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的来源、详解江汉平原地缘结构_风闻

作者|   温骏轩 

来源|  地缘看世界

中央之国的形成<三国篇> [第26节]

荆襄九郡（2）

解读荆州就一定绕不开楚国，就像解读扬州就一定要了解吴越一样。在古荆州及湖北的境内，可以找到很多以“荆”开头的地名，如荆州、荆门、荆江、荆山等等，但作为楚国故地，**带“楚”字的地名却很少见，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荆”就是“楚”。

“荆”、“楚”二字的本意都是一种生长在山坡的灌木（具体品种为“牡荆”），其花、叶可以入药，枝条柔软可以用来纺织筐篓，以及被称之为“荆杖”的刑杖。先秦时荆、楚二字通用，楚国既被称为“荆”也被为“楚”，还可以用“荆楚”之名代指。

牡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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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山形水势分割天下的《禹贡》一书中，荆州的地理特点被概括为一句话——“荆及衡阳惟荆州”。这里所说的荆、衡二字，分别代指的是“荆山”和“衡山”两山。整句话的意思是说，荆山和衡山的南面都是荆州的范围。

这样看来，找到荆、衡两山的位置，对于确定荆州楚地的范围至关重要。问题只在于：山固然是不会移动的，但山名却是可以移动的。在河北部分曾经解读过的古恒山位移问题，就是典型案例。

先来看看当下的“荆山”位置在哪。南北长约150公里、东西宽约20-30公里的荆山，在地理上属于大巴山脉的最东端，与大洪山相对就。换句话说，前文论及的“汉江通道”具体便是由荆山与大洪山包夹而成的。作为与楚国地望密切相关的重要地标，荆山目前全境位于湖北省境内。

你可以在地形图上先找到位于湖北省的襄阳市和荆门市，两市以西的南北向山体便是荆山。整个山体与大巴山脉的分割线，在北方是一条发源于湖北省房县，向东注入汉水的支流——南河；在西面则是南向注入江汉平原，与沮河一起汇聚而成“沮漳河”的漳河。

尽管荆山之于楚国来说，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但楚人的最初活动中心，却很可能不在荆山地区，甚至说最初的荆山也不一定是现在的位置。在周人最初接触到楚人时，被视为蛮夷部族的楚人，还主要活动于“丹阳”地区。依山南水北为阳的定位，丹阳指的是丹水之北。不过，最有可能为楚之“丹阳”的区域，虽然的确是在古荆州的范围内，但却不在湖北省境内。

当下仍以“丹”为名，并且与楚地相关连的河流，源起于位于南襄盆地的西侧山地的河南省淅川县（古称丹水，今名丹江）。在与另一条淅川境内的河流“淅水”汇合之后，继续以丹水之名沿南襄盆地的西边缘而下，在今湖北省丹江口市位置注入汉水。这片丹、淅之地，一般被认为就是代表楚人源起的“丹阳”（丹江与汉水相交之地，因“南水北调”工程的需要，蓄积有著名的“丹江口水库”）。

在周王朝崛起，并向中原及江淮地区扩张之后，原本居于“丹阳”地区的楚人，被迫向南进入汉江通道，沿荆山东麓南下进入江汉平原西部，并据此发展成为足以和北方诸侯相抗衡的南方大国。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楚人起源的“丹阳”之地在哪，历来有着不同的说法。除了丹淅之说以外，还有观点认为楚人最初是源起于江汉平原之西，秭归-宜昌一线的三峡地区，以及位于荆州与宜昌之间的枝江地区。不过无论楚人是来自丹淅之地还是三峡或枝江地区抑或就是从荆山之中走出来的，最终成就楚国大国地位的，都是江汉平原。

由于汉水与云梦泽的存在，使得整个江汉平原在地理上被分割为了东、西两部分。汉水以西可称之为“西江汉平原”，以东则对应为“东江汉平原”。在这两部分江汉平原中，真正帮助楚国完成华丽转身的是“西江汉平原”。

地理上看，西江汉平原的范围是以：荆江、汉水、荆山、云梦泽为边，沮漳河为地理轴心。这一地理单元与楚国的地缘关系，用左传中的文字来总结就是“江汉沮漳，楚之望也”。

云梦泽（公元1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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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世纪初，楚国在现在的荆州市北5公里处建筑都城“郢都”（今称“纪南城”），并开始向周王朝嫡属的那些北方诸侯发起进攻。两汉设置荆州之时，在整个荆州板块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依然是以西江汉平原为核心心设置的“南郡”，当年楚国的郢都，也变身成为了南郡的治所“江陵”。

除西江汉平原以外，南郡所辖的低地板块还包含两部分，包括：汉江通道，以及荆江南岸的宜都-洞庭湖口的沿江平原地带。

襄阳及汉江通道被归入南郡，是因为它是西江汉平原的门户；而南郡及至现在的湖北省，在对应的方位上延伸到长江以南，则更多是因为荆江的不稳定性。所谓“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由于荆江段的河道非常的曲折，加之江水刚从三峡的束缚中奔涌而出，导致每逢汛期荆江周边地区极易酿成水患。

荆州地理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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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除了在长江北岸，蓄积出用来分洪的云梦泽以外，在南岸地区同样冲刷出了类似“夏水”的分洪水道。只不过，此类水道在每一个时期的位置和名称都不尽相同。

在三国时期，位于长江之南的荆江分洪水道被称之为“油江”，而当下承担这一功能的，则是19世纪后期，由长江洪峰所造就的“松滋河”。由于松滋河的东端连通了洞庭河，因此这部分行政上隶属湖北，位置却在荆江之南的沿江平原（具体包括：松滋市、公安县、石道市三地），在水系上被归入了洞庭湖流域。不过从它的原始地理属性来看，命运更多是与荆江及湖北联系在一起。

由于受荆江的不稳定性影响，南郡在江南的平原部分，在两汉时期并没有设置县一级的行政区。不过在三国时代，它却有过一次出彩的表现。公元209年，因赤壁之战夺得荆州江南四郡，并自领“荆州牧”的刘备，在油江注入长江的“油江口”位置上，取“左公安营扎寨”之意建制了“公安县”（刘备从汉献帝那里正式受封的官职为左将军），并以之为荆州牧的临时驻地，以图江北的南郡之地。尽管在从孙吴手中“借”得南郡之后，刘氏荆州的政治中心随之位移到了江北的江陵，公安的行政设置却一直延续了下来。

虽然刘备曾经一度让南郡的江南部分出现在三国地缘政治舞台上，不过总体来说，南郡的故事都还是发生在长江以北。在地图上分别定位出：襄阳、荆门、荆州，以及宜昌四个归属于湖北的地级市，有助于帮助我们找到解锁南郡的钥匙。从地缘政治角度说，襄阳-荆门一线控制的是“汉江通道”；古称“夷陵”的宜昌则是江汉平原的西大门，与荆州一起成为荆江的守护者。

在三国时代，上述四个城市都曾经发生大家耳熟能详的重要事件。其中襄阳是刘表在受命成为荆州牧时的治所，也就是赤壁之战前的“荆州城”。而在刘备从孙权手中“借”得荆州，且襄阳仍在曹魏控制之下的情况下，江陵随之成为了新的“荆州城”，并将这个名称延续到了现在。至于荆门和宜昌，如果知道它们的古名是“当阳”和“夷陵”之后，相信但凡对三国故事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

既然“西江汉平原”在两汉时期成为了“南郡”的一部分，那么“东江汉平原”又归属于哪个郡呢？答案是“江夏郡”。从名称你很容易看出，江、夏二字来源于长江与夏水。如果说沮漳河是整个西江汉平原的地理轴心，那么从随枣走廊而下的涢水，就算是东江汉平原的地理轴心了。不过地理轴心并不代表着一定是地缘政治核心。如果以“水”的作用来说，汉江和长江在整个江夏郡所发挥的作用要大于涢水。

除了造涢水下游以外，本来充东、西两部江汉平原分割线的汉水下游，在建制中实际是都归于江夏郡的范围内。基于管理的需要，将一条段具备运输功能的河流整体划入一个行政区，而不是简单作为行政分割线是一种常规操作。如江南省在分割为安徽、江苏两省时，将京杭大运河整体置于一个行政区内的考量，就起到了重要作用。问题只在于，为什么江汉平原上的汉水段被划入了江夏郡，而不是南郡。

答案隐藏在汉水的走向之中。汉水是自湖北省钟祥市穿出汉江通道，进入江汉平原的。其后并没有一路向南在江陵附近接入长江，而是在今湖北省潜江市一带转而向东流淌，在现在的武汉也就是三国时代的“夏口”位置上入江。这意味着钟祥以南的汉水河道，并无法承担襄阳、江陵之间的交通任务。或者说，荆州与襄阳之间并不存在合理的水上交通线。在汉水入江汉平原后，转而向东的情况下，将这部分汉水整体划入江夏郡范围，有利于汉水这条重要水道的管理。

换句话说，从接受江汉平原补给，以抵御北方威胁的角度来说，江陵所代表的西江汉平原，主要依托的是陆地地交通线。具体来说，就是现在襄阳、宜城、荆门、荆州四市之间那条近乎直线的连线。上述行政和交通特点，在刘备从新野向南逃亡之时体现的淋漓尽致。

刘备本希望依托这条交通线前往江陵。只是刚入江汉平原，就在当阳一带为曹军精锐虎豹骑所追袭，被迫转向东南进入江夏郡内，与率领水军沿汉江南撤的关羽会合，一同前往夏口避难。

当然，如果当年楚国曾经打通的“云梦通渠”在两汉时期还能够使用，那么情况将为之一变。通过这样一条运河，荆州与襄阳间的水上交通距离，将云梦泽东北部的那些城市更近。那么，通过在三国时代依然存在的“夏水”，来打通荆州与襄阳之间的水上通道有没有可能呢？

前面已经解读过，夏水是一条起自现在的江陵县（距荆州市直线距离仅35公里），在仙桃市与汉水汇合的天然水道，由于其长江分支的属性，仙桃-武汉段的汉水在两汉时也被视为“夏水”的一部分。从距离上看，由夏水接入汉水虽然要比“云梦通渠”更远，但还是要比由长江绕至夏口再接入汉江要近得多。

然而问题在于，夏水并不是一条稳定的航道，它的作用更多是在丰水期为长江荆江段分流。在整个云梦泽地区因泽底淤积高问题，面积开始缩减，长江水更多向其它地区分流的两汉时期，当年楚人曾经感叹水清、水浊的“沧浪河”，一定程度变身成了一条季节河。简单点说，受长江上游来水的影响，夏水在夏季是可以全线通航的，一旦到了冬季，仙桃以西的夏水河段则不堪大用。这也是为什么，这条河流的名称由“沧浪河”变成了“夏水”。

在赤壁之战中，急于在冬季发起进攻的曹操，之所以没选择通过夏水直取夏口，同样是这个原因。当然，即便没有夏水的存在，凭借江、汉相交的优势，夏口区位优势依然依然不会被动摇。这样一个两水相交位置，即可以通过汉水连通汉江通道，又有机会透过在丰水季，透过夏水横穿整个云梦泽抵达江陵之南，并且与涢水入江之口相距仅20公里。  

不过和平时期的政治中心，并不总是设置在那些重要的枢纽点上。一旦进入战争状态，那些在位置上更为关键的枢纽点，会更有机会脱颖而出。比如在群雄并起之前，战略地位显赫的彭城并不是徐州刺史部的治所驻地，在曹操控制徐州之后，彭城则迅速被确立为徐州新的军政中心，并最终继承了“徐州”这个显赫的地名。

在两汉时期，江夏郡的郡治曾在江汉平原边缘的：安陆（今安陆市云梦县）、西陵（今武汉市新洲区）中转换。战争帮助夏口迅速崛起为地区中心，在黄祖为刘表镇守江夏、对抗孙吴之时，他就已经将军政中心迁徙到了江汉相接之地，并筑就了最初的夏口城。其后刘琦、孙权无不将夏口视为控制江夏的军事重镇。

由于江、汉两水T字相交的格局，准备在江夏相汇之地，据险以自守的将军们，在具体构筑“夏口城”时将面临选择。历史上，黄祖所筑的夏口城与孙权所筑的夏口城，在位置选择上就有所区别。及至这个点位，有机会成为整个湖北的政治中心时，事情却出乎意外的得到了完美解决。

今天，在古夏口位置上充当湖北政治中心的，是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市。稍有地理常识的人，应该都会知道“武汉三镇”的说法。具体来说包括：武昌、汉阳、汉口三镇。

**上述三个地区的位置所对应的，正是江、汉两水所分割而成的三片陆地。其中汉阳、汉口地区分别位于汉水南北，武昌地区则位于长江之东。**单纯从控制江汉的角度来说，身处江汉平原之上的汉口和汉阳两地，天然更具备合二为一的条件。两地区在最初的时候也的确同以“汉阳”为名，归于同一行政区（汉阳之名始于公元7世纪初的隋朝时期）。一直到1899年，汉口地区才第一次以“夏口厅”之名，成为单独的行政区。

行政上的变动，源起于汉水在15世纪下半叶的一次改道。当时的汉水原本在汉阳城的南侧流淌，“汉阳”之名即是依造“山南水北谓之阳”的命名规律而得。此后向北改道的汉水，将汉阳一区一分为二。其中主城区虽然变成了在汉水之南，却因其为行政机构驻地，继承了“汉阳”之名。反过来，被分割在汉水之阳的部分，则独立发展出了以工商业为特点的“汉口”地区。

与绝大部分历史时期，都处于同一行政区内的汉阳、汉口两地不同的是，位于长江东岸的武昌城，历史上却几乎一直是在独立运行。直到1927年，才被尝试以“武汉”之名整合在一起，但行政上却还是相互独立。一直到1949年，武汉三镇才算真正完成行政上的融合。

武昌的地缘独立性，一方面是因为横亘于武昌与两汉地区之间的长江，宽度达到1000米。在没有大桥相连，如此宽度所造成的地缘隔阂感，很难依靠渡船弥合。相比之下汉水下游的平均宽度就只有150米，对汉阳、汉口的分割就要弱得多。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武昌背后所依靠的，是一个独立于江汉平原之外的独立地理单元。这一特点使得武昌及其所位于的这个整体位于长江之南的地理单元，具备了自成一体的地理基础。这样一个在三国时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作为一个板块却又经常被忽视的地理单元，将是我们下一节的解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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