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大决战】之庙算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历史研究院”

作者：阿蒙

淮海战役前全国形势图

1948年秋中国人解放军六十万军队，国民党八十万军队在长江以北的中原大地上为中国未来命运展开淮海大战的同时，还有一条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双方也正短兵相接，逐鹿中原！

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通过不断地实践破解了货币的密码，创造性的发明领先世界的货币发行理论——将货币的发行与粮食、棉花、布匹等物资相结合。独特的货币发行体系支持了抗日根据地的工农业建设，支持了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开支，成功的**打破了日本侵略者企图以伪币廉价收购物资、以战养战的企图。**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孤悬于敌后，各根据地人员、物资来往少，为适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作战方式，党中央规定：各个根据地货币“互不流通”；财政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这个政策一方面提高了各抗日根据地发展经济、独立解决财政困难的积极性，有利于克服暂时的财政困难；一方面敌我拉锯频繁，敌占我某块根据地如夺取晋察冀边币不能拿到山东花；同时也增加了日寇伪造边币的难度，仅华中抗日根据地就有盐阜、江准、准南、准北、准海等银行发行的图样不一的货币。

国共内战初期中共是守势，党中央沿用了抗战时期的财政、货币政策。1947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反攻，大兵团跨区域作战方式的产生引发了新的问题，华东野战军到冀鲁豫解放区作战带来的“北海币”如何使用？

解放区的财政工作，过去是在中央统一政策指导下，实行分区自理、各自为政、自给自足的办法。长期的分散经营，滋长了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1946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全面进攻，晋察冀、晋冀鲁豫两边区与山东的渤海区、西北的河河东地区已基本连成一片。抗战结束后解放区的一些干部以为和平已经到来，对战争形势估计不足。因此带来盲目的要求提高待遇，靠增发货币解决财政开支导致货币超发；财政管理不严，贪污浪费严重；对国统区工业产品进入解放区不加理睬，放任奢侈品如洋烟、美国白糖、纺织品进入解放区；国民党大量发行法币套取根据地粮食等物资，而解放区对法币在本区流动听之任之；因此造成物价暴涨，晋冀鲁豫区1946 年4 月开始价格大幅度上涨，其中粮价上涨1.5倍至2倍；一般物价也上涨了1至1.5倍，上涨势头不是阶梯式的，是跳跃式的直线式的暴涨，连续暴涨20多天，虽然解放区公营贸易公司及时放出一批物资平抑了物价暴涨，但物价暴涨对解放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危害。

董必武参加华北财经会议

1947 年1 月，晋察冀中央局向中央建议召开华北财经会议，对过去出现的问题加以总结，以更好的解决当前出现的财政困难，同时解决“华北货币不统一”等问题。

中央接受了晋察冀中央局的建议，委任董必武为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董必武赴会途经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面见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时谈到发行统一货币时，刘少奇发表意见，“统一货币要认真研究主客观条件，不要过早勉强统一。”⑴

当年4月在邯郸召开华北财经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晋绥、陕甘宁五个解放区的财政经济部门的负责人，会议交流了各个解放区的工作经验，就反攻时期各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如何统一、财政如何保证军费开支和货币如何统—以支持野战军作战的需要做了研究。会议出台了**《华北财政经济会议决定》****，决议涵盖了解放区财政、税收、金融等内容，货币方面规定了各解放区货币兑换比价**。在冀南与冀中，太岳与吕梁接壤地区建立了双方货币混合市场，冀钞（晋冀鲁豫解放区冀南银行发行的货币）、边币（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的货币）的混合市场达十处，混合带东西长48公里，南北长5公里左右，在混合市场内双方货币群众均可使用兑换，并设有兑换所，按主要商品价格指数市场比价和供求情况确定比价，混合流通。解放区货币迈向统一走出的第一步。

毛泽东转战陕北

194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针对内战开始后的战争形式做出，“敌人的把握放在我们不能长期坚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⑵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我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成品字形渡过黄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拉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

为解决大军南下供给，华北财经办事处于1947年11月25日对后勤补给，从军火到粮食、军装做出了规定：“华北各解放区财政应以有余补不足，争取收支相对平衡，尽可能少依靠或不依靠发行来支持，同时必须支援南下三大兵团及西北，保证其必要的供给……晋冀鲁豫原预算的结余及降低供给标准后全部结余，应供给陈粟兵团明年上半年所需（如邯郸协议所定办法）及供给刘邓兵团炮及炮弹，炸药，代印邮票等，供给陈谢兵团单衣，鞋子，军工，通讯，医药等器材，连同帮助晋绥粮十万石，解华北财办粮十二万石。以上共约三百万石，争取从财政上解决，不依靠或少依靠发行。”⑶尽量减少货币的发行量，避免因为超发货币带来的通货膨胀。

针对前期暴露出的问题，华北财办做出精简机构，清理村财政，减少财政支出的决定，“华东。a.山东境内（包括渤海区）脱离生产人员应即精简到五十万人，并同时充实前线。b.用建立制度，清理财产，整理财政，反对贪污浪费等办法，明年做到全部收支平衡，并争取有余。”减少财政支出也是缩减货币发行数量。

尽量平衡各解放区发行货币数量，为发行统一货币做准备。“各解放区银行发行货币数目，由华北财办掌握，截到今年年底各区所发行总额及分配数与明年发行计划，应即报告华北财办，明年各月发行数目及用途须按月报告，如发行计划需要变更时，事前须报告并经批准，以便调整各种贷币比价及筹发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货币（各种具体问题明年金融会议讨论）。”⑷

董必武向各区要了一笔钱，作为华北财办的基金，各区在其预算中抽出百分之一来给华北财办。晋察冀给华北财办粮食三万大石，山东解放区给盐一千万市斤，合粮食三万大石，冀鲁豫解放区给二千万市斤粮食，合六万大石多一点，西北也答应给华北财办一部分粮食。⑸华北财办为建立统一货币做准备。

明确财办的职权，统一各解放区财政支出，“各解放区在土改时及土改后新政权机构未建成完整形式以前，为使财经工作有统一与有力的领导，各解放区应加强财经办事处工作，财办直接领导财政、粮税、经济、生产、交通、金融、工商、供给、重工各部门，以统一事权，以保证战争供给与发展国民经济。”将华北各个解放区的财经权统一于华北财经委员会。

大兵团的运动战，作战区域不固定，华中的部队转移到山东，华东的部队转移到冀鲁豫。财政不统一就无法应付这样的运动战。1947年9月14日华野大军，越津浦路，经过运河至冀鲁豫七、三、二、五分区与北路汇合，部队加上民工，物资供不应求，加以六次大“拉锯”的战争形势，物资奇缺，通货膨胀，物价先自河北涨起来，部队过河后，河南随涨。此时国共双方在河南“拉锯”，人心不安，国民党飞机昼夜轰炸，集贸市场无人去，华野到冀鲁豫带来北海币，市场上出现两种货币的混合流通，又无人管理。冀鲁豫解放区将冀钞和北海币定为一点二比一，群众公认一比一（认为都是八路军的票子）。市场物资紧缺，华野到冀鲁豫地界作战又带来大量的北海币，推高了物价。1947年7月23日小麦一斗1600（冀钞），9月2日就涨至3100元（冀钞）。也因此晋鲁豫边区下属的冀南银行在1947年3月16日发出公告，禁止“北海币”在本区使用。禁止北海币在冀鲁豫使用妨碍了解放区之间的物资交流。

华东财办的同志向华北财经主任董必武建议“发行统一货币”。董必武向中央转达，并向中央询问银行用什么名称好。在陕北指挥全国作战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任弼时商量后，于10月8日复电:“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有点过早，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⑹发行统一货币的意见暂时搁置。

“邯郸会议”后，各解放区在华北财办的指导下，无论是在财经工作还是货币工作方面，都做出了很大成绩。例如晋察冀解放区财政透支从46年上半年的78%(累积数)到47年年底，减为70%(占发行总额)；从每月来说，由47年八月的81%到十二月，减为59%；从数字上说虽然很大，但性质上是和往年不同，只是财政上的暂时借款，三月以后还要从征收中偿还的。47年度发行计划财政赤字依靠发行的有1200-1600亿（九月原计划只有271亿，因为后来增加5万军队，依靠货币的部分也增加了），但这里应该指出，其中有30万大石的农贷和收买浮财（折合边币也在1000亿以上）也计算在财政支出里了。这部分粮款的作用，是与消耗性的开支截然不同的，从其性质上说还是属于经济性的，财政上基本上摆脱了对发行的依赖**。截止47年12月底，晋察冀解放区公营公司掌握物资数占发行总额的70%以上（其中有45%的民用必需品），银行有占发行总额7%的金银，两者合计将近80%**。⑺晋察冀边区总行业务部部长尚明同志剖析抗战胜利后到国民党全面进攻这一阶段解放区财经、货币所犯得错误时说：“从发行路线上说，1947年九月以后我们有基本的转变，也是从财政发行到经济发行的转变。”

随着人民解放军战场上不断地胜利，**1947 年11 月石家庄解放，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完全连成一片。解放区的扩大，新的问题产生了。**华北各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各根据地原来各自发行的货币需要互相流通，但常常为了抢夺物资互相压价，引起纠纷。解放区的货币有物资做保证，国民党发行的法币无任何保证，到了48年，各解放区币值较法币坚挺的多，有山东八路拿着“北海币”（山东解放区发行的货币），冀鲁豫八路拿着“冀钞”竞先去游击区（敌我双方都能到达地区）抢购物资，“一言不合”抄家伙的也有。由于山东解放区经济发达晋冀鲁豫和晋察冀八路到山东抢购物资，纠纷不断。冀鲁豫解放区的商人到山东解放区采购商品，由于货币不统一，“冀钞”和“北海币”比价不固定，商人要承担“汇率”上的损失，影响解放区内部物资交流。各解放区为了解决军费，支援战争不得不增发货币，又引起物价不断上涨。想要保持相互间稳定的兑换比例，必须使各解放区的物价能够同幅度地上升。解放区财经人员又提出“统一财政”，“统一货币”。

党中央转战陕北前第二位骑马的是任弼时、前一周恩来

与党中央一道转战陕北的任弼时同志代表党中央致电华北财经委，实事求是的指出：“ 五大战略区统一财政收支的条件尚未成熟。**过早实行统一，其困难将比各区独立收支自编预算还要大得多。**因此，目前还只能实行由华北财办统一政策领导，责成各战略区独自经营的方针，准备将来实行解放区财政经济完全集中统一。”针对货币问题指出：“新开辟区与老区尚未联接的地区，可扩大老区的货币流通范围；离老区较远的新创建的游击根据地，可建立银行，发行纸币。高级党委和财经主管人，要切实掌握发行数量，巩固票币信用，保障金融稳定；绝不能单靠发行来解决财政困难。”⑻早在第一次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注意到货币超发的危害，在《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中指出，“苏维埃政府对于纸币的发行应该极为谨慎。纸币的发行如超过市场所需要的定额之外，必然会使纸币跌价，会使物价腾贵， 使工农生活恶化起来， 以致影响工农的联合”。通货膨胀影响最大的是城市的工人，工人主要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生活必需品；农民由于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能解决吃饭问题，通货膨胀对农民的影响相对较小。解放区超发货币，易引起工农对立，妨碍工农联合起来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华北财经会议后，华北各解放区在自身严格预算、规范财经纪律、反对贪污浪费、扩大本币流通市场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各解放区团结互助、共同克服财政困难。但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的很快，西北、华北、东北战场捷报频传。华北财办的职能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式，必须有一个更高的部门领导全国解放区的财经、货币工作。

周恩来在西柏坡签署作战命令

48年4月23日，率领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到达河北省西柏坡村。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指挥作战的同时，还全权负责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和解放战争后勤供应工作。刚到西柏坡的周恩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货币问题。听到货币混乱的情况，和解放区财经工作人员建议发行统一货币的报告汇报后，说：“‘不能再搞联合政府’(指各解放区联合组成的华北财经办事处)了，要搞统一政府。”⑼规定每天晚上十时到次晨一时、二时处理财经工作。指定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薛暮桥和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每晚到他的办公室去，在他指导下工作。

周恩来听取薛暮桥的汇报后，指示中央财政经济部及时掌握各地物价情况，用控制货币流通量的办法，来保证各解放区的物价大体上按同样大的幅度上升，以保持货币比价的基本上稳定。要中央财政经济部每五天向他报告一次各解放区的物价变动情况。根据物价变动的情况来控制各解放区的货币发行数额。

对于战争时期靠发行货币解决财政问题，48年华北《金融贸易报告》指出：“我们必须掌握‘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基本方针。尽可能减少财政透支，使我们的发行要用于生产建设。但在这样大规模的人民解放战争中，财政收支是很难做到完全平衡的，战争继续下去，这种情况只能希望稍稍改善，决不能根本改变，而且还有更加困难的可能。所以我们只能要求减少财政透支，而不应当不顾战争的需要完全避免财政透支。”⑽首要任务是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完成国家的统一。

取消华北财经办事处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部，董必武任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准备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准备统一发行货币。之所以用“准备”一词，最根本原因是，“货币的统一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它与财政的统—密切关联。如果财政不统一而首先统一货币，那么某一地区其财政困难时候，如果增发货币则可能把一部分负担转嫁到其它地区人民的身上，引起邻区间的许多纠纷。如果取消其货币的发行权，在战时又不容易应付紧急需要。”⑾看到这段话有人会想到欧元，欧元区最大的问题就是财政不统一而追求货币的统一，由于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不均，勉强的统一货币为欧元分裂埋下了钉子。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字竟“预言”了欧元危机的根源，满满的穿越感。

 发行统一货币，就要买钞票纸，要印刷费，要运输费。华北财办在东北买纸和印刷用了一万五千两黄金，合当时西北农币三百亿以上。⑿无论从财力还是时间上都不具备快速发行统一货币的条件。同时天津、北京等大城市还没有解放，国民党手中掌握的工业要比解放区强得多，伪造解放区的货币破坏解放区金融的事也没少干，解放区有北海币、冀钞、西北农民币等等，分散的各种不同的货币式样也增加了国民党伪造货币的难度。

发行人民币前的准备工作

**严格规定各区发行货币数量。**中央财经部成立后，从1948年下半年起，根据财经统一方案的要求，在分区自理的基础上，核定各区的负担率和财政预算，经中央批准后，由各区按照核准的预算自收自支。同时对各区的货币发行规定了发行数额。北海币为2000亿元，其冀南币为2500亿元，西北人民币为5000亿元，⒀不得超过，以此保证各区财政供给和各区货币比值及物价的相对稳定。

**逐步统一解放区财政、货币。**1948 年5 月，晋察冀边区与冀鲁豫两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华北人民政府。两区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和冀南银行，合并设立华北银行。合并后的华北解放区货币即按十与一之比价（边币10：1冀钞，接近于统一流通前的自然比价）自由流通，逐渐整理，晋察冀边区银行停止发行边币。1948 年1 月，陕甘宁边区与晋绥边区合并为西北解放区，陕甘宁边区银行和晋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西北农民银行，陕甘宁边区银行不再发行货币。1948年，在华北财办和中央财经部的统一领导下，由两边区政府和华北财经委员会对困难的地区进行了调剂。为了更好地支援西北区克服财政困难，华北区还将太岳区所属最富的19个县划归西北区领导，每年可为西北区增加公粮收入1.5亿斤，有力地支援了西北区克服财政困难。

西北、山东与华北解放区，因为财政尚未统一，货币统一流通尚有困难。在华北金融会议之后，1948年5月13日决定山东与冀鲁豫解放区，在两区在接壤地带以北起马厂，南至黄河北岸沿津浦线，建立混合流通地带，并且在全线上进行汇兑与兑换工作，为货币混合流通地区。两区货币在带内自由地流通，两方都不准拒绝对方货币行使。

两区共出汇兑兑换基金二十五亿，均以冀钞计算，双方各出一半，损益双方平均分担，其中最常用汇兑兑换基金十五亿元，余十亿元为准备基金，用作周转不灵时以及至期不易清偿时支持兑换汇兑之用。华北银行确定为河间、安国、辛集、石家庄、邯郸、刑台、临清、南宫、衡水，北海银行确定为惠民、柴胡店汇兑点。

汇兑付款额，华北与北海指定各行处付款额均以三千万元至五千万元为最高额（冀钞计算），同时至三千万元时即行清算偿还（石家庄付款最高额为一亿元，但到七千万元时即行清算），德州、沧州二处，向华北指定行处汇款总额两地共计不得超过规定。

关于汇兑手续费的问题，规定：汇兑手续费最多不超过千分之五，在千分之五范围内视汇兑具体情况收取。同时也规定了两区的债务清偿办法，规定冀钞和北海币以1:1兑换。⒁此兑换额是根据双方物价计算，山东方面由于经济发达币值较冀钞高，山东方面吃了一些亏。建立解放区货币混合流通市场以逐步达到解放区货币统一的目的，为了加强各解放区联系，确定冀钞与西北银行农民币比值为1：20。

为迎接后面更大的战斗，1948年7月2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电：**“中央决定华北、华东两区货币固定比值通用，为便于今后发展及目前晋中作战、华北、晋绥、西北三区货币也应采取同样办法。这些地区货币通用的开始日期定为八月十五日。”**⒂

1948年7月19日，国民党政府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强制施行币制改革。四天后周恩来判断：国民党政府以“币制改革”为名强制发行金元券一事，这将导致一次更大的通货膨胀。同时指出：“这次蒋发行金圆券，是对人民的‘最大的欺骗，也是最大的掠夺’****，要在宣传中给以‘最大揭露’。我们应把解放区的法币抛出去，换成银币和物资。”⒃对国民党发行金圆券的目的及未来之命运做出了成功的预断，宛如未卜先知。共产党人不是算命先生，周恩来做出成功的判断是建立在掌握详尽资料，运用唯物辩证法之上的。

“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千仞之山者。”党中央根据战争的形势发展制定逐步统一财政、货币的政策，是符合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的。党中央基于对经济形势全面的判断，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为接下来国共货币大决战指引了方向。**“未战而庙算胜者胜”，在党中央领导下，解放区货币也全面向国民党法币开始了反攻。**中国共产党人的货币实行的是物资本位，抗战结束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大量支援国民党，解放区在物资上处于劣势，如何能掌握更多的物资呢？敬请期待下期。

【注释】

⑴⑶⑷⑸⑿《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中央档案馆编，海天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263页、259页、260页、269页、269页

⑵《毛泽东传》第2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828页

⑹《中共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简史》，中国人民银行编著，第96页

⑺《前进中的金融事业（纪念中国人民银行建行四十周年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73-74页

⑻《任弼时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章学新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643页

⑼⒂《周恩来传》，上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802页、724页

⑽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出版，284页、285-286页

⒀《中国财政通史革命根据地卷》，项怀诚主编，冯田夫、李炜光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出版，第181页

⒁《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下），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财政部科学研究所合编，文物出饭社，1986年版，第59页

⒃《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