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爱泼斯坦（二）_风闻

（接上）

就是这天夜里，爱泼斯坦把他进入监狱前的离奇故事告诉了我，因为“杰弗里•爱泼斯坦”已经像玻璃一样被“Me Too”的铁拳砸得粉碎，那出漫长的秘密狂想剧也演完了。我想他这时什么都可以毫无保留地承认，但他只想谈十年前的事。

早在2008年，也就是我毕业那一年，爱泼斯坦就遭遇到了类似现在的情形。亏得他有一个朋友，也就是当时的联邦检察官Alexander Acosta（特朗普上台后就授命为劳工部长，前几日因为这个事辞的职）动了手脚，趁那些女孩子不知情的情况下，搞了一个秘密的认罪协议，这份协议免去了爱森斯坦可判终身监禁的联邦指控。最终他很幸运，只需领刑13个月，而且每周有六天时间可以依照工作释放方案在他的办公室里工作。

到了这个份上，爱泼斯坦也许应该鄙视自己的，因为他确实用强迫的手段占有了她们，我不是说他利用了他那真实的百万家财。但是他有意给她们造成一种安全感，让她相信他的出身跟她们的需求不相上下——相信他完全能够给予她们有尊严的生活。实际上，他并没有这种想法——只要他全无人情味地一声令下，那些女孩随时都可以开放她们身体的任意一个部位。但是她们并没有鄙视自己，事情的结果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起初很可能打算及时行乐，然后一走了之——但是现在他发现他已经把自己陷进了一身泥淖。他知道今日的局势不同寻常，但是他并没认识到那些女孩子对他的否定究竟有多少不同寻常。一直忍受着爱森斯坦频繁的大呼小叫，以及他的手下们的各种哄骗，突然不见了，给他留下的只有一张张诉状。他觉得这些诉状并不要紧，毕竟史派西和韦恩斯坦只是失去了工作，而他还有的是钱和“好兄弟”……如此而已。

十一年之后，他再次被她们告到法院上时，显得心慌意乱，连工作也没有了。更多的有力的证据送到了法官面前。就算是新的检察官，看了诉状也头疼不已。爱森斯坦深切地体会到再好的朋友也敌不过正义，再好的猫腻也敌不过证据，从前他安然高踞于穷苦人激烈的人权斗争之上，现今他是时候要掉下来接受那一系列应得的炮火。

到了第二天，这时长岛上已是黎明，我进入爱泼斯坦的宽大舒适的特殊牢房，走过去把整个牢房所有窗子的也都打开，让屋子里充满渐渐发白、渐渐金黄的光线。一棵树的影子突然横投在露水上，同时幽灵般的鸟儿在蓝色的树叶中开始歌唱。空气中有一种慢慢的愉快的动静，还说不上是风，预示着凉爽宜人的天气。“我相信我的朋友一定会帮我保释出去的，”爱泼斯坦从一扇窗前转过身来，用挑战的神气看着我，“你一定得记住，老兄，我的梦会重新站立起来。她们及其背后的可恶的民主党人，所讲那些话的方式把我吓唬住了——她们把我说成是一个邪恶的魔鬼，疯狂的暴徒……就差没指责我是共济会了。”说到这里，他闷闷不乐地坐了下来。“当然她们也感谢我一阵子，在她们从贫困和野蛮中走出来的时候——就在那时无人不感谢我，你明白吗？还有我的那些朋友，无论站在哪边，可不会乖乖听科特兹（民主党某议员）之类的疯子的话…….”

忽然间他说出了一句很奇怪的话。“无论如何，”他说，“这只是我自己的事，与我的朋友无关。”

你怎么理解这句话呢，除非猜测在他对这件事的看法中有一种无法估量的强烈恐惧？假使他的朋友更努力地去运作的话，他也许可以离开这里，重新回去做他的梦的——而现在他却无望离开这里了。牢房里很热——他现在一文不剩了。这天下午，监狱的上司安排我去外面打扫一下卫生，让我的同事暂时接替我的工作，因此一下午我都没有去看护他。

又过了一天，我去监狱上班看护他，陪他走到外面阳台上去时已经九点钟了。但是，充斥着温室气体的空气中仍无一点秋意。我的同事看见我们，就朝我们走来。

“你的脖子是怎么回事？爱泼斯坦先生。都昏迷了好半天了！”我的同事浑身不住地颤抖。“还没保释出去吗？”

我也转头看了看，发现爱泼斯坦原本光亮的脖颈上，多了一条勒痕。

“没事，不要紧。”爱泼斯坦回答。他含有歉意地转身对着我，“你知道吗，老兄，我不想再被他们这样搞下去了！”

“他们凭什么这样搞你？”我带着一脸震惊，快速地站起身来。我的同事似乎反常地害怕，背过身来，一步一步地离开了阳台，没有正眼瞧着我们。

“那是我自己弄的，不能责怪任何人。”

“知道了。”我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没有再问。我也没有精神于一点像样的工作，可是不仅如此——我反而有些舍不得离开他。一直呆到中午，到了开饭的时间了，我才勉强离开。

“有什么事我们接着聊聊吧。”我最后说。“一定，老兄。““我想我的朋友一定会帮我的。”他神色不安地看着我，仿佛他希望我证实地的话。“我猜想我会的。”“那么，再见吧。”

现在我要倒回去讲一下几天之后，监狱里发生的情况。

到了那一天，一个普通的星期五晚上，我在办公室里加班加点，勉强抄了一会那些不计其数的数据，后来就在我的转椅里打了瞌睡了。突然，有一个人把我吵醒，我吃了一惊，脑门上汗珠直冒。是我的上司。他时常在凌晨十二点这个钟点过来，为我安排任务。通常他的声音总是如同虎狼一般，如雷贯耳，但是今天上午他的声音却显得像猫叫一样细腻柔软。

“看看我手里的东西吧。”他取出一根一头拴成圆圈的绳索，“你要不要带爱森斯坦先生去见一个人？”

“谁？”

“你忘了，他有两个总统铁哥们？”他的语气异常礼貌得体，但是他的做法却使我浑身冒出鸡皮疙瘩，因为他摇晃着绳子，说起了爱泼斯坦的总统朋友——比尔.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近来，这两个人看起来是如此的水火不容。然而今天，面对他们仅有的挚友，居然同时默许了这样的行为——这忽然让我想起那个人，只在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出现过的那个人。

接着他下面一句话更叫我忐忑不安：“前几天，你的同事曾经带着它去找爱森斯坦见了一面。就用了这么点力量，还不如德克萨斯州的两名白人骑警呢！难道爱森斯坦是个黑人女同性恋穆斯林吗，这么害怕政治正确不成？”

我们陷入了片刻的沉默。然后，上司开口了：“不管怎样吧……你不要怕，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不怕后果吗？”

“我都说了，这是上边的命令。他的两个总统朋友，早都和政府的人打好招呼了。”

“真的？”我越想越发毛，脸上淌着冷汗，仿佛那个历史课本的人，默默地走到了我的身后。

“接下来不用你担心。你只要按我们说的去做就行。”

“好吧……”我带着厚厚的胶皮手套（为了避免留下指纹），脚上带着鞋套，拿着绳索，缓缓进入了我工作了近两周的地方。

那个屋子里的男人见了我，一句话也没有说。

“我只想带你介绍一个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克林顿和特朗普都是我的朋友。”他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这世道变了！一个和我断绝10年关系，一个15年……便是20、30年也不够啊！我早就不该认识他们才对，一个面也不用见！你说说，”他把头和上半身朝我探了探，“不可能是奥巴马总统吧？”

“奥巴马卸任2年了，先生。”

“我知道！见他没什么用，除非像QAnon所说的那样，你是他派来的。”从他的眼神里我才发现，他早已经发现我手中背着的绳索了。

“他连反对华尔街的勇气都没有，还能动得了你吗。”我懒懒地吐了一句。“那小布什呢？”

“他爹都去陪麦凯恩了！被共和党当成落水狗的货色，我见他干什么。”他的笑容渐渐变得阴冷起来。“你是想让我去见一位‘伟大的美国总统’吧？”

我陷入了沉默，呆呆地凝视着手中的绳子。

“我知道，那些该死的CIA、FBI，以及其他的政府部门，”他用手不停地拍着自己的膝盖，“不可能允许我身后的结果有任何的偏差。把绳子交给我吧！都怪那些该死的女人，”讲到这里，他停止了自己的拍打，“翅膀硬了，学会自己飞了，反过来啃我的骨头了。我就和这个可怜的国家一样，曾经不可一世，到头来，一文不值！”

他这些话伶仃听起来仍然古怪不已，什么“国家”，什么“Me Too”，看起来都和我的生活十分遥远。直到我想起了特朗普的竞选口号，忽然明白了什么。

“来吧，决定我的命运吧。就像你身边的那位美国总统那样。”

“你看见他了？”我还是本能地疑惑了一阵，直到自己突然想起，那个本就不在人世的总统仿佛一直站在我的身后，无声无息地等待着这一刻。

“我知道，我这辈子，根本不需要认识第三位总统。除非——”

听到他这句平静而悲哀的话，我情不自禁地闭上眼睛，放松了全身。

“他和我一样，带着永远的谜团离去。”

我站在那里，怔住了一下，浑身开始发凉。“约翰.肯尼迪？！……”

“没关系。这里没有别人，你又不是奥斯瓦尔德那样的白痴，无需担心这些。”听到这些话，我才放心大胆地走到他的身旁，当然不是为了让他享受我最后一次的口交，也不是为他做最后一次按摩。这一次，他强迫不了任何人。

“你觉得，你惩罚我，是在让美国更加伟大吗？（You think,Dou you punish me to make the America great again?）”

“是的，我在做。(Yes,I do.)”

“请把‘我’换成‘我们’！(Change ‘I’ into ‘we’， Please.)”

“是的，我们能。（Yes，We can.）”

就这样，我闭上眼睛，把绳索系到上司告诉的位置，然后再套到那个熟悉的脖子上。这次，我忘记了他的一切身份，只是单纯地用出自己该用的力气。随后，过了一段时间，闭着眼睛走到牢房的门口，才睁开眼睛，头也不回地走出房门，在走廊迈开前所未有地沉重的步伐。

我有一个想法：爱泼斯坦本人并不相信会有朋友来帮他的，而且他也许已经无所谓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一定会觉得他已经失去了那个旧日的温暖的世界，为了回到自己曾有的梦，准备了太久而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一定透过可怕的铁窗仰视过一片陌生的天空而感到毛骨悚然，问时发觉一盏LED霓虹灯是多么丑恶的东西，阳光照在年久失修的摩天大厦上又是多么残酷。这是一个新的世界，物质的然而并不真实，在这里可怜的幽魂。呼吸着空气般的轻梦，余飘西荡……就像那个灰蒙蒙的、占怪的人形穿过杂乱的树木悄悄地朝他走来。

第二天，新的狱警——他是我上司调任过来的一个新人——进入房间，情不自禁地大叫了起来。书后他可只能说他当时并没有十分重视。我从办公室走出来，等我急急忙忙走到房间前门的台阶，才第一次使屋的人感到是出事了，但是我认为他们当时肯定已经知道了。我们几个狱警，包括我的上司和他身边的女秘书，以及几个帮着打扫卫生的囚犯，几乎一言不发地急匆匆奔到牢房边。房间空空荡荡，床铺和桌子上的物品仍和往常一样整整齐齐，只有那一个近乎衰朽的中老年人的影子，吊着绳索，孤零零地挂在那里。我们抬起爱泼斯坦朝着屋子里走出以后，抬头看了看走廊里的摄像头一样，这场死刑就结束了。

其余的时间，那一晚以及第二天，只记得一批又一批的警察、摄影师和新闻记者在爱泼斯坦家的前门口，以及我们工作过的大都会惩教中心来来往往。外面的大门口有一根绳子拦住，旁边站着一名警察，不让看热闹的人进来。那天下午，有一个神态自信的人，也许是一名侦探，低头检视爱森斯坦的尸体时用了“畏罪自杀”两个字，而他的语气偶然的权威就为第二天早上所有报纸的报道定了调子。那些报道大多数都是一场噩梦——离奇古怪，捕风捉影，煞有介事，而且不真实。等到特朗普在推特里转发了某个“克林顿式死亡”的阴谋论之后，，我以为整个故事不久就会被添油加醋在“Fake News”上登出来了——不料特朗普本可以信口开河的，却什么都不说，并且表现出惊人的魄力——他那金闪闪的眉毛底下的两只坚定的眼睛笔直地看着记者，又发誓说他15年没见过爱泼斯坦，说他对性侵犯尤其是强奸未成年人深恶痛绝，说他本人从来没有什么不端的行为。他说得自己都信以为真了，仿佛连提出这样的疑问都是他受不了的，于是爱泼斯坦就被归结为一个“害怕审判畏罪自杀”的人，以便这个案子可以保持最简单的情节。案子也就这样了结了。

但是事情的这个方面似乎整个都不像媒体渲染的那么重要。我发现自己并不站在任何人一边的，也包括爱泼斯坦，而且只有我一人。从检察官带人给我做笔录，到我做完笔录走出来，阅览手机版推特和WhatsApp的任何一个信息，成堆的问题都提到我这里来。起初我感到又惊讶又迷惑，后来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我的嘴里、手里还是吐出上司之前交代我的那些话，才渐渐明白我在负责，因为除我以外没有仟何人没有兴趣——我的意思是说，那种每个人身后多少都有权利发泄出来的强烈的个人兴趣。

​之后，我按上司的建议“请假”了几天，可以回到祖父母的老家看一看了。

火车离开了“大苹果”，在稍有凉爽的黑夜里奔驰，这时四周突然出现一股使人神清气爽的空气。我们吃过晚饭穿过通廊往回走时，一路深深地呼吸着这些香甜的空气，在奇异的一个小时中难以言喻地意识到自己与这片乡土之间的血肉相连的关系，然后我们就要重新不留痕迹地融化在其中了。　　这就是我的中西部——不是麦田，不是草原，也不是瑞典移民的荒凉村镇，而是我青年时代那些激动人心的还乡的火车，是铁锈带里长满荒草但没有枪声的厂房，是小镇里充满田园气息的慢生活。我是其中的一部分，由于那些闯荡大城市的经历我为人不免有点矜持，由于从小在“红脖子”社区里长大，态度上也不免有点自满。在我们那个城市里，人家的住宅仍旧世世代代称为某姓的公馆。我现在才明白这个故事到头来是一整个美国的故事——爱泼斯坦、克林顿、特朗普、监狱里的所有预警看守和囚犯，包括我，我们都是传统的美国人，也许我们具有什么共同的缺陷使我们无形中不能适应美国当今的局面。

当我坐在那里缅怀那个古老的、逝去的世界时，我也想到了爱泼斯坦第一次来到曼哈顿的大世界，与无数大客户谈笑风生时所感到的惊奇。他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才来到这片金色的光芒上，他的梦一定就像是近在眼前，他几乎不可能抓不住的。他不知道那个梦已经丢在他背后了，丢在这个城市那边那一片无垠的混饨之中不知什么地方了，那里“再次伟大”的合众国的黑黝黝的田野在夜色中向前伸展。爱泼斯坦信奉这些光芒，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它从前逃脱了我们的追求，不过那没关系——明天我们跑得更快一点，把胳臂伸得更远一点……总有一天……于是“我们能”奋力向前划，逆流向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