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亿票房引发的“慰安妇”后人要钱风波_风闻

作者|  施展萍

来源| 公众号“谷雨实验室”

当从天而降的金钱突然到来，会发生什么？导演郭柯决定把赚的钱捐出去时，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就像他一开始没想到，一部关于“慰安妇”的纪录片竟然会赚钱。越来越多要钱的电话涌进来了，那是一些“慰安妇”的后人。他们都觉得自己应该得到那笔钱，有人骂郭柯坏，说他不公平，还有人希望他“献出一点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这不仅是一个关于金钱的故事，这还意味着更多的东西。

突然涌入的电话

导演郭柯的手机，每隔一段时间，电话就源源不断地涌入，是来要钱的。他接电话的概率是十个接一个。他们想说什么，他很清楚。他会怎么回，他也很清楚：他不该再给钱了。最初，这些来要钱的电话，他是接的。后来，他发现他的道理说不清楚，那套在北京他所习惯的规则仿佛失效了。

电话来自一个共同的地方——山西阳泉盂县，打电话的都是“慰安妇”的后人。有时候，电话会在凌晨五点突然打来。那是一个73岁的老人杨森。老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还没要到这笔钱，越想越生气，直起身子，窗外天还黑着。他拿起手机，电话拨过去。这次，郭柯接了。杨森心想，好了，他肯定是睡得迷迷糊糊，被我给炸醒了。

还有短信。永远是长长的一条，一个屏幕承载不下。那是刘爱华发来的：先是肯定郭导伟大，告诉他“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社会就会变成温暖的人间”，暗示郭柯“我们也等待你的温暖”。

过几天，催“小郭”回信息：“你是干大事业的给个明确的答复。”再过几天，提醒“小郭”：“你的电影十分挣钱了，所以说我们盂县这十几位上法庭的老人你也应该考虑考虑。”

她留一头短发，戴一副眼镜。说话时，她不由自主地凑近你，循循善诱，对脱口而出的话满怀自信，缓慢而坚定。

郭柯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的局面，就像他没想到那部片子的命运一样：《二十二》最终上了院线，豆瓣评分：8.7。票房1.7亿。一部关于“慰安妇”的纪录片，经历了许多坎坷，缓慢而艰难的诞生，最后取得这样大的关注。郭柯承诺要把盈利捐出去。一开始，有笔钱给了22位出镜的“慰安妇”——片子正是以她们命名。

在盂县，第一笔钱是2017年腊月送来的。收到钱的是两个“慰安妇”的家属。郭柯把5万块钱分别送到他们手中，但小地方藏不住秘密。两三天，事情就传开了。西烟镇上的人知道了，20公里外，羊泉村的人也知道了。

5万块钱像投入湖面的石子，惊扰了原本的平静。如果不是这5万块钱，山西阳泉盂县另外13个“慰安妇”的后人永远不会知道郭柯是谁。——他们的亲人没有出现在这部片子里，不属于出镜的22人。他们也没人看过这部片子，如今有人提起它，说的是“那电视剧”。现在，他们知道了：一个导演因为“慰安妇”的纪录片火了。

杨森高个，肤色是那种常年在地里干活晒成的黑，眼睛小小的，眼皮耷拉。年轻时，他是农民，现在他老了。他感到衰老正在全方面侵蚀他，他眼睛花了，听觉下降，得用力说话，他才能听见。

一想到这5万块钱，杨森就来气，就要说郭柯不公平、不公正。别人告诉他，票房1.7亿，钱被郭柯赚了。别人还告诉他，郭柯给了两位“慰安妇”家属5万块钱，他也是“慰安妇”的儿子，也该得到这笔钱。

两个世界的规则在这里碰到一起。他们不理解电影工业，但是他们知道家人苦难的命运。他们觉得这笔钱应该分账：有人要来郭柯的电话，开始不厌其烦地拨打。很长一段时间，电话无人接听，短信有去无回。

但那个凌晨，电话突然通了。仍然是一次无效的交谈：郭柯对杨森说，没有出镜的，于情于理他都不需要给了。他们互不理解，谈话不了了之。

杨森还是生气。郭柯拍摄时，他母亲已经去世了。他说，如果不是这样，她一定会出镜。再说了，他们13个人的妈妈跟别的“慰安妇”不一样，她们千辛万苦几十次到日本去，站在法庭上，跟日本政府打官司。

如果不是这样，杨森想，“慰安妇”这三个字不会在世界范围内被认知，那郭柯就不会拍这部电影，更不会有那么多人去看它。都是因为这些老人，郭柯才拍电影赚了钱。所以，他理所当然要跟他分这笔账。

在这件事情里，她们才是主角。

不属于二十二的两个家属

知道郭柯给那两家分别送来5万块钱，齐润发急了，他母亲的葬礼出现在片头。黄叶木也急了。她姥姥的葬礼出现在片尾。这两个去世的老人不属于22，是片头和片尾多出来的两个人。

黄叶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郭柯的场景。出殡那天来了不少人，有一桌菜是专门为他们准备的。黄叶木实在太忙，家里又出了点意外——妈妈在姥姥坟头摔了一跤，她得照看她。她只记得那些人拿着摄像机，好像在拍摄，但她不知道他们拍摄姥姥的葬礼干什么。

齐润发也记得郭柯，他们一共来了13个人。他知道他们在拍摄，但他想，拍拍也好，将来留个念想。57岁的男人了，头发灰白，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细支烟一支接一支抽，手指运用自如。但一提到母亲的葬礼，他立刻缩成柔软的一团，眼眶瞬间红了。

他说，没有人告诉他，这次拍摄会被剪进片子，会拿到电影院里去放映。他很生气，他不想将母亲的事公之于众——这在他眼中始终是不光彩的事，虽然他知道，母亲没犯任何错。但他不想母亲的苦难被拿去卖钱。他咨询了律师，想要维权。

郭柯不同意这个说法。最初，他的确没告诉任何一家人这些素材会进院线。那时，他连拍摄经费都不够，也不确定片子最终的命运。但在将片子送审前，他跟家属们一一签过授权协议。

郭柯很确定，协议就是跟齐润发签的。郭柯猜想，大概时间太久，齐润发自己忘了这件事。

知道5万块钱的事，他们开始给郭柯打电话了。郭柯告诉他们，钱一定会给的，别人有多少，他们就有多少，只是时间问题——最开始，郭柯说那年八月十五会到盂县来，可他没来。他们又给他打电话，他说2019年1月来。

他终于来送钱了。齐润发和黄叶木记得，见面地点是阳泉北站附近的一家饭馆。郭柯那边来了四个人。碰面时是午饭饭点，但他们没有一起吃饭，郭柯只在葬礼当天见过这两家人，自觉“没什么聊的”，怕坐下来吃饭尴尬。

于是，双方把将银行卡号填好，签好协议，当场用手机将钱转过去，聊了几句。不到半个小时，散了。

山西阳泉

黄叶木41岁了，在县城一家银行做保洁员。她清瘦、羞怯，不太擅长表达，对一些事情模凌两可，很多细节从脑海中流失了，有时她费力地回忆，然后摇头，眼神流露出忧伤和歉意。

也不是对姥姥的过往完全不好奇。结婚后，姥姥有时住到她这边，她想起来，就试探性地问她。但姥姥对此闭口不谈。她只知道，姥姥“属于这类型的人”，但她是怎么成为的、期间又经历了什么，她一无所知。

拿到钱了，齐润发从此不再揪着维权的事了。他把5万块钱当作对母亲权益损害的赔偿，放在卡里没动。有时他懊恼地想，他宁愿没收这笔钱，这样，他就能理直气壮地去告郭柯。

他说，他热爱他的母亲。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和三个哥哥。但母亲最后的时间一直是跟他度过的。2008年，母亲失去了视力。他看着她逐渐衰老，被病痛折磨，最后离开。

他对电影的感情很复杂。他不愿意别人看到它，但自己忍不住一遍遍看。去年冬天，有三个多月，他负责看管电力工程队的库房。库房300多平，堆满了材料，他就住在角落十来平的小房间里，旁边还有一个小间用来做饭。

每天早上，他起来吃完饭就待着。实在找不着事干时，他就掏出手机，打开电影，就看开头那段，两分钟左右，他反复看。看小屏幕里，树叶掉光了，屋顶覆盖着薄薄的雪，前来送葬的人们穿着白色的丧服，说追悼词的是张双兵，一张口，空气中就是一团白色水汽。

看着看着，他开始想妈妈，就要掉眼泪。有时，他走出小房间，一个人在300平的库房里来回走，用走路驱散脑子里的想法。他不能老哭，因为他听人家说，如果后人太挂念，逝去的人会无法安心离开。

更多的家属

更多的家属找过来了。盂县有16名“慰安妇”的家属建的群，群名叫“坚持到底”，意思是，去日本打官司要坚持到底——过去，这16个人拧成一股绳，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一起出国打官司，一起被报道，就连接受资助也是一起的。16人一人一份，从无例外。现在，他们当中有3个人的家庭拿到5万。这么一大笔钱，把16个人割开来了——

齐润发后来被群主踢出群，他说，那是因为别的事。但他无法理解那13个人的家属为何找郭柯要钱——片子中没有他们的母亲。如果那13个人也得到5万，他一定会再去找郭柯，问问他：为什么他们的母亲没有上镜，也能拿到这笔钱？那他是不是应该得到更多？

这些家属有他们自己的道理，这些道理诉诸于每个家庭的苦难。刘爱华是其中愿意表达的一个，她给郭柯发短信。她反复重申，他们要的不是钱，是道理，是公平。

有很多方案，他们说，把那20万平均分给16个人。或者，16个人每家一千，“咱们也不嫌少”。再或者，冬天到了，给每家老人买双5块钱的手套。

但没出镜的为什么要拿这笔钱呢？这是个躲不开的问题，郭柯就是这样回答的。如果这样问，他们会反问，电影是不是以“慰安妇”为题材呢？是。他们又问，他们的母亲是不是这个群体的？是。

那为什么不给我们钱？——这是个处处讲究人情的地方，要顾及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多年下来，大家遵循它、信赖它，习以为常。现在，另一个世界的规则闯入，问题产生了：有的人拿到钱，有的人没拿到钱，他们的心理开始失衡。

他们说，没有他们的母亲上法庭、打官司，争取对证，讨回公道，哪有这部片子，“为什么郭柯以前不拍，我们没有上法庭打官司之前，他不拍这电影？”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分钱。

羊泉村的李珍没见过郭柯。她非常瘦小，表情忧愁，头发染黑过。她并不知道电影取名“二十二”，是因为它聚焦22位当时仍在世的“慰安妇”。她的丈夫走进来，穿一套深灰色工装服，不说话时很友好，看上去脾气不错，但一开口，他掷地有声地下结论：“郭柯比××人还坏！”

李珍看过郭柯的照片，那是张年轻的脸。丈夫提醒她，看人不能光看表面——郭柯赚了钱给别人花，不给受害者花，“他没有受欺负，凭什么挣那钱？”他坐在面前，双手放在膝盖上，振振有词地控诉着。

愤怒是个信号，引发了接连的情绪：为了替“慰安妇”正名，他们的母亲没少折腾。那么大年纪了，在农村被人指指点点，但她们坚持站出来，拖着病弱的身体去跟日本打官司。

纪录片《二十二》剧照

那年，杨森的母亲八十多岁了，在日本上电梯时一脚踩空，把腰摔伤了，回来在床上躺了一个月。另一位家属陪母亲去日本，在飞机上胃出血，在日本下了飞机，是日本人带她去看病的。对他们来说，那些都已成往事。今天，他们也懂得了，做正确的事情难免伴随着痛苦。

痛苦增加了他们发言的力量，但也带来长久的自怜与酸楚。“他要是不挣钱，我们也不会出现。”刘爱华说，以前来拍片的人多了，他们从没要过钱，因为人家没赚钱，可郭柯赚钱了。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是早就说了吗，她说，吃水莫忘挖井人。她有很多道理要讲：“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郭柯是后人，那16位上过法庭的是前人。

夹在中间的人

张双兵发现自己被夹在中间了。他也想要钱，他觉得自己出力很大——郭柯来拍摄“慰安妇”是他帮忙联系的。那年摄制组在盂县前后待了20多天，一帮外地人，对当地情况不了解，语言沟通也有障碍，张双兵领着他们，他跟人介绍：“这是小郭，要拍电影了，你们协助一下。”

去年年初，家属第一次向张双兵打听5万块钱的事，他替郭柯否认了：5万？怎么可能。单独只给两位老人也不可能，要给就都给。再说了，郭柯真来盂县，能不找他？

他觉得他们是朋友。直到齐润发拿到钱，一出饭馆，给他打了电话——张双兵曾是他的老师，他怎么能不告诉他呢。他跟张双兵说，郭柯来了，领到钱了。张双兵有点赌气，郭柯愿意见他就见，不愿意见就算了。

他65岁了。他的脸上，眼角、唇边的皱纹比五官更让人印象深刻，它们直白、深重，像海边岩石上的沟壑——那是说话时常带笑意的成果。但那种笑细微、复杂。有时是心绪纷纷但想维持体面，有时是对眼下的事情无解却也别无他法。

30多年过去了，他做调查、写书，陪同十几位受害者去日本打官司，成了盂县有关“慰安妇”的信息集散地。外地人到盂县来慰问、采访，都跟他打听消息。

山西阳泉盂县

第一次见到郭柯是5年前的冬天。那时天气干冷，上海师范大学的苏智良来了，他们一直有联系，这次，他身边跟着个年轻人，看上去憨厚、老实。他叫郭柯，是拍东西的。初次见面，郭柯给张双兵递了两包包装精美的茶叶。

他后来才知道，郭柯到盂县送钱，没打算见他。郭柯甚至嘱咐家属们，不要告诉任何人——他知道这里人情关系复杂，过去曾有一次，他到一位老人家里送钱，5000块钱刚交到老人手上，老人看了看钱，掰了一半给他。这是个惯性动作，但让郭柯心头一颤。和钱有关的事，越少人知道越好。

但消息瞒不住，很快，那13位家属也知道了，他们都来找张双兵，在电话里说，到家里说，路上遇到说，还要抓着他接着说。有时说着说着，双方就吵起来。他们一开始说，郭柯让他们来找他。后来他们又说，拍摄都是他在联系，他有义务代表他们去找郭柯要钱。他们还怀疑，他也拿了钱。

张双兵觉得，郭柯在挑拨离间。他给郭柯打电话，要他澄清这件事，别让他在村里没法做人。

但他实际也想要钱——不是花在自己身上。这些年，他一直记录“慰安妇”去日本法庭的情况，记录她们参加各种国际大会的场景。他想，这是一份重要的研究资料，如果能有书号，正式出版就好了。

可没有出版社愿意出这样的书，他必须自费。现在郭柯赚钱了，“有收益，我才提这个要求”——具体的时间他记不清了，但他记得那段日子电影票房蹭蹭往上涨，他跟郭柯说，你帮助我一下。他想要5万，他想，5万对1.7亿根本不是个事。

郭柯告诉他，他把票房分成捐给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了，建议他申请经费。郭柯长期生活在北京，对于资金管理，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出书得走程序。

“不必要了，没有这个（必要）”，他摇头。这个年轻人真是一点不懂人情世故，他希望他给予他直接而温暖的回应，而不是把他推给毫无感情的第三方——在他们这儿，人与人就是这样相处的。

他感到自己的劳动没有被尊重。今年春节，又有两位导演找他，说想拍摄“慰安妇”题材的电影。张双兵把两人打发走了，“我说你们看看郭柯对我的态度，你们能保证以后不骂我，不给我做这些麻烦事，就拍。如果你不敢保证，我再也不干了。”他坚持认为，郭柯把他害惨了。

“他可能也觉得自己挺冤的。”我说。

“他不冤。他赚了这么多钱，他起码有钱，我有什么？我什么都没捞着，但是让他找来一堆麻烦。”

无辜的导演

郭柯没料到事情会这样发展。这片子前前后后，许多都超出这位青年导演的预想。拍摄期间，遇到资金困难，张歆艺出资100万。票房也是：上映前三日，影片单日票房一涨再涨——300万、1200万、2500万。最终，影片票房以1.7亿收官。

他很早就公开表示，片子在扣除成本之外有盈利，他将全部捐出去。他的确这么做了。最终，合计捐款1008.6万余元。接收方是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下属的“慰安妇研究与援助”项目，也就是苏智良的项目。

“慰安妇”幸存者韦绍兰逝世 苏智良(中)悼念

2018年春节前，他和苏智良商量资助22位出镜“慰安妇”的家属。起初，他想给他们每人10万，“我属于社会人士，做法是特别社会的。”苏智良劝他，要细水长流。他们到全国各地，为每个人送去5万。

郭柯冷静下来。他想，老人在农村花不了多少钱，在一些地方，金钱数额过大，只会招致麻烦。他向来不喜欢煽情或刻意描述故事中曲折、困难的部分——就像电影中流露出的强烈的个人风格：他将镜头聚焦于“慰安妇”的日常生活，而不是难以言说的过去。

直到那些电话进来了。最终的解决方案是——2019年5月5日，苏智良派了四个人，带着16份协议，到了盂县县城。协议里承诺，基金会将向24位在1995年至2001年期间，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的原告发放2万元慰问金，其中包括盂县的16人。

16人的家属被聚集到县上，签了协议，提交了身份信息和银行卡号，等待着慰问金发下来。

本来事情到这儿就该告一段落了。但7月初，有媒体向郭柯发来一份家属联合声明。声明中，家属们要向他“讨公道”，继续要那5万块钱。

在他们心中，这2万块钱和那5万块钱不是一回事。协议上写着：2万块钱的来源是爱心人士捐款。虽然这当中有郭柯捐赠的部分，但还是不一样。捐款是捐款，票房分成是票房分成。

刘爱华说，郭柯是拿着他们母亲的苦难去赚钱，这就不是爱心人士了。那3位收到5万的，这次又拿到2万，那他们就是7万，“我们为什么才2万，所以是处事不公平。”

那4个人出镜了，于情于理都该多拿点。“以前多些行，现在多些就不行。如果当初就来处理，坐下来讨论，就行，现在就不行。一样的事情就是一样的待遇。”坐在角落的男人一直没有说话，这下突然激动起来。总之，5万是5万，2万是2万，5万和2万没关系。

现在，没人承认自己是那份声明的起草者。他们说，那是“有人”写的。张双兵说，他只是在中间修改了一下，声明不是他写的，他也说是“有人”写的，“有人”发的。

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声明发到网上，他们就成为网友们的谩骂对象。刘爱华要求我一定要写上，“我们要求郭柯公开道歉”。“为什么道歉？”“为网友们的辱骂道歉。”但网友说什么与郭柯有什么关系呢？

郭柯也想不明白，为什么都有2万块钱了，家属们还是不放过他：7月13日上午，他又接到盂县一位家属的电话，他好声好气地跟对方说，钱他已经捐出去了。他劝对方，踏踏实实把两万块钱拿着，他能做的，是尽量保护他们，确保他们把钱都拿到手。

他知道网上的舆论偏向他。他生活在一线城市，又是导演，比他们掌握了更多的资源和话语权。他反思自己是不是考虑得不够周全，“我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上午那通电话，他觉得对方好像听进去了，但也不确定，说不定哪一天又来找他了。

纪录片《二十二》导演郭柯

现在，他已经从这件事跳出去了，投入新片的准备——那将是一部与医疗有关的片子。郭柯17岁就退学，进了剧组，拍了这么多年片子，什么状况都遇到过，误解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事件不过是他从影生涯的一段小插曲。对他最大的影响是，以后去山西得偷偷去。

但还是有一些东西留下了。2018年3月2日，元宵节。在四五条长短信都没收到回复的情况下，刘爱华又给郭柯发了条很短的信息：“祝郭导元宵节快乐。”

这条郭柯回了：“谢谢，元宵节快乐。”

谷雨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