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朋友动手是暴力，女朋友动手是情趣？ | KY特别报道：遭受家暴的男性_风闻

前几天，KY编辑部内聊到一个问题：在异性恋的亲密关系中，如果男生打女生，那肯定是家暴无误；那么，如果是反过来，女生打了她男朋友呢？算是家暴吗？

有同学想到了之前热度很高的“张雨绮刀砍袁巴元”事件。张雨绮在娱乐圈以“敢爱敢恨”著称，一系列泼辣操作也曾让她获得“暴力御姐”的称号。

她曾直言“年龄根本就不是决定一个男人成熟与否的关键，我觉得，男人其实从来没有成熟过。”秉持着这样的观念，她对自己的历任男友也从未手软过。

和汪小菲热恋，爱时旁若无人地卿卿我我，吵架翻脸时在公众场合直接扇了汪小菲一巴掌。

与汪小菲分手后，风风火火恋上王全安，也曾高调地晒出8.688克拉的鸽蛋钻戒，表达爱的宣言。但碰上吵架，张雨绮依然毫不示弱，开着路虎就冲上马路直追王全安，还猛踹车门逼其下车。

然而在网友们看来，这都不是最狠的。张雨绮和第二任丈夫直接闹到了警察局，袁巴元的状告理由是他被张雨绮砍了！背上留下了两道长达1厘米的伤痕！

但是，民警到现场后因“未发现有持刀情况”，便按照一般家庭纠纷处置了。

该事件在网上引起热议后，一部分网友为张雨绮叫好，认为她“有气就撒，刚到不行”，是新时代女强人的“标杆”；也有网友对此感到警惕，认为“如果张雨绮是男生，评论一定会一边倒骂家暴吧”。

事实上，以张雨绮袁巴元这一事件为例，如果女方持刀伤人情节属实，的确会构成对男性伴侣的家暴。这一点也给了我们警示：接受亲密关系暴力的一方并不总是女性，男性也会成为受害者；

此外，亲密关系暴力不止发生在异性恋伴侣中，它也会在性少数伴侣之间发生。

对于遭遇了亲密关系暴力的男性和性少数人群来说，求助更加羞于启齿，援助渠道更加缺乏，能够受到的社会支持也更少。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谈谈那些在亲密关系暴力事件中被大众忽略的**“特殊受害者”**。 

无论是媒体的报道、机构的调查，还是政府和民间机构提供的援助渠道，资源都更多地集中在“亲密关系暴力的受害者是女性，施害者是男性”这个设定里。我们普遍认为，男性遭遇亲密关系暴力的情况即使存在，也是罕见的，实则不然。

根据统计数据，有相当比例的男性曾在亲密关系中遭受过暴力。美国疾控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2010年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有28.5%的男性曾在亲密关系中遭受过强奸、肢体暴力或者盯梢（女性为35.6%）。

另一份根据警察记录整理的报告则显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2014-2015年，2.8%的男性（相当于50万人）和6.5％的女性（相当于110万）遭受过不同类型的亲密关系暴力，这意味着****每三个受害者中，两个是女性，一个是男性。

在中国，社会学教授风笑天（2010）在对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N=22025）的研究分析中发现，24.9%的女性和22.8%的男性****都曾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暴力。

中国性教育工作者陈洁瑜对男性亲密关系暴力受害者早有关注。她告诉KY，在2016年年中她在北京主导的调研中，**许多男性访谈者认为男性不会是亲密关系暴力的受害者。**也没有人举出男性作为亲密关系暴力受害者的例子，无论是关于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陈洁瑜认为这可能反应了一种认识上的偏差，当然也可能是因为男性在访谈中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受暴经历。她说，**人们谈论亲密关系暴力时，往往会有这样的预设：**亲密关系暴力主要是肢体暴力或者婚内强奸，而其施暴者是男性，受害者是女性。

这个预设包含了两个误解。**a. 第一个误解是“男性不会是肢体暴力或者关系内强奸的受害者”。**在人们的观念中，女性的身体力量不如男性，在异形间的对抗中，男性总是会处于优势，因此，他们不太会“被打”或者“被强奸”。

但男性被施以肢体暴力的案例并不鲜见。在风笑天的调查中，5.5%的女性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过肢体暴力，而这一比例在男性中为2.5%。 

过去四年里，心理咨询师王大为一直为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提供服务，这是一家反对性别暴力的公益组织，其特点是呼吁男性加入到反亲密关系暴力工作中。王大为介绍说，他接到的男性遭受亲密关系暴力的案例中，几乎全都发生了激烈的肢体暴力，并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

另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反亲密关系暴力机构援助者表示，**女性常使用咬、掐等方式来施加暴力。**她援助的一名当事男子，因长期被妻子在身体看不见的部位掐出伤痕，连夏天也不得不穿长袖衬衫来掩饰。

**在一些案例中，肢体暴力是相互的。**一个50多岁的中年人曾向王大为求助，他和妻子婚后居住在妻子的娘家，长期遭到妻子和娘家人的羞辱和耻笑，之后发展为被妻子殴打。后来，他也会动手予以反击，最后发展成为他和老婆长期的互相殴打。

**但当男性遭受暴力的情况出现时，当事人往往得不到相应的支持。**四年前，在遭到妻子的又一次殴打后，姚威（化名）鼓足勇气走进派出所求助，然而警察的一句回应则让他落荒而逃。 

“就感觉他憋着笑，还问我，‘你一个大老爷们，人高马大的，怎么可能被老婆打?” 当时觉得周围所有人都瞅着我，笑话我。如果地上有一个洞，我立马就能钻进去。” 在此以后，姚威没有对任何人讲起自己的遭遇，直到离婚。“难道只有女人才有可能遭到亲密关系暴力吗？”这使得姚威困惑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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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洁瑜说，**b. 第二个误解是“亲密关系暴力只有肢体暴力这一种形式”。**其实，肢体暴力仅仅是亲密关系暴力的一部分，亲密关系中的暴力有经济控制、情绪/精神虐待、身体虐待、性虐待、言语虐待五种形式，身体以外类型的受害男性，更加容易被忽视。

在风笑天（2010）的研究中，男性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非肢体暴力的比例为22.7%，远高于他们遭受肢体暴力的比例（2.5%）。

但是，当一个男性遭遇非肢体暴力时，人们往往更不容易将他们当做受害者来看待。

在父权社会中，政治、经济、法律、家庭等领域的权威位置都被默认保留给男性；**人们对“男性气质”存在一定的想像与期待，男性是坚强、刚毅、支配、管理的角色；女性则被认为更感性、脆弱、处于从属地位。**这种思维模式是二分法的、非此即彼的，比如阳刚与阴柔、理性与感性、主体与客体会分别被用来形容男性和女性。

这带来的影响很多。例如，人们会更多地认为，男性不应该那么容易受到情感伤害。陈洁瑜告诉KY，“因为刻板印象的支撑，很多时候，人们谈及精神暴力相关问题时，会下意识地认为，感情创伤、情绪问题更容易出现在女性身上，而男性遭受到情感伤害，因为对方的冷暴力而感受到痛苦，则被认为是与‘男性气质’不符合的表现。”

除此之外，在陈洁瑜看来，人们对性暴力的认知也普遍存在误区。在一段亲密关系中，男性往往被认为是性关系的主动方，但事实上，**人们忽视了女性对性的需求也可以主动的，也忽视了男性也会遭到强迫。**而一旦男性遭受性侵害后，人们往往也会施以嘲笑而非同情，比如发出“你是男人，明明占便宜了”、“你是不是男人啊”诸如此类的嘲笑。

社会对男性的刻板印象不仅使男性更难得到外界的支持，它也同样内化于男性的价值观中，也使得他们成为一个更沉默的群体。在过去四年的时间里，王大为接到过近200名亲密关系暴力的当事人求助，但在所有来求助的人中，女性占90%，男性只占10%。

王大为介绍，这些受害者都是在实际生活中遭遇了长期和持续的肢体暴力，实在无法忍受之后，才前往寻求帮助的。

“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父权文化不但对女性进行压迫，同样给予了男性压迫。”王大为说。当父权社会的结构实际上将男性禁锢在单一的性別角色中，男性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内化这样的价值，极力去扮演好“合宜”的角色。

由于深受“男性气质”所困，男性受害者格外羞于寻求帮助。王大为表示，**“相比于女性受害者，男性受害者更加孤独。****”**女性受害者更有可能跟好朋友哭诉，寻求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但对于大多数男性来说，他们可以和朋友喝酒聊天，但永远不会谈论这些话题。

即便他们迈出求助的一步，也很难顺畅地说出自己的遭遇和痛苦。

美国记者Philip W. Cook（2009）曾与亲密关系中受到暴力的男性进行访谈，他发现，这些受害者往往会以幽默的语气来描述自己所经历的痛苦**，试图让自己和別人感受“这并不是一件太严重的事”，这种“幽默”被认为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这与王大为的工作经历非常符合。王大为说，**这样的情况在男性受害者中非常普遍，男性受害者们往往并不会将自己的遭遇描述成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在过往的援助中，大多数女性受害者们打来电话的第一句话就是“我遭到家暴了”。而男性则大多则先是用隐晦的方式询问：“如何解决婚姻中的矛盾”，“和老婆有了冲突怎么办”。**在之后的深入了解中，援助者才会发现，他们曾经遭受了不同类型的、严重的暴力对待。 

“因为畏惧舆论，他们会采用试探的方式来看自己是否会被理解、被支持、被保护，还是会被歧视。”王大为说，在遭受暴力时，他们往往同时要承受暴力和内心羞耻感的双重打击。

一位来自北方的男性受害者，曾在深夜致电王大为寻求帮助，在电话接通后，他欲言又止。这名男子生活在北方农村，经济条件不好，花费很大代价才娶到老婆。然而，老婆对他日渐不满，从言语暴力渐渐发展到出轨，甚至带着情人对他进行了殴打。

在与王大为的三次交流中，这名受害者却认为主要的问题在自己，他不断重复着这样自我贬损的话：**“**是我太无能了，老婆都管不住，被戴绿帽子，被瞧不起……”

在进行了一系列访谈后，陈洁瑜提出了疑问：“目前，男性受暴者的报告案例确实比女性少，但我们不知道，这是因为男性受害者更少，还是因为男性受害者更加沉默，或者是因为援助机构对男性受害者的求助不予以重视、干预不足？”

当我们和陈洁瑜聊到男性作为受到忽视的受害者群体时，她还提出了人们对亲密关系暴力的另一个认识误区：

亲密关系暴力被窄化为仅仅发生在异性恋关系之间，然而，它其实同样发生在性少数群体的亲密关系中。

事实上，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发现，这也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2015年，反家庭暴力立法民间倡导工作组****发布的中国首份亲密关系暴力的全国网络调查报告《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调查报告》显示，通过对（包括877名非异性恋者在内的）3334名对象的调查，同性恋与双性恋的亲密关系受暴比例分别为“68.3%”与“67.6％”，甚至略高于异性恋群体的“62.7%”（备注: 此处“受暴”的定义是在过去一年内，至少遭受过一次包括身体、精神、语言、性、或经济上的暴力）。

然而，性少数群体作为一个本身在社会主流话语中本就未被承认的群体，能够获得的帮助和支持非常少。

“站在街头无处可回，谁会看我一眼？怀着对自己和恋人失望、又被社会抛弃的深深的无助感，这就是我看到的性少数亲密关系暴力的受害人。”****彩虹暴力终结所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从肢体冲突到性暴力、经济控制以及精神暴力都有涉及，**从涵盖的暴力类型来看，性少数群体与异性恋亲密关系的暴力没有大的差别。**而最大的不同则在于，性少数群体在遭遇亲密关系暴力后，无处依靠，甚至无人知晓。****这是别人看不到的受害群体。”

**社会公权甚至否认他们的存在。**2015年年底，中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通过表决，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郭林茂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公开表示，“在我国，还不曾发现同性恋之间的暴力事件，因此，新出台的《反家庭暴力法》中共同生活的人员不包括同性恋。”

在彩虹暴力终结所远程陪护的一个案例中，当地的公安局“一面说打人是不对的，一面告诫受害人，但是你们也别搞同性恋了。****”这样的公共事件与发声，也让性少数群体对于社会支持系统有了本能的不信任感。

不仅是向传统的支持系统求助可能会带来二次伤害，在马修眼里，“就连很多身边的朋友也会对我们另眼相待”。最初，在遭受男友多次冷暴力后，马修试图向朋友寻求帮助，直到有一次他发现，自己觉得“私密和丢人的事”被朋友当作笑话跟别人吐槽，他感到伤心。

“无论是gay圈的人还是异性恋朋友，大家喜欢把同性恋的事情传的非常drama（戏剧化）。他们倾向于把同性亲密关系这种身份代入八卦或是不好的东西。”

**一边是社会支持渠道的缺乏，另一边是群体本身的不信任，暴力中的性少数群体愈发面临很少求助的境况。**官方的支持系统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和忽视，与性少数群体对他们的不信任，在无声地相互影响着。

较之肢体暴力，容易被忽视的精神暴力也更加频繁地充斥在性少数群体亲密关系中，《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调查报告》（2015）显示，在严重精神暴力方面，同性恋和双性恋无论是施加还是遭遇的暴力都显著高于异性恋者，双性恋者遭遇严重精神暴力的比例（25.7%）甚至高于同性恋者（21.8%）和异性恋者（18.2%）。

报告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性少数群体经历的心理暴力常常与针对“出柜”（即暴露同性恋身份）的威胁和恐吓相关。

在忍受了男友一年多的“冷暴力”之后，男同性恋者燕子终于与男友分隔两地，燕子鼓起勇气提出分手，却遭到了对方的威胁，说要把燕子的个人信息和照片发布到学校的贴吧，“让大家看看，这个人是个同性恋”。

“我当时非常害怕，只能打电话请求他，从晚上十点一直到凌晨四点”，男友提出了很多过分的要求，最终，因为害怕出柜，燕子选择了顺从。

回想自己被“出柜威胁”的经历，燕子开始反思性少数群体里的暴力，“因为我们是性少数群体，受到暴力的那一方发声会更加困难，甚至根本不敢发声，所以，施暴的那一方就会变本加厉。”

**“出柜威胁常常会将暴力升级，因为害怕被出柜，暴力受害人往往会选择忍受暴力，同时更难向外求助。往往在这个封闭的过程中，暴力开始急剧恶化。”彩虹暴力终结所协调人（coordinator）**李悦告诉我们，

“出柜威胁，对遭受亲密关系暴力的受害者来说，几乎是个两难的绝望境地，而这样的两难不仅是暴力发起人造成的，更是社会对同性群体的歧视、社会体系的缺失与不接纳造成的。****”

“一部分亲密关系暴力受害者不被认真对待，这意味着，反对性别暴力工作是不全面的。同时，在社会实践层面，这群人将变得更加边缘，他们没办法从受害者角色之中被解救出来。而这也将导致，性别刻板印象将继续固化下去，”陈洁瑜表示。

我们呼吁官方、民间各类机构组织、大众，在关怀异性恋伴侣中女性受害者的同时，关注男性和其他性别身份的受害者，关注性少数伴侣关系中的受害者。对一种对象的最严重的排挤，并不是在话语领域内去反对它，而是把它驱逐到话语的范畴之外，它不被谈论，从而被人遗忘，这些他者，从此成为了行走在这个世间的憧憧鬼影。

而我们至少可以做的，是尽自己的努力，营造一种宽容的话语氛围，允许他们存在。这是我们能够为他们，同时也为我们自己所做的最少的事情。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