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爱泼斯坦（一）_风闻

有感于美国富翁杰弗里•爱泼斯坦之死而发，按着美国媒体的比喻，仿写《了不起的盖茨比》。请看下文：

我年纪还轻，阅历不深的时候，我的上级教导过我一句话，我至今还念念不忘。

“每逢你想要执法任何罪犯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罪犯，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他没再说别的。但是，我们之间话虽不多，却一向是非常通气的，因此我明白他的话大有弦外之音。人的行为可能建立在坚固的岩石上面，也可能建立在潮湿的沼泽之中，但是一过某种程度，我就不管它是建立在什么上面的了。今年夏天我进入这间全美国最负盛名的监狱的时候，我觉得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穿上囚服，并且永远在道德上保持一种谢罪姿势。我不再要参与放浪形骸的游乐，也不再要偶尔窥见人隐私八卦的荣幸了。

唯有爱泼斯坦——就是把名字赋予本书的那个人——除外，不属于我这种反应的范围——爱泼斯坦，他代表我所真心鄙夷的一切。假如人的品格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成功的姿态，那么这个人身上就有一种阴郁的色调，他对于人生的希望具有一种高度的敏感，类似一台能够记录万里以外的地震的错综复杂的仪器。这种敏感和通常美其名曰“爱情的欲望”的那种热辣辣的感受性毫不相干——它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取之不尽的天赋，一种富于神秘色彩的敏感，这是我在别人身上从来没发现过的，也是我今后不大可能会再发现的。不——爱泼斯坦本人到头来倒是无可厚非的、使我对人们短暂的悲哀和片刻的欢欣暂时丧失兴趣的，却是那些吞噬盖茨比心灵的东西，是在他的迷梦消逝后跟踪而来的刺眼的浮尘。

我在2008年从常青藤毕业，刚好比我的黑人同学早了一年，不久以后我就遭遇了那个称之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突然的珍珠港袭击，我在痛苦中感到恍恍惚惚，回来以后就觉得风平浪静了。曼哈顿不再是世界光明的中心，而倒像是宇宙的深不见底的黑洞——于是我决定到布鲁克林去担任警察。我所认识的人个个都是做治安管理的，因此我认为它多保护一个美国人总不成问题。我的叔伯姑姨们商量了一番，他们怦然是在为我挑选一个纳粹党卫军，最后才说：“呃……那就……这样吧。”面容都很严肃而犹疑。父母答应为我提供房租的费用，然后又过了几年，我才在2014年春天回到曼哈顿里去当巡警，自以为是一去不返的了。

切合实际的办法是在城里找一套房寄宿，但那里的租金极其昂贵，而我又是刚刚来到了一个有良好的治安和繁荣的贸易的地方，因此办公室里一个老年人提议我们俩到近郊合租一所房子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个很妙的主意。他找到了房子，那是一座阴暗潮湿的老式公寓，月租两千美元。可是不久，“占领华尔街”爆发了，警察局认为他年纪太大，不能对付抗议者，就把他调到墨西哥边境去了，我也就只好一个人搬到郊外去住。

这时，我正穿着厚厚的警服和防弹背心，和同事们一起在埋头逮捕各种各样的抗议者。就这样度过了几天，弄得我心神俱疲。直到一天早上，警长叫我到办公室，“你怎么这么出工不出力？”他暴跳如雷地问我。我告诉了他：“我不想再伤害这些无辜的老百姓。”我再继续辩解的时候，就不再感到恐惧了。我成了领袖、英雄、一个正义的勇士。他被我的勇气深深打动，就调任了我去全美最高级的监狱——大都会惩教中心那里，管理那些无法无天的罪犯。

高楼广厦之中，大都会惩教中心的坚不可摧的碉堡式的大厦沿着街道昂然挺立，那个夏天的故事是从我调任去那边五年之后到监狱上司家吃饭的那个晚上才真正开始的。这位上司五年来对我待遇格外的好，不但帮我安排各种核心任务，还允许我阅览一些绝对不能开放的机密文件，以至于这里不能透露一个字。

从奥巴马时代以来，他样子已经变了。现在他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体格微胖，头发稻草色，嘴边略带狠相，举止高傲。两只炯炯有神的傲慢的眼睛已经在他脸上占了支配地位，给人一种永远盛气凌人的印象。即使他那会像美国队长穿的优雅的防暴服也掩藏不住那个身躯的巨大的体积——他仿佛填满了那件雪亮的套装，把上面的皮带绷得紧紧的。他的肩膀转动时，你可以看到一大块肥肉在他紧凑的上衣里面摩擦。这是一个巨大无比的身躯，一个巍峨的身躯。他说话的声音，又粗又大的男高音，增添了他给人的性情暴戾的印象。他说起话来还带着一种长辈教训人的口吻，即使对他喜欢的人也样、因此在奥巴马时期的时候时对他恨之入骨的大有人在。“我说，你可别认为我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是说了算的，”他仿佛在说，“仅仅因为我身材比你胖，比你更有巨人般的气质。”我们俩属于同一所大学里的高年级学生联谊会，然而我们之前根本就不认识，我总觉得他很看重我，而且带着他那特有的粗野、蛮横的怅惘神气，希望我也喜欢他。

我们在某个阴暗而无人的牢房里上谈了几分钟，就走了出来。

“我这地方密不透风。”他说，他的眼睛不停地转来转去。

“这地方原来关押过马丁·阿姆斯特朗。”他指着走廊里的某一个牢房，又把我推转过身来，客客气气但是不容分说，“我们到尽头的值班室里去吧，别让那些囚犯听到。”我们穿过一条高高的走廊，走进一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阳光洒满了整个房间，里面有一个温柔腼腆的白人女子秘书在帮他撰写报告。

“文明正在崩溃，”上司气势汹汹地大声说，“我近来成了个对世界非常悲观的人。你看过史蒂夫.班农写的《东亚帝国的崛起》吗？”

“呃，没有。”我答道，对他的语气感到很吃惊。“我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人人都应当读一读。书的大意是说，如果我们不当心，自由的山巅之城就会……就会完全被颠覆了。讲的全是科学道理，已经证明了的。”

“萨姆变得很渊博了。”那名女秘书说，脸上露出一种并不深切的忧伤的表情。“他看一些深奥的书，书里有许多深奥的字眼。那是个什么字来着，我们……”

“我说，这些书都是有科学根据的，”上司一个劲地说下去，对她不耐烦地瞅了一眼，“这家伙把整个道理讲得一清二楚。我们是占统治地位的自由国家，我们有责任提高警惕，不然的话，‘极权主义’者就会掌握一切且……"

“我们非打倒他们不可。”那名女秘书低声地讲，一面拼命地对炽热的太阳眨眼。

“主要的论点是说我们是向往自由民主的人民。我是，你也是，还有………”稍稍犹疑了一下之后，他点了点头把我也包括了进去，这时女秘书又冲我眨了眨眼。“而我们创造了所有那些加在一起构成‘普世价值’的东西——媒体、政党、议会、选票啦，以及其他等等。你们明白吗？”他那副专心致志的劲头看上去有点可怜，似乎他那种自负的态度，虽然比往日还突出，但对他来说已经很不够了。

这时屋子里电话铃响了。上司弯腰去接，女秘书几乎立刻就抓住这个打岔的机会把脸凑到我面前来。

“我要告诉你一桩重大新闻，”她兴奋地咬耳朵说，“是关于一个墨西哥的大毒枭的。你想听听他的故事吗？”

“这不是我今早来办公室的目的嘛……”

“你要知道，他并不是从来就这样强大的。他从前只是一个墨西哥黑帮的小小马仔，那个黑帮有一套收买贿赂政客和警方的程序。他从早贿赂到晚，后来那群墨西哥佬就受不了啦……”

“后来情况越来越坏。”贝克小姐提了一句。是的。情况越来越坏，连墨西哥人都管不了他。最后只得叫我们美国人来处理。”

突然，上司把手中的话筒往电话机上一扔，说了声“对不起”。就走出办公室了。

女秘书和我互相使了一下眼色，故意表示没有任何意思。我刚想开口的时候，她警觉地坐直起来，用警告的声音说了一声“嘘”。可以听得见走廊里有一阵低低的、激动的交谈声，女秘书就毫无顾忌地探身竖起耳朵去听。喃喃的话语声几次接近听得真的程度，降低卜去，又激动地高上去，然后完全终止。

“你是不是刚刚分配到安全等级最高的牢房吧？”

“你说，我要被分配到哪里了？”

“刚才电话里刚刚决定了。”她用鄙夷的口气说，“我认识那里的一个人。”

“我一个人也不认……”

“你总该认识爱泼斯坦吧。”

“爱泼斯坦？”我追问道，“哪个爱泼斯坦？”

“最近上新闻的那个！”她不无兴奋地说。

“他居然要关到这里来了？”

“别说话，我要听听出了什么事。”

“是出了事吗？”我天真地问。

“难道说你不知道吗？”她说，她真的感到奇怪，“我以为人人都知道了。”

“我可不知道。”

“哎呀……”她十分的疑惑，“你不上网吗？。”

“我上网，但我不关心这个。”我茫然地跟着说。

“这个人老有名了，据说和两任总统是好朋友。你说呢？”

我几乎还没明白她的意思，就听见一阵皮鞋格格的声响，是上司走回来了。

“真没办法！”他说，然后哭丧着脸对我说，“等下午，我要领你到那个最机密的牢房里去看看。”

“怎么了？”

“牢房里来大人物了，从现在开始，他就归你来管了。”

在办公室最后五分钟残存的印象中，我记得电脑又无缘无故地关机了，同时我意识到自己很想正眼看看大家，然而却又想避开大家的目光。我猜不出上司想什么，但是我也怀疑，就连女秘书那样似乎玩世不恭的人，是否能把这个领导尖锐刺耳的迫切呼声完全置之度外。

一路上，走廊的过道亮了又暗，每个牢房门里都是充满着厌倦和忧郁的眼神的囚犯，只是周边的墙皮越来越干净整洁，墙上的标语也越来越少。我自己走到我将要工作的岗位，打开门，在办公室里的一把旋转椅上坐了一会儿。空调已经开了，眼前是一片空白，只有闪烁着各色方格的监控显示器和头上的台灯，还在贡献着无量的光芒。一个狱警在门口给我打了手势，叫我过去看看我负责的牢房。到了那里，发觉我不是一个人——门里一个人已经从那与众不同的宽大客厅里背对着我，现在两手插在口袋里站在那里仰望窗外明亮的天空。从他那悠闲的动作和他那两脚稳踏在地板上的姿态可以看出他就是爱泼斯坦先生本人，出来确定一下我们本地的天空哪一片是属于他的。

我打定了主意要招呼他。刚才女秘书提到过他，那也可以算作介绍了。但我并没招呼他，因为他突然做了个动作，好像表示他满足于独自待着——他朝着幽暗的窗台把两只胳膊伸了出去，那样子真古怪，并且尽管我离他很远，我可以发誓他正在发抖。我也情不自禁地朝窗外望去——什么都看不出来，除了几片白云，又小又远，也许是一座天空的尽头。等我回头再去看爱泼斯坦时，午休时间已经到了，有人来替我的班，于是我又独自待在不平静的走廊里。

食堂里，犯人和狱警们伴随着电视机的声音，在这肮脏的饭桌上自得其乐。

“他是个搞资产管理的，”那些犯人一边说，一边在乱七八糟的盖饭之间手舞足蹈着，“有一回他强奸了一个女孩子，那人打听出她是当今总统特朗普的员工，是他介绍过来的。”

午饭结束，我准备动身离开食堂回到岗位。那个替我班的人忽然站在我们身旁。

“狱警先生？”他问道，“对不起，爱泼斯坦先生想单独跟您谈谈。”

“跟我谈？”我惊奇地大声说。

“是的，先生。”

于是，我急急忙忙去了牢房，这是爱泼斯坦第一次和我谈话。

“早啊，老兄。你今天开始要看守我，我想我们聊个天吧。”

接着就发生了那次使我感到窘迫的谈论。

我还没介绍完自己的身份，爱泼斯坦就开始把他文雅的句子说到一半就打住，同时犹疑不决地用手拍着他黄色囚服的口袋。

“我说，老兄，”他出其不意地大声说，“你到底对我是怎么个看法？”

我有点不知所措，就开始说一些含糊其词的话来搪塞。什么“富可敌国”啦、“声名远扬”啦。

“得啦，我来给你讲讲我自己的身世吧，”他打断了我的话。“你听到这么多闲话，我不希望你从中得到一个对我的错误看法。”

原来他知道那些给他牢房里的谈话增添风趣的离奇的流言蜚语。

“上帝作证，我要跟你说老实话。”他的右手突然命令上天的惩罚做好准备。“我是布鲁克林一个有钱白人家的儿子——家里人都死光了。我是在美国长大的，可是在哈佛受的教育，因为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在哈佛受教育的。这是个家庭传统。”

他的声音很严肃，仿佛想起家族的突然消亡犹有余痛似的。有一会儿我怀疑他在捉弄我，但是看了他一眼后，我便相信不是那么回事。

“后来我就像一个年轻的香港富豪那样到欧洲各国首都去当寓公——巴黎、伦敦、柏林——保管名人的账务也好，谈谈生意也好，参加几个晚宴KTV也罢，不过是为了自己消遣，同时尽量想忘掉好久以前一件使我非常伤心的事。”　　我好不容易才忍住不笑出来，因为他的话令人难以置信。他的措词本身那么陈腐，以致在我脑子里只能是这样的形象：一个又黑又沉的雅达利2600，在老旧的电视机上运行着【E.T.】，屏幕上除了花花绿绿的像素块就是不停闪动的雪花。

“后来就去越南打仗了，老兄。这倒是莫大的宽慰，我千方百计地去找死，可是我的命好像有神仙保佑一样。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得到了中尉的军衔。在奠边府一役，我带领我两个机枪连的小分队一往直前，结果我们两边都有半英里的空地，步兵在那里无法推进。我们在那儿待了两天两夜，一百三十个人，每人一把M-16步枪。后来等到步兵开上来，他们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中发现了三个共产党的徽记。我被提升为少校，每一个自由世界的政府都发给我一枚勋章——其中甚至包括中华民国，南中国海东北角那个小小的台湾岛。”小小的台湾！他仿佛把这几个字举了起来，冲着它们点头微笑。这一笑表示他了解台湾抵抗共产主义的历史，并且同情台湾人民的自由追求。这一笑也表示他完全理解那个国家一系列的情况，正是这些情况使得台湾热情的小小的心发出了这个颂扬。我的怀疑此刻已化为惊奇。这好像是匆匆忙忙翻阅十几个推特一样。

之后，我们又聊到战争的结束，之后他出来进入生意场，托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的某个大佬的福飞黄腾达，直到近期之前他接触到各色人物，例如比尔.克林顿、唐纳德.特朗普、安德烈王子，等等。

“感谢克林顿、安德烈和特朗普他们，帮助我做到了这些！一日三次，美妙的生理需求，美妙的晚会！”他忽然话锋一转，提到他们召集来的那些少女们。“可是，那些女孩子不喜欢我开的晚会。明明这么美好，居然……”

“按你的想法，她们正常而言喜欢才对啦。”

“她们不喜欢，”他固执地说，“她们玩得不开心。”

他不讲话了，但我猜他有满腔说不出的郁闷。

“我觉得我的梦想离她们很远，”他说。

“你是说招妓的事吗？”

“招妓？”他一弹指就把他所有开过的招妓都勾销了，“老兄，招妓是无关紧要的。那些女孩子当然不懂我想要的爱。”

他所要求于女孩子的不下于要她跑去跟他本人说：“我一直都喜欢你。”等她用那句话把十几年的贞洁一笔勾销之后，他俩就可以研究决定那些需要采取的更加实际的步骤。其中之一就是，等她结束了性爱，他俩就坐飞机回庄园去，在那里陪他读书、浇水、亲热——就仿佛是《洛丽塔》里的情节一样…….不，还有更大的计划，生下和他一样优秀、甚至更优秀的孩子，建立一个工业化的伟大家族的产业链，就像德意志第三帝国所做的那些宏伟的规划那样…….

“可是她们不理解，”他说，“她们过去是能够理解的。我们往往在一起按摩几个钟点……”

他忽然停住不说了，一脚踩住脚边的垃圾桶。

“我看应该尊重她们的自由和权利，”我冒昧地说，“你不能照搬小说里行事的。”

“不能照搬小说？”他大不以为然地喊道，“哪儿的话，我当然能够！”他发狂地东张西望，仿佛他的旧梦就隐藏在这里，他的房子的阴影里，几乎一伸手就可以抓到的。“我要把一切都安排得跟书里写的一模一样，”他说，一面坚决地点点头，“她们会看到的…….还有，比尔.克林顿他们也会支持我的想法，毕竟最喜欢我的晚会的也是他们。”

他滔滔不绝地大谈往事，因此我揣测他想要重新获得一点什么东西，也许是那进入他对少女们的征服之中的关于他自己的某种理念。从那时以来，他的生活一直是凌乱不堪的，但是假如他一旦能回到某个出发点，慢慢地重新再走一遍，他可以发现那东西是什么…………几十年来，当女孩子们洁白的脸贴近他自己的脸时，他的心越跳越快。他知道他一跟这些姑娘亲吻，并把他那些无法形容的野心和她短暂的呼吸永远结合在一起，他的心灵就可以像上帝的心灵一样重新驰骋了。因此他等着，再倾听一会那已经在一颗颗星辰上敲响的音叉，如同那些大佬认可他的笑脸……然后他强吻了她们。经他的嘴唇一碰，她们就像一朵鲜花一样为他开放，于是这个胜利的果实就完成了。他的这番话，甚至他难堪的感伤，使我感到了一丝恐惧……

我走过去告辞的时候，我看到那种惶惑的表情又出现在爱泼斯坦脸上，仿佛他有点怀疑他目前思想的性质。几乎三十年了！那天下午一定有过一些时刻，那些女孩远不如他的梦想——并不是由于她们本身予以拒绝的权利，而是由于他的幻梦从那些大佬的认可里取来的活力。他的幻梦超越了那些少女，超越了那些名人，超越了整个国家，超越了一切…….直到最后，连我、连整个牢房都不认识了。

正在我对爱泼斯坦的好奇心达到顶点的时候，当天晚上他牢房里的灯都没有亮——于是，他作为盖茨比的生涯，当初莫名其妙地开始，现在又莫名其妙地结束了，我逐渐发觉那些乘兴而来的囚犯和狱警，稍停片刻之后又扫兴地开走了。我疑心他是否病了，于是走过去看看——屋子里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