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交恶，美国方面密切关注苏联人访问台湾_风闻

文：沙青青

美国密切关注路易斯访台

    “10月底，苏联记者维克多•路易斯曾在台湾访问并逗留四日。路易斯其人为斯大林之女所写回忆录的穿线人，系在东京取得‘中华民国’签证。除了台北以外，并访问了金边。路易斯离台时，拟顺道进入香港，但为港府拒绝，理由是香港不欢迎苏俄记者。”

    上述这则题为“苏联遣人访台湾”（Soviet Visit to Taiwan）的报道出自1968年11月4日的《华盛顿邮报》。作为美国最重要的新闻媒体，此则报道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之前负责直接接触路易斯的“行政院”新闻局局长魏景蒙对此非常在意，甚至特意剪下后贴在自己的日记里。

    在维克多•路易斯悄然离开后，台湾方面一直在考虑与苏联的秘密接触究竟可能会导致哪些后果，尤其担心美国的反应。因此才会特别在意美国各界，尤其是舆论界对此事的看法。其实，当时也有不少人猜测《华盛顿邮报》的消息是美国国务院授意发布的，但国务院对此拒绝评论。在路易斯离台仅数日，美国驻台官员便找到“行政院”新闻局副局长叶梅生试探路易斯访台的经过。魏景蒙得知后，只交待回答称：“这人从日本来，我们是以他的《伦敦晚报》记者身份给他签证，到最后一刻才发现他是苏联人。”

台湾“冷”处理，美国“热”报道

    在魏景蒙看来，国民党方面不必太过在意美国的态度。他曾向蒋经国指出，美国与中国大陆一直在秘密联络沟通，“即使尼克松选举获胜，他也会加倍努力去和北平谈，不会帮助我们回老家，如果打仗了，也不会提供我们援助。所以，我们为什么不与苏联谈打倒共同敌人的事！”

    蒋经国则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这个行动会有很大的后果。”同时，他也指示有关此事的电报打得愈少俞好，以防泄密。

    实际上，自路易斯入台后，蒋经国便做了极为周到的安排，以一种外松内紧的方式进行管控与监视。根据新闻局联络室副主任罗启的回忆，路易斯入关时护照特意不盖章，避免留下记录。台湾警务处与安全局的人员包下路易斯所住酒店8间房，安排住进8男8女伪装成旅客进行监视。蒋经国在部署这一系列工作时再三交代：不可走漏风声。

    1968年11月7日，蒋介石亲自召见魏景蒙，希望进一步了解维克多•路易斯访台期间的详情。既然此前蒋氏父子全盘指挥此事，有关政治层面的种种皆已有深入认知，因此反倒是希望多知晓路易斯为人及家庭等生活方面的细节。召见行将结束时，魏景蒙补充了一个蒋经国忘记向“老头子”报告的细节：路易斯曾提出双方潜伏在中国大陆的情报人员互相合作，“我们在华南掩护他们的人员，他们在华北掩护我方人员”。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直白地写道：“乃证明其为俄共之国际情报员无疑。”

    尽管台湾方面小心翼翼地处理此事，但《华盛顿邮报》对此事的兴趣有增无减。1968年11月17日，该报驻香港记者斯坦利•卡劳（Stanley Karnow）发表了题为Russians Angle to ‘Contain’ Red China的报道，以推测口吻暗示台湾当局与苏联正在秘密接触，并认为这是苏联调整其亚洲战略以围堵中国大陆政权的战略之一。当时台湾方面驻美“大使”周书楷读到此文后颇为紧张，急忙电告岛内。魏景蒙得知后，便通过有关渠道邀请斯坦利•卡劳来台，打算亲自向其“澄清”此事。

《华盛顿邮报》记者访问台湾

    这位斯坦利•卡劳当年可算是《华盛顿邮报》驻东亚的“明星记者”，也曾是普利策奖得主。自20世纪50年代起，便常驻东南亚各国，并频繁在香港、台湾及日本穿梭。1959年，他开始报道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随后他写的新闻几乎涵盖了整个越南战争的进程。对于1949后新中国的发展及两岸关系，卡劳同样情有独钟，早在70年代初就写过一部专著《毛和中国：从革命到革命》（Mao and 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volution）。

    11月30日上午10点，身为“亚洲通”、“中国通”的斯坦利•卡劳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新闻局办公室。魏景蒙向他解释：允许路易斯入境，是因为“此人可能来台要求政治庇护……如有意要求庇护，本国欢迎。总统宽大为怀，故有甚多匪党来归”。此外，他耐心向这位美国记者传达“蒋总统”所谓“不是敌人就是友人”的重要指示：台湾是自由之地，有言论自由，有探访自由。在谈及路易斯与蒋经国的会面时，魏则称蒋经国只当他是英国记者，因此主要询问了英国对中国大陆的态度。

    但来自《华盛顿邮报》的“大记者”显然不会对这种说辞轻易买账，卡劳告诉魏景蒙：他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的一家旅馆里见过路易斯，所以知道他来过台北。路易斯对自己是19年来第一位访问台湾的俄国人十分自豪。路易斯希望卡劳不要以此来写新闻。因此卡劳认为，路易斯来台是莫斯科方面在探路，并推断这是俄国在亚洲加强联络工作的重要一环，目的在于对北京施压。

    魏景蒙闻罢却依旧满不在乎地表示：路易斯只是一个普通记者，并不怎么危险。

    卡劳当面反驳道：“那只是外表！路易斯绝对是个危险人物！”

    会面临近结束时，卡劳提出希望见到蒋经国，亲自采访。魏不置可否，匆匆敷衍过去。

    与魏景蒙会面后，斯坦利•卡劳又在1968年12月3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台湾与苏联关系最新动态的报道。在这篇名为“苏俄试探与台湾提升关系”（Russians Test Taiwan On Improved Relations）的报道中，他披露了莫斯科打算以非正式的方式邀请台湾记者访问苏联的消息。

秘密接触为何外界很快知晓

    于是，莫斯科与台湾方面彼此接近的消息几乎在第一时间被外界知晓。虽然细节并不清楚，但双方重新接触之事已难以否认。事后分析，这或许是两方面的原因所致。

    首先，美国对台湾方面的异动非常在意。路易斯来台后，美国便很快通过英国领事馆的渠道了解到此事（路易斯的正式身份是“英国记者”）。自知难以瞒天过海的台湾当局，也并未否认。在土耳其使馆的酒会上，将此事告诉了美国人，但只说与《伦敦晚报》的俄裔记者进行过“有趣的谈话”，只是一次普通的外国记者来访。然而，美国的新闻媒体却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不由得让人怀疑是美国官方刻意透露了消息，借此试探台湾方面的反应。

    另一方面的缘由则更吊诡，即莫斯科方面有意向外界散布此消息。路易斯在西方已被公认为有深厚苏联背景的“政治记者”而非普通的新闻工作者，因此他的动向肯定会引起各界注意且极易被察知。苏联若果真希望与台湾建立秘密沟通的渠道，则应选择身份更隐秘者。路易斯访台后，他本人毫不隐讳，甚至大方地跟《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斯坦利•卡劳谈及此事，以至于台湾方面疲于应付美国的各类报道。在斯坦利•卡劳看来，由于中苏关系交恶，莫斯科希望通过拉拢东亚其他国家及台湾地区，在外交上围堵中国，路易斯访台便是一种“宣传战”。

    对于上述种种迹象，国民党高层及蒋介石本人颇为疑惑与踌躇。始终心念“反攻大陆”的蒋介石虽然对苏联的真实意图捉摸不定，但也难以抗拒这个“良机”，所以“对苏之接洽继续不断”。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谋之于人，成之在天而已。”  

魏景蒙再会路易斯

    实际上，正当魏景蒙费心对付美国记者时，新闻局联络室副主任罗启在蒋经国指挥下，远赴意大利罗马又一次秘密会见了路易斯。为避嫌疑，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蒋经国皆认为不应再冒险邀请路易斯来台。起初，路易斯建议双方在拉美继续联系。不过，台湾方面觉得拉美并非其“外交”重点，因此提议在欧洲继续接触。

扮演台湾方面“信使”角色的罗启

    1968年11月某日，罗启与路易斯相约后赴罗马见面。此次见面，路易斯行踪神秘。首先让罗启与苏联驻意大利使馆联络。说明来意后，使馆人员告诉罗启：附近有一辆轿车，认准车牌后直接上车。罗启忐忑地上车后，这位略通英文的司机一路将车开出罗马市区。在绕了很多圈后，车停在一座郊区别墅前。司机下车，换了一位坐在驾驶座上，定睛一瞧，就是路易斯。罗启与他便在车里进行了第一次在欧洲的会谈。罗启多年以后回忆这段经历，坦言有点当“007”的感觉。

珍宝岛事件导致台湾、苏联关系升温

    1969年后，双方断断续续进行着类似接触，并开始涉及实质合作。随着中苏冲突的加剧，蒋介石对与苏联合作可能性愈加看好，甚至要求抽调部分优秀空军军官学习俄语。

    时至1969年3月2日，撬动整个冷战格局的“珍宝岛事件”突然爆发。

    中苏的边防部队在主权争议地区珍宝岛爆发了激烈的武装冲突。积聚多年恩怨斗争终于从对骂、棍棒武斗升级到了枪炮互射的“热战”。霎时，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大的两个国家间战云密布，全面战争的威胁笼罩在漫长的中苏边境。

    在中苏如火如荼地进行炮击时，《华盛顿邮报》“恰巧”发表了一篇维克多•路易斯关于“台湾之行”的专访。在这篇专访中，路易斯兴致勃勃地讲述了他四个月前访问台湾的详细经过，甚至披露了他与蒋经国见面并访问了高雄。此外，路易斯还在美联社记者的访谈中提到了他的台湾之行，认为台湾“是一个亲切愉快的地方，而非一个大军营”。

    台湾方面自然会在第一时间获悉上述消息。蒋介石猜测，这是莫斯科领导层借路易斯之口“暗送秋波”，“或为苏俄对我企图继续联络协商乎”？

    “珍宝岛事件”确实成为苏联与台湾关系改善的重大契机。晚年蒋介石似乎看到了“重回大陆”的最后希望，苏联则将台湾视为“施压北京”的重要棋子。于是乎，双方各取所需且互有所图。在中苏热战的阴影下，各方在罗马、维也纳、华盛顿、河内等地，即将展开新一轮外交与情报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