上海，想要搞币制上的“一国两制”，即其他地区用人民币，上海用金银和美元。新中国人民政府同样是毫无客气的用雷霆手段查抄了证卷大楼，打掉了其左手的枪。人民币得以在上海立足。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进占上海后，投机资本家凭借他们掌握的足以扰乱金融物价的经济实力，用黄金、银元、美钞把人民币排斥在上海市场之外。军管会颁布外汇管理办法后，投机分子便把投机的重点集中在了银元上面。在他们的操纵下，银元价格在短短10多天的时间内上涨近两倍。银元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两倍多，人民生活必需品大米价格上涨2．24倍，棉纱上涨1．49倍。南京路四大私营百货公司便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也闻风仿效，使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稳住市场，人民政府曾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但银元抛出后，全被投机分子吃进去了，没有稳住市场。银元投机反而越来越猖狂。当时上海的证卷交易所本来已命令停业，实际上却没有停，成了半公开的银元投机指挥所，每天麇集几千人在那里。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银元贩子更多，一九四九年六月五日这一天有两万人，六月八日发展到八万人。　　

以当时中共的实力，与投机商们拼金银数量是拼不过的。所以，中共立刻改变策略。　　银元之战策略：不陪你下棋，我直接掀翻桌子。　　

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派出军警力量，于上午10时查封了银元市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同时，多管齐下，强推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包括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券；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券；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实物公债；验资，像平津一样，通令各私人银行查验资金；开放各解放区间的汇兑，以老区比较坚强的货币阵地，支持南方新占领的货币阵地，使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这样，政治和经济两种手段相互配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猖狂的银元风波即被平息下去。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敌人转变了策略。如果拿着人民币买不到生活必需品的话，人民币也是会被赶出市场的。于是敌人用剩下的资本囤积生活必需品，棉纱米粮和煤，俗称“两白一黑”。这种打击生活必需品市场的做法不正是将上海和上海市民绑架起来做了人质吗？这是敌人举起了右手的枪。

面对右手的枪，我们不能采取和对付左手一样的做法，敌人要打，花姑娘也要救。新中国政府在陈云的领导下，用经济手段对付经济手段。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从6月中旬到7月下旬的一个多月中，上海的投机商乘国民党残敌对中共政权实行武装封锁、捣乱和一些地区遭受水灾、风灾之机，砸下巨资炒作米粮、棉纱等，以米价带头，纱布跟进，带动物价全面上涨。上海米价猛涨4倍，纱价上涨1倍，同时又影响到整个华东和华北、中南等地。7月平均物价比6月上涨1．8倍。　　

7月27日至8月15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大区的财经会议，商讨解决上海和全国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陈云提出，解决上海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即大米、纱布、煤炭)。“两白一黑”中的关键又是大米和纱布，“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在会上，他要求加紧调运大米和棉花，设好防线，警惕新的物价涨风。上海会议后，8、9两个月，全国物价虽呈平稳态势，但投机势力却在积蓄力量，酝酿一场新的风暴。

11月13日，陈云发布十二道密令。（略）

十二道密令归根结底无非两条，其一，最大程度收缩银根；其二，最大程度调集物资。对比国民党金圆券改制——将搜刮金银与外汇、以政治高压打击囤积居奇作为主要手段——双方对经济的认识简直不是一个档次！国民党认为，只要有足够的金银与外汇，就能稳定物价，就能稳定经济形势。而中共却能一针见血的认识到“我掌握多少（物资），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认识上的差异自然导致方法与手段的差异，方法与手段的差异自然导致不同的结局。　　于是，中共充分发动自己严密的组织体系，从全国范围调集物资。以粮食为例，四川就调集4亿斤到上海，东北每天运输1000万斤粮食入关，还有华北、华中、山东等解放区也源源不断运送粮食到各大城市。这次动员范围之广、调动物资之巨已经远远超过淮海战役的规模。　　截止到11月底，中共调集的粮食不下50亿斤（打淮海战役调集的粮食才1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达全国产量的一半，人民银行吸收了8000亿社会游资，投机商已经深陷重围而不自知，他们将大难临头了！　　手握巨额物资后，中共开始动手了。

11月20日开始，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大城市的国营贸易公司开始陆续出售棉纱。投机商一看又有棉纱放出，不管价钱多少，一窝蜂地扑上来吃进。这次国营公司在出售棉纱的同时，居然在逐步提高价格，向黑市价格靠拢。政府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难道也想利用涨价套利？他们没想到这是陈云使出的“引蛇出洞”之计，引诱投机商把手里的资金全部拿出来。　　

投机商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紧俏商品一天就能涨好几轮，不但可以应付拆借利息，更可以获得暴利。他们也顾不得多想国营公司涨价的动机，不惜一切疯狂吃进，兜里的钞票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吸干了。银行贷不到款，就借高利贷，甚至不惜每天支付50%，甚至100%的惊人利息！　　11月24日，总体物价水平到达7月底的2.2倍，这正是陈云定下的物价目标，在此价格水平上，中共通过严密计算，手里掌握的物资和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相当，中共发起总攻的决战时刻来到了！　　

多罗嗦一句——宋国舅手中只有几百万两黄金就敢放出狂言——政府仅靠抛售黄金就能稳定金融；而中共手握数十亿斤大米与半个中国棉纱产量还要严密计算是否与市场上流通的货币相等，直到手中物资绝对大于投资商手中可能得到的全部现金才开始动手，双方的差距真不是一点半点！　　

11月25日，在各大城市，国营贸易公司同时抛售纱布，并不断地调低价格。投机商开始还敢接招，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的物资铺天盖地而来，不仅越抛越多，后续调运的纱布整车整车通宵达旦的拉进各大城市。各个国营商店囤积的纱布堆成山一样，你敢买？砸也砸死你！　　

面对中共动员的压倒性的物资力量，投机商绝望了，开始抛售自己手中的纱布，抛风一起，纱价应声而跌，棉纱市场行情如雪崩一般一泻而下！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一半，投机商血本无归。但是中共并不收手，紧接着出台三条狠追猛打的措施：第一，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人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第二，规定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第三，加紧征税。还规定税金不能迟缴，迟缴一天，就得罚应税金额的3%。三条夺命令一出，不仅参与纱布投机的资本家纷纷破产，连带许多私营钱庄也因此而大量倒闭。

棉纱之战赢得十分漂亮。著名金融家、时任中财委顾问的章乃器，曾经十分叹服陈云对反击投机势力时的时机拿捏：“在那紧要关头，像我们这班知识分子就难免要犯主观主义的急性病。我那时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用压力。然而，财经工作的负责人却是那样得沉着、坚定，认为依据通货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时机尚未成熟，应该再多准备一些实力。同时，不妨再从市场阵地撤退若干步，以便争取主动，进行反攻。事后的实际告诉我们，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经济上的反攻从11月中旬开始，以五福布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万元，比较10月31日的5.5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就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敌人深入到达了于我绝对有利的地形之后，一师兵就可以发挥出来两师兵的力量，就有把握可以克敌制胜了。”

——内容摘自《蒋介石为什么失掉大陆：1945——1949经济篇》

棉纱之战后面是米粮之战，过程和结果都大致相似，就不再赘述了。

结合前两次“花姑娘被绑架”事件看，这次也要沉住气，等待时机，一鼓作气彻底解决问题。

香港有我们的驻军，敌人左手最多就是根烧火棍，并没有什么杀伤力。远远及不上傅作义的大军。我们的外汇储备也很多，像当时上海那样的敌我货币储备对比也是不存在的。

敌人右手的枪虽然麻烦，但也并无大碍。敌人是希望你早出手的，这样说明人质的价值很大。香港虽美，也不是无可取代。这同当时的古都北平和经济中心上海，是不一样的。拥有香港当然更好，但香港不能为我所用，还会时时刻刻被人利用使拌子的话，那也是可有可无的吧。可能香港在香港人眼里还是正当妙龄，实际上也就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了吧，再这样下去就是明日黄花了。请香港人务必了解这种视角的偏差，这事关香港的未来。

香港还在沉默中的小人们，中央会不会出手，并不取决于香港的事情会闹到多大，没人对这个拿不到税收的城市有天生的义务，别以为好人就好欺负。香港的价值只取决于未来香港在中国经济版图的价值有多大，作用有多大，贡献有多大。对小人而言，畏威也罢，怀德也罢，唯有利益是永恒的语言，所以我们只谈利益。毫无疑问，伤害香港只会让香港贬值，而失去救赎的价值。你们唯有站起来主动排斥打击扰乱香港的恶人，才会让香港在中央面前加分，先要证明自己有用，才有谈判的资格和筹码。

唯有自救。

愿明珠光芒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