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及其“青春三部曲”——新中国文学经典札记之一_风闻

       杨沫的“青春三部曲”小说——《青春之歌》、《芳菲之歌》与《英华之歌》——堪称塑造革命洪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的文学经典。作为小说背景的七十多年前中共领导的华北抗日救亡运动和敌后游击战争波澜壮阔、英雄宏伟，在这种背景下，许多知识分子在迷茫中找到方向，从彷徨里磨砺意志，谱写出感天动地的时代之歌。这种时代之歌，通过“青春三部曲”小说中青年知识分子林道静、柳明、卢嘉川、曹鸿远等文学形象得到了生动的展示。虽然《青春之歌》出版于西元1958年，《芳菲之歌》与《英华之歌》分别出版于西元1986年和1990年，创作时间将近三十年，跨越“改开”前后两个阶段，但可以说整个“青春三部曲”小说是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其文学成就在新中国文学中具有重要地位，更是“改开”以来形形色色的文学作品所望尘莫及的。

       小说作者杨沫就是个知识分子，西元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到冀中中共抗日根据地做妇女、宣传工作，曾任《黎明报》、《晋察冀日报》等报纸的编辑、副刊主编。她目睹了抗日救亡运动，亲历了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全过程，因而“青春三部曲”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有她自身经历的影子，可以说是她青春岁月的结晶。不过，她并不是写自恋式的自传，而是——用她自己的话说——用文学创作“反映个人经历中体会最深的东西，完全立足于真实的或者说现实的生活，十分重视真实性的原则”，“用典型化的方法塑造人物”。总括来说，“青春三部曲”小说是遵循真实的原则描写作者所熟悉的人物和现实生活，把生活的美转化为艺术的美。这就是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方法。

       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是要求作家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生活，从现实的革命斗争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通过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的描写，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纵观古今，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大抵是具备现实主义倾向的。然而，这种文学创作理论在“改开”后遭到膜拜西方的“主流文艺理论界”的贬斥和冷嘲热讽，它们把革命现实主义说成是“机械反映论”，主张“反理性主义”和“非典型化”，指责典型化原则是一个“内向的封闭系统”，忽视人物的“主观心理展示”，声称人的情感在最深挚的时候往往要进入“变态领域”和“虚幻系统”。这类“改开”式“文学理论”一时甚嚣尘上，比如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之类小说就是“变态”与“虚幻”的代表，但实际上是追求感官刺激和低俗下流的心理的发泄。杨沫创作“青春三部曲”中的《芳菲之歌》与《英华之歌》时正值西元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面对喧嚣不已的各种“文学流派”，比如“心理现实主义”、“寻根派”、“新写实主义”等等之类，以及津津有味地把生活中散乱的、丑恶的、愚昧的事象和人生以欣赏的态度展览给人看的“自然主义文学”倾向，她不为所惑，坚守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立场，其文格和人格都是“改开”后名噪一时的许多“著名作家”所无法企及的。

     “青春三部曲”中的后两部《芳菲之歌》与《英华之歌》，尤其是《英华之歌》，描写了革命中的阴暗面，比如某些革命参与者人品的卑劣，以及“肃托”运动的扩大化错谬。这种内容，如果杨沫善于“与时俱进”见风使舵的话，完全可以写成符合“改开”后隐隐盛行的“主流文艺思潮”那类“反思”——实际上是颠覆——革命历史的小说，就像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莫言的《丰乳肥臀》之类，以及最近“声名大振”的方方的《软埋》之类一样。然而，杨沫不屑于此，她在《芳菲之歌》与《英华之歌》中坚持了《青春之歌》的信念，在描绘美与丑、善与恶、前进与倒退同时存在有时甚至交织在一起的社会与人生时以理想的烛光去观照，把生活的真实转变为艺术的美，给人以鼓舞和前进的力量，同时反映了中国革命的真实面貌和伟大意义。杨沫在西元1991年为《青春之歌》所写的《新版后记》末尾说道：“我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法则，我的生活经历，我的信仰决定了我的爱与憎，也决定了我喜欢写什么，不喜欢写什么。这无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读者之宠。**我只能以一颗忠诚于祖国、人民，热爱共产主义的心来从事我的创作。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助于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了解旧中国危殆的过去，向往新中国光明的未来。这也许又是老生常谈，但该常谈的总不免要常谈。”朴实的话语，彰显出高尚的情操。

      杨沫及其“青春三部曲”谱写的坚定的时代之歌，定将青春长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