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公关危机中的书生意气与精神傲慢_风闻

在媒体跟进退档风波两天后，北大灭火了。这火灭得很及时，却也灭得很粗糙。

先和大家一起回忆一个故事。

2015年洪秀柱通过国民党民调，被正式提名为2016年角逐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候选人。然而在三个月后，考虑到洪秀柱的低迷的选情会对“立委”选情带来冲击，国民党遂启动了“换柱”程序，用非正常手段拿掉了正常程序遴选出来的洪秀柱。当然，由于此举过于粗暴，观感极差，最后不仅没有给国民党的“立委”选情带来什么卓有成效的起色，还提前透支了朱立伦的政治生命，报废了一个本可以接盘国民党的中生代领袖。

从目前主流舆论基调看，北大的形象大抵和当时的国民党相差无几。然而如果就此顺着强调，为大众背书，拾人牙慧，那写这篇文章也就毫无意义。北大的做法的确有待商榷，但该商榷的地方不是因为其没有照章办事录取两位考生，而是在有公关危机风险以及出现公共危机时的应对失当。

某种程度上讲，我是应该同情河南的两位考生。我的高考志愿经历与其类似，那一年我贡献了南开的投档分数线，比倒数第二名差了20分，以至于开学典礼上校领导还在暗示这个事情，让我无地自容。其实按照程序来而言，南开录取我确顺理成章。然而在投档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一直惶惶不可终日。因为按照招生程序，从已投档到录取之间，还有至少一个步骤——院校在阅。

当前舆论的主要批评点在于，北大因为河南考生的成绩未达到其心理预期，而“因人废事”，无视河南考生是通过正常程序，合情合理的成功投档北大的事实。然而填报志愿并非考生单方面的事情。在投档之后，考生的个人信息会被上传到学校，进入所谓的“院校在阅”阶段。虽然在本科招生阶段，高等院校的自主权较为薄弱，但并非完全没有。院校在阅其实是在给高校一个复核的机会，院校可以基于考生的情况做出拟/预录取或者是退档的处理。若考生不是反党反人类的十恶不赦之辈，一般都会被转为拟/预录取状态。某种程度而言，退档是一件高门槛的事情，也因此使公众在潜意识中觉得报志愿就是一个理所应当的单向选择过程。但实际上只要考生状态没有变为“录取”，即便是处在拟/预录取状态，高校依然有退档的权力。

北大给出的退档理由是二人的分数过低。当然有些人会说，国家专项计划是属于独立环节，应该有自己的投档分数线。但是这里忽视了一个“无效志愿”的概念。除了技术方面的错填、错报，考生自身条件不符合学校规定也是出现无效志愿的一个重要原因。总共8个专项计划，两位考生的分数和第六名差了一百多分。而且从目前的受访情况看，两位考生有“瞎报”的主观意愿，因此北大判定其为“无效志愿”并退档并非不占理。只看学生一面，而忽视学校一面，当前的舆论完全是民粹式带节奏的做派。

既然双方都有理可依，那么问题范畴就转到了沟通上。这场危机的出现，除了有无良媒体以及键盘侠们的煽风点火，也因为北大在沟通上的天真与单纯。

在河南招办反复将考生信息投档北大时，北大退档的理由只有一个：“高考成绩过低，据我校教学强度，若录取该生，考生入校后极有可能因完不成学业被退学。本着以人为本，为考生负责的态度，特向贵办申请退档。”这话的核心是考生自身条件不符合学校规定，而且也是基于学校对考生的自主选择权。然而失策的地方在于，作为一所标杆性的全国重点大学，甚至是世界知名大学，北大居然假定了学生的“朽木不可雕也”。这既是对学校“有教无类”使命的违背，也是对自身教学水平的不自信。当发现考生条件不符合学校标准时，北大只是单纯地和地方招办做沟通，却未能和当事人直接联系，委婉“劝退”，而当事人本身就有放弃的意愿。

实话讲，北大的处理方式其实并没有做到“为考生负责”。其实在时间发酵之后，北大会录取这两位考生是一件确定的事情。因为作为一所公立部属大学，北大也承担着一部分国家政治责任。此次招生事关国家专项计划，若是北大不录取这两位学生，无助于国家的公信力，所谓平衡教育资源也会沦为一纸空谈。但若北大仍然坚守作为一流院校的尊严，那么完全可以在应对方式上做得灵活弹性：既然担心课业是否跟得上，那么可以预科录取，次年进行正式录取审核，或者继续本应该在危机开始前就有的“劝退”。然而现在忙不迭送认错并补录回两位考生，更多是一种息事宁人的政客心态。看上去是积极回应了社会，却反倒令自己变得理亏。有的时候，众声喧哗只是嗓门大，却未必说得都对。整个事件中北大的公关运作显得幼稚而又荒谬，既没有很好的表达清楚自己的合理立场，也没有真正做到从学生的角度出发。

追根究底，这反映了北大象牙塔上的“书生意气”，不客气一些则是一股精英的傲慢。精英主义虽然有对社会三六九等的预设与成见，但对精英自身也有更严苛的要求——更多的社会表率以及更多的社会责任。也因为这种精神，在泰坦尼克号头等舱中的达官显贵们，可以将生还的机会留给最草根的妇女和儿童，并坦然迎接自己的死亡。

以北大的学术实力，毋庸置疑有傲慢的资本，但若因为傲慢而产生了偏见，则会忘记教育最本真的目的，那样便真的滑落进人们一直担心的“精致利己主义”，变成一种“伪精英”。如果北大真的有精英责任，那么就不会在考虑事情时绕考低分考生而自顾安排。如果北大真的有精英信仰，那么就不会在舆论声浪前，选择盲目顺从和低头，退却立场。

我想这次事件对北大的意义，不能只局限在以后如何完善招生程序这样肤浅和功利的层面，而是更多应该使北大去思考在浮躁喧哗的后现代社会中，如何扮演好一个睿智与远见的教育者角色，坚定本心并以学生为本。若是北大真的能够砥砺前行，那才真的是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界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