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资历没有李云龙老，提副军级比李云龙早，为什么也是少将_风闻

一个燕京大学没有毕业的大学生，在经过了延安抗大的培训之后，就直接去了八路军主力部队一二九师三八六旅独立团当团长，这本身就是很少见的。在之后的晋升过程中，赵刚还弯道超车，先于老红军李云龙被提升为副军级干部，也就是纵队政治部主任，而这时候李云龙才是正师级的师长。赵政委真不亏是人生赢家。

不过赵政委跟其他的三八式干部其实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是一二九抗日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个级别是很不一样的。这意味着，他在当时的华北地下党中的级别已经不低了，不是一般的参加抗日运动的华北大学生。一二九抗日运动是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自治时发生的，北平、天津等地的地下党组织和发动当地大学的学生进行了抗日活动，反对国民政府与日本绥靖，要求国军抗日。这是土共第一次组织和领导学生运动，也是华北地区地下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组织和领导的规模最大的运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因为国共双方对峙，加上党内错误路线的问题，导致白区党损失比较大，而武装斗争的重点基本上在南方地区，北方的党组织基本上处于地下党状态，除了鄂豫皖和陕甘宁之外，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比较大的革命根据地。所以，华北地下党的工作主要就放在学生运动上，而南方各地的地下党干部，相对来说，去苏区参加武装斗争的机会要比北方地下党多一些。

但自从1933年中央从上海撤离，到中央苏区之后，这个情况就开始逐步变化，南方各地的地下党的工作也不大好做了，受到白色恐怖的威胁比较大。到1934年长征开始，南方几个主要根据地的红军撤离，原来南方的根据地逐步退化成了游击区，之后再逐步退化，乃至逐步被国军占领，成了国统区。在这个背景下，南方地下党的工作也基本上转入了沉寂，远不如之前红军在的时候那么活跃了。

而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尤其是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之后，北方的斗争形势就开始好转了。尤其是在日本步步紧逼的态势下，国民党本来在北方的统治就比较薄弱，这时候就更加困难了，为华北地下党的活跃提供了机会。一二九运动发生的时候，中央红军已经到达陕北，华北地下党声势浩大的抗日运动一定程度上呼应和支持了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虽然各地军阀采取了一些镇压措施，抓捕了一些人，但在抗战开始后，大多数都被释放了，参加了抗战活动。比如从北平监狱释放出来的六十一个人，后来大多数成为了党的高级干部。

抗战开始后，北方局领导下的原来一二九运动的学生干部和各级地下党干部，分批在延安抗大进行培训之后，就被派往前线，充实和加强领导。因为八路军上前线之后，部队扩大得很快，干部比较紧缺，尤其是政治素质比较好的政工干部，这为华北地下党干部在八路军内部的快速上升提供了很好的机会。类似赵刚这样没有参加过南方根据地工作的干部，在抗战时期处于快速上升通道之中，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三八式干部。比如薄一波、林枫、安子文等人，以及后来在1980年代担任过比较高级的职务的邓力群、姚依林、谷牧、王任重、宋平等人，都是原来华北的地下党干部。

这些三八式干部基本上集中在八路军中，尤其是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军区。因为根据地建设需要组织地方政府，而地方工作和军队工作不同，许多技术性的工作需要有文化的人，因此一些三八式干部即使不在部队里工作，只是在地方政府参加类似财经之类的工作，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晋升也非常快。尤其是在华北军区的辖区内，也就是山西、河北、北平、天津、察哈尔等地，三八式干部几乎成为政府工作的主力人员。而在1949年组建中央政府的时候，基本上是在华北解放区人民政府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所以很多原来北方地下党的干部都直接转入了中央政府的工作。

在《亮剑》中，赵刚离开华野之后，是被抽调到了总政工作，仍然是在部队工作，所以是有资格参加1955年的授衔的。虽然他们当时级别已经比较高了，但在授衔的时候因为需要考虑参加革命的早晚等原因，所以军队里的三八式干部相对来说军衔多数与他们当时工作上的级别并不完全匹配。比如十五军的政委谷景生将军，就是典型的三八式干部，十五军军长秦基伟被授予中将，而谷景生只是被授予了少将。不过，军衔是一回事，实际工作是另一回事。总体来看，三八式干部在这之后在实际工作职务上的晋升，仍然比资历更老的红军干部是要快的。

相比之下，在南方的地下党后来的命运就要复杂得多。红军撤离之后，南方各省的游击队在抗战开始后，一部分被抽调编组为新四军，参加抗日，但除了个别地方存在游击队之外，大多数地方的地下党基本上不掌握部队了，在解放战争中也只能被动的等着解放军打过来，他们参与接收。而在这些没有部队的地方，基本上是以南下干部以及在华北选拔和培训的干部为主来接收的，那些原本在当地坚持斗争的地下党在解放后反而被逐渐边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