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台湾当局迎接了一位来自莫斯科的不速之客_风闻

文：沙青青

“不速之客”降临松山机场

       1968年10月22日，中午12点，台北松山机场边检站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身高大概180公分，长相斯文而英俊，戴着副金丝边眼镜，一副欧美商务客的打扮。护照上的名字是维克多•路易斯（Victor Louis），虽然英文不错，但难以掩饰的俄国口音仍暴露了他的真正故乡。他没有签证，只有一份证明自己是《伦敦晚报》（The Evening News）驻莫斯科记者的介绍信。尽管如此，边检人员既未在他的护照上盖章，也没有让他补填任何表格，而是带他去了机场另一侧的某间办公室。

       此后没过几分钟，在四五名西装笔挺者的簇拥下，这位特殊的客人快步走出了松山机场的接客大厅。由于事先做了“特殊安排”，大厅门口上下客处居然空无一人，只停了几辆深色轿车。待这群人上车后，车队便疾驰而去。

       片刻后，侍从参谋钟湖滨敲开了台湾当局时任“国防部长”蒋经国办公室的门，在第一时间报告了这位“不速之客”的消息。蒋经国马上指示“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叶翔之与“行政院”新闻局局长魏景蒙立即与这位“记者”会谈。而这两位皆算是蒋经国的嫡系人马，称之为“左膀右臂”亦不为过。

       叶翔之早年自日本留学归国后，一直搏杀于国民党政权的军情系统。1949年前后曾参与暗杀杨杰及“吴石案”的侦破。毛人凤去世后，他便自然而然地成为蒋经国在台湾情报系统的“代理人”。至于魏景蒙，人称“魏三爷”，长期任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凭借一口流利的英语与欧美记者打交道。迁台后，又先后出任“中央社”副社长及“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等，与蒋经国公谊私情皆非比寻常。凡对国际政治略有了解者，或知晓许多国营新闻宣传机构，除充当“喉舌”之用外，也多需要兼职负责对外的舆情侦察与联络沟通，而魏景蒙便是个中好手。

       在正式与“不速之客”开始会谈前，魏景蒙的副手，新闻局联络室副主任罗启报告了从机场接客的经过及路上交谈的内容。结合此前业已掌握的情报，魏景蒙与叶翔之基本可以拼凑出这位记者的背景与生平。

       他是莫斯科人，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曾任职于巴西、新西兰驻苏联大使馆，后因政治理由遭到整肃，被关在西伯利亚劳改营。之后，他奇迹般地被释放出狱并流亡英国，还在当地娶了一位英国妻子。与此同时，却还能自由出入苏联。他在西方的名声来自于曾提前透露苏军即将入侵捷克的独家新闻，也曾在第一时间捅出了“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另有消息称路易斯在《赫鲁晓夫回忆录》手稿辗转送至西方出版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曾披露这些大新闻，欧美新闻界及军政当局渐渐认定维克多•路易斯具有极为深厚的克格勃乃至苏共高层背景。前《纽约时报》驻莫斯科报道局负责人Harrison Salisbury便曾直截了当地称其为“克格勃的人”（a KGB man）。他本人对这种猜测毫不介意，甚至乐于向西方舆论界暗示自己与莫斯科之间的特殊关系。

冷战局势风云变幻：路易斯访台背景       

       10月12日，即路易斯抵台前10天，魏景蒙意外收到了台湾当局驻日“大使”陈之迈拍来的电报，称有位《伦敦晚报》的俄裔记者请求访问台湾。魏景蒙随即向蒋经国通报了此事。三天后，蒋经国在电话里告诉魏，他已请示总统，同意路易斯来台。

       22日当天的会谈在魏景蒙的办公室进行，从下午3点30分一直持续到5点30分。

       “你们对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情势有何看法？”

       谈话开始没多久，维克多•路易斯便抛出了这个敏感而尖锐的问题，并非常露骨地表示：“……可以用机密方式向（莫斯科）党政官员提出这个看法。”他还希望了解台湾当局是否愿意与苏联重新修好，发展关系。

       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是二战后整个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一段时期。美苏对峙的冷战态势已趋于稳定，中苏之间却出现了严重分裂乃至逐步公开化。另一方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出现解冻的迹象。双方开始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外交试探。在中美关系日趋缓和的背景下，台湾与苏联基于各自安全利益的考虑同样尝试接触。莫斯科方面希望将“苏台关系”作为向北京施加政治压力的“新筹码”，继而影响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布局。而台湾方面在美国支援“反攻大陆”无望的情况，转而探寻与苏联合作的可能性，组成跨越意识形态阵营的“反毛同盟”。

       在这种背景下，莫斯科与台北的第一次实质性的接触就这么悄然开始了。而路易斯也成为1949年以来第一位造访台湾的苏联人。

路易斯访台都谈了什么

       不过，这次接触必然是在彼此猜疑下进行的。魏景蒙对路易斯表示：国民党过去与苏俄合作有过惨痛经验。对方则答道：“那是过去的老政权。俄国现在是个年轻的新国家。你们应该忘掉过去那些有关我们的不好事情。”魏景蒙接着又以捷克事件为例，指责这是俄国的真正本质。路易斯则说，这都是苏联大使工作失误所致，莫斯科对其盟邦向来是十分宽容的，以至于毛泽东敢于翻面。

       在为莫斯科对外政策进行辩护后，路易斯继续建议台湾方面应与莫斯科接触，例如向莫斯科派驻贸易代表或记者，甚至可以送一些故宫博物院的国宝到莫斯科展览。交谈中，路易斯还试探了台湾方面的底线：两个中国的政策能否能让台湾方面满意？魏景蒙当即答道：“不行，因为中国人不希望中国长久分裂。”

       最后，路易斯提出能够与蒋经国会谈并与他合照，以便向莫斯科方面展示此次来访的成果，甚至希望见到蒋介石本人。

       第二天，魏景蒙向蒋经国报告了路易斯所提的要求。同一天，路易斯被安排会见了台湾“经济部长”陶声洋。他谈及台湾与苏联经贸往来的可能性，希望双方立即展开贸易合作。

       与此同时，蒋经国让魏景蒙负责安排路易斯前往台湾南部参观。他还交待：若有人问起，便只说他是英国来的记者。经过一番利弊权衡后，蒋经国在获得蒋介石同意后决定在29日以会见外国记者的名义接见路易斯。为了转移外界注意力，又特意安排在此前数日连续会见了多名欧美记者。

蒋经国与魏景蒙

       10月28日中午12点，路易斯与魏景蒙、叶翔之共进午餐。席间，路易斯有意谈及国民党政权反攻大陆的筹划，并认为未来三年是台湾方面“收复”大陆的最佳时机。魏、叶对此均表认可，但说这主要得看俄国的态度。接着，他们又提出了数项要求。例如，俄国应严守中立或索性帮助台湾、建立联络管道、废除与北京签订的条约等。

       10月29日下午5点，路易斯终于见到了台湾情报系统的实际负责人蒋经国。

       会面刚开始，蒋经国就开门见山地告诫道：“当今中国大陆没有人可以继承毛，毛的接班人没有一个胆敢不反苏。毛垮台后唯一能统治中国的，就是国民党。”因此他希望苏联并不是去另起炉灶支持一个所谓“反毛”的共产党，而要直接与国民党合作。

       路易斯表示莫斯科需要国民党做出承诺，“莫斯科的党性极强，所以要让那些人改变想法，国民党必须提出许多保证，在光复大陆后会怎么做，否则一切免谈。”他也告诉蒋经国：莫斯科宁愿与台湾方面直接打交道，而不要通过第三国。此外，还需要让莫斯科相信国民党政权“光复”大陆后，中国不会变成美国的军事基地。

       在此基础上，双方可以先展开情报合作，交换那些对彼此都有价值的信息。

       会谈结束时，路易斯特别向蒋经国强调他并不是莫斯科方面的正式代表，只是扮演“传声筒”的角色。于是，双方同意这次谈话的内容“皆不列入记录”。当然，这一切最终还是被毫不意外地记录了下来。

魏景蒙日记中的“王平档案”       

       魏景蒙在日记中详细了记载了与路易斯接触的经过以及各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并给路易斯起了一个代号：王平。所以，魏景蒙日记中的这段记载日后也被称为“王平档案”或“王平专辑”。1995年经魏景蒙后人同意，组织专人整理并翻译，这部日记开始在台湾《联合报》上连载，随后结集出版。2008年《冷战国际史研究》也转载了这部日记，首次在大陆地区正式公布了这批史料。

       根据魏景蒙的记载，在蒋经国与路易斯会面后不久，他忽然接到蒋经国的电话。对话那头的“国防部长”似乎有些紧张，因为发现已经有人在到处打听路易斯在台湾的行踪。由于路易斯定居英国，因此英国外交机构肯定知道他到了台湾，继而转告了美方。蒋经国告诉魏景蒙，目前只有蒋介石、蒋经国及魏景蒙本人知道此事的完整经过，即便叶翔之也仅知片段，要他严守秘密。

只有蒋氏父子知晓“完整经过”       

       然而，随着2006年《蒋介石日记》的公开，或又能发现当年台湾方面真正知晓所谓“完整经过”的其实只有蒋氏父子而已。

       魏景蒙第一次知道有苏联背景的路易斯有意访台是在10月12日。然而，蒋介石早在9月初便已在酝酿如何与苏俄方面进行接触。当时，在蒋介石授意下，新闻局副局长朱新民曾在墨西哥与苏联外交官有过秘密谈判。初步接触后，朱新民认为在入侵捷克事件爆发后苏方希望国民党势力反攻大陆，推翻或至少打击所谓“毛政权”。

       眼见“反攻大陆”希望渐失，退守海岛蹉跎多年的蒋介石得此消息后一度兴奋异常，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反攻复国政策，亦只有利用俄共此一转机，方能开辟反攻复国之门径，否则如专赖美国，只有冻结我在台湾为其家犬，绝无光复大陆之望。”又称：“俄共谋与我接近，以本月更为积极，故对此深思熟虑亦以本月为甚。如其果有成就，以达我光复大陆目的，乃为否极泰来之机乎？”

       从8月到10月，朱新民作为蒋介石“特使”辗转奔波于台湾与墨西哥之间。虽然对与苏联合作的可能性感到兴奋，但蒋介石也不由得想起当年的惨痛，所谓“俄共阴诈过去所受之经验苦痛，又使人不寒而栗也”。因此他要求苏联方面直接派代表来台湾“先谈政策”。之后不出三日，那位“恰巧”在东京的《英国晚报》记者路易斯便主动找到国民党方面驻日的外交官要求赴台访问。于是，就有了大使馆方面向魏景蒙报告一事。

       路易斯抵台后，蒋介石虽未与其见面，但却通过蒋经国密切关注动向，并考虑应对之道。他认为路易斯来台“最主要目的与经国联系”、“观察台湾实情与采访”，而他提出“主张我博物馆赴俄展览与派记者赴俄综观，表示在急于对我政府公开来往，不惜毛匪决绝或威胁毛匪离间中美关系”。在蒋经国与其会面前，蒋介石又“指经儿应注意各点”，可谓是耳提面命。

       在蒋经国与路易斯会谈后，蒋介石马上指示魏景蒙负责建立与莫斯科联系网络，并物色称职的“信差”，希望莫斯科稍后能再派一人来台北或在第三地接触。在蒋介石看来，“与某方接洽以要其派员负责能谈对毛共的双方共同计划为先务，其他皆为次要、不急之务。”

       10月31日，路易斯搭机离台，而这只是苏联与台湾方面秘密接触的开端。

       临行前，魏景蒙又与他定下了日后识别身份的接头暗语：“收到维克多的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