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堡垒》：你以为是《小时代》，其实它是《后会无期》_风闻

在观看完《上海堡垒》之后，我难掩惊诧之感。作为江南自己操刀编剧的作品，何以将原作中最精华/最具感染力的部分完全删除/改动殆尽？

这似乎再一次证明了那个观点：一个好的小说创作者不一定都是一个好的编剧。同时，看上去门槛低的工作，真正要做好的门槛都极高。

我曾在《流浪地球》影评中说过，《流浪地球》电影的成功首先在于剧本的扎实。《上海堡垒》的原著当然不能跟《流浪地球》相比，但《流浪地球》电影相对原著做出了大幅度的改编，最终的呈现也非常符合科幻商业大片的创作规律（详细请见文章《《流浪地球》《复仇者联盟》之后，再看《三体》的影视化问题》）。

而《上海堡垒》的问题在于，虽然很多人说原著是个“披着科幻皮的爱情故事”，认为该片可能的短板就在于“科幻不够硬”。可现实是，《上海堡垒》电影真正的短板恰恰在情感部分。尤其这是在原作者自己改编的情况下，就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了。

综上，这篇文章某种意义上不是一篇影评，而是将原作与电影做对照分析，并用自己的逻辑来还原，为何电影最终的呈现会是这样。

一、关于上海堡垒的先入为主

先入为主这件事情，几乎在任何一个公共事件上都无法避免，不论它本身所带来的影响是好是坏。

在年初《流浪地球》火爆后，关于“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到来几乎已成为共识。在这种情况下，普遍的舆论对即将上映的《上海堡垒》似乎有一种不看好的态度。这种态度并不像《流浪地球》上映之前的那种，因为没有成功的先例所以对前景不看好，而更多表现为一种反感情绪。这种反感主要体现在：

将《上海堡垒》作为过去若干年某些影视资本着力打造的“IP+小鲜肉”的粗制滥造的圈钱作品的代表，尤其是对主演鹿晗的批评几乎萦绕着整个舆论空间。

对于这种批评，我有这样一些看法。

第一，自《战狼2》、《流浪地球》以及《红海行动》这些影片火爆后，舆论中似乎流行一种将影视界划分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两个阵营较量的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叙事方法。这种情况在《流浪地球》上映之后达到顶峰，包括对所谓“战狼PTSD”、“恨国党”的征讨等。

这种批评我认为有一种简单化和过激的倾向。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一、电影产业是一个与资本深度纠结的产业，尤其是科幻电影题材，不可能离开深层的“资本驱动”逻辑。因此，将一部分作品作为所谓“坏”资本愚弄观众的圈钱之作，而将另一部分作为主创者体现理想主义价值观的主题作品，显然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无视了科幻电影根本上的资本属性。

就拿《上海堡垒》和《流浪地球》来说，《流浪地球》是中影股份出品的，而中影股份也是《上海堡垒》的第二出品方。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这两部电影也是出自同门的师兄弟，并不是什么“好资本”与“坏资本”隔空叫板的PK之作。

二、《上海堡垒》的导演滕华涛并不是一个不靠谱的导演，而是一个创作过诸多优秀作品的、既能把握严肃题材也能创作商业题材的有能力的导演。要说这样的导演会受资本的影响，那也并不稀奇，有几个导演能完全独立于资本之外呢？但要说他会因为资本需求完全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和职业操守，这我也不相信。

三、对于主演鹿晗的非议。这一点还是因为这些年“小鲜肉”霸屏、审美娘化所带来的一种普遍的反感情绪。应该说这种情绪有其合理性，笔者自身也对这些年影视界的跟风潮流深恶痛绝。不过具体到这部电影和鹿晗这个演员身上，我还真的要说上几句。

首先，江南原作中的主人公江洋，就不是一个《流浪地球》中刘培强式的拯救地球的人类英雄，而恰恰是一个在肩负拯救人类重任的时候还要单独飞出去找自己心爱姑娘的有点孟浪的人物。原著中的江洋，有点优柔寡断、为情所困、方向感并不明确，是世纪初人们对于那时代年轻人的普遍印象。包括这部书在结尾时，曾形容过战争结束之后流行的影视剧里的主角，就是“很白面的“、“腻得跟块小糖果似的”，在我看来简直就是对鹿晗的直接写照。所以怪不得滕华涛说见了鹿晗的照片就觉得很符合他心中的形象。

因此，单从演员形象上来说，鹿晗这个演员本身并没有偏离原作太远。然而，充满黑色幽默的反转是，如果鹿晗真的演了一个如人们预料的那样为情所困的公子哥儿角色，那么最终的效果反而可能比现在更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深入分析《上海堡垒》的得与失。

二、被消失的上海气质

《上海堡垒》电影与原作的第一个区别，就是“上海气质”的丢失。

什么是上海气质？是国际化大都市的高大上与市民气息烟火气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氛围。原作中的上海人就是那种大难临头还要保持优雅和体面的，要将精致生活继续过下去的人们。正如原著中写道：

即使外星文明压境，上海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依然能够心不惊肉不跳，面不改色微微一笑，毙强虏于泡防御圈之外。所以南京西路依旧繁华，各种奢侈品店灯火辉煌，红男绿女川流不息，光流轰击在泡防御圈上溅起耀眼紫光的夜晚，还有街舞团队在恒隆广场前的露天舞台上随着音乐欢蹦，伴着围观人群轰天的喝彩。

虽然说电影的背景发生在任何一个大都市都是可以的，但既然是叫“上海堡垒”，那么自然应该将上海的面貌和上海的气质融入其中，不然怎么为什么不叫“北京堡垒”、“成都堡垒”或“武汉堡垒”呢？原著中反复出现的中信富泰广场、南京西路、金茂大厦等地标自然是上海特色的体现，但那些原著中鲜活的配角人物，却几乎都被删除了。

为什么原作中的上海气质很重要？首先，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是江南在上海开会时的一个脑洞。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上海，不仅因为这个大都市具有科幻故事所需要的未来感、科技感和美感，还因为其特殊的时代背景。

《上海堡垒》原作发表于2006年，故事背景发生在2008年。原作中的主人公江洋是得到了理工科文凭，希望靠数理方面的优势在华尔街谋求职位，从此走上分析理财岗位的幸福人生，却误打误撞进入了军队，并碰到了心中的女神。

而2006年的那个时代，外企在大学毕业生心目中还是最理想的去处，而华尔街的金融岗位也是一个打工仔能想象的职业巅峰了。这种职场崇拜，我们从当时流行的《杜拉拉升职记》就能一见分晓。

而甚为诡异的是，江南似乎是出于一个作者的自觉，不仅原作中故事发生在2008年，并且文中人类第一个被认为无坚不摧的“纽约堡垒”，却最终被外星人摧毁而陆沉，看上去正是在预言后来发生的金融危机。

而上海堡垒作为地球最后的希望，看上去承载了对抗外星文明和延续人类文明的重任。这似乎又承启了2008年奥运之后中国的“大国崛起”叙事。当然我需要指出的是，江南对这种叙事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

具体来说，在2008年之前，中国的年轻一代沉浸在两种叙事里，一是过去若干年的“追赶西方先进文明”，二是逐渐兴起的“走中国人自己的路”。在2008之前，至少我们跟西方在经济科技文化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也体现在原作中：

纽约大炮的功率大约是上海大炮的120倍，它一次轰击中毁灭了两艘德尔塔次级母舰和215只捕食者。这个好消息一度被夸大到地球已经掌握了威慑德尔塔技术文明的核心技术。可是仅仅两周后，纽约堡垒就沉入了地下。

对曾在美国求学的海归而言，江南对东西方文明都有过近距离的体会和观察，一方面固然体会到了“西方也许不是最终的答案”，但同时，“我们该怎么发展”这个问题也萦绕在不止一代人的心中。《致命的败局》一文中说：

后发者借鉴别人来减少“试错成本”，是为“后发优势”。可进入相持阶段，又会出现“后发劣势”：一方面，未经试错，社会就缺乏训练，无法化解高速增长带来的集体浮躁心态。另一方面，后发者天然有方向感，只需跟着强国就行，可一旦持平或领先，就会出问题，因为其发展不是内生的，是模仿而来的，是在“与别人比”中获得的，比的对象一旦消失或者被屏蔽掉了，就可能走向盲目。

而当金融危机真正来临，西方真的不再“看上去很美”的时候，中国人的焦虑反而越发的放大了。文学评论家邵燕君说：

对于那些深怀“美国梦”的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而言，历史真正终结并不在1991年的剧变，而是在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以全球性金融危机形式爆发出来的2008年。当那个贪婪又古老的“金融帝国”从冰山下浮出水面时，我们对德里达的批评才有更深刻的体会。他说，福山镇定自若地大讲“福音”，“就是为了掩盖，首先是对自己掩盖这一事实：即这种胜利从来没有这样病入膏肓、这样摇摇欲坠、这样危机四伏过，甚至在某些方面它已大难临头，而在总体上已经灭亡”。然而，“历史终结”之“福音”的破灭并没有给中国社会人群带来反思、反抗、创新的契机，反而加固了历史的“板结”。人们更加心灰意懒，更加安之若命。既然美国都是这样，我们又能怎样?（《中国当代青春文化中的犬儒主义》）

这种方向感的迷失和既自信又不那么自信的状态，是金融危机之前时代的真实写照。正因为如此，《上海堡垒》不仅是一个科幻作品，也同样是一个现实性的作品。这个作品里的人们在末日当头、人类随时可能被灭绝的情况下，仍然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世俗生活。原著中不乏这样的描写，如林澜第一次登场，就是几个主角在上海歌城K歌之后忽然接到紧急任务，在拼车时偶遇。

而在灾难背景下的人物关系，更是原作中倾力描绘的重点。比如将军生命中的两个女人等。遗憾的是，这些闪光的情节却完全被当做与科幻无关的部分被割舍掉了。对于世俗生活的描绘仅仅剩下几个小伙伴在天台上喝酒，而原作的路依依从女朋友被改成了战友，更是完全削弱了这个角色原有的魅力（熟悉《太空堡垒/超时空要塞》的都知道这个人设来源于林明美）。

我不知道这些改动是江南本人作出的还是导演所为。但作为原作和编剧，这些改动显然得到了他的认可。

三、“LV是必需品，爱情是奢侈品”

《上海堡垒》电影对原著做出的第二个改变，是主角的人设变动。

电影一开始就将江洋设置为“人类精英”、“三好学生”式的角色，而这与原作大相径庭。原作中的江洋，虽然毕业于北京大学，堪称天之骄子，但无论从表现还是性格来说，都是一个有些迷茫的、方向感缺失但重情重义的有些中二的角色，与好莱坞与日漫中的“迷途少年”人设相重合。

那么为何电影会将主角的人设做如此的变动？从戏的角度看，一个需要成长的角色与一个登场就是精英的角色，谁更有戏自不待言。这也是好莱坞剧情片的基本套路，几乎成为约定俗成的范式。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人设的改变直接影响了片中的情感线。原作中，江洋与林澜的感情线非常的暧昧且纠缠，远不像电影里体现的发乎情止乎礼。这也造成了男女主角的CP感不强，如果不是片尾彩蛋中几个细节的加入，此片中的男女主角之间几乎没有情感火花而言。

说白了，《上海堡垒》原作的情感线依然基于一个最常见的范式“屌丝与女神”。这个范式从金庸小说发扬光大起，几乎屡试不爽。虽然我们没有做过直接统计，但网络文学中大部分都基于这个范式，几无疑问。

原作的江洋虽然也算同龄人中的优秀者，但比起“情敌”杨建南来说，差距仍不可以道里计。有趣的是，像很多其他作品一样，这个人物设定也摆脱不了作者本人的投射：

大概是05、06年左右，在未名BBS的九州版经常看江南灌水，看他写一些自说自话的心事，那时他才28岁，博士没毕业就回国，九州幻想刚刚草创，正是一穷二白，几条枪杆子闹革命的时候。他会时而踌躇满志，时而洋洋自得地抒发一些感想。也许因为那时他还年轻，也许因为在网上灌水没有太多雕琢，那时我还能从他的字里行间读出一种不自信，以及拼命想要证明自己的愿望。 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一个商人，在江南身上始终存在着一对矛盾，其实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就是他的自卑和自恋。基本上在他的每部作品里，你都会读到「一直不起眼的衰小孩终于咆哮起来，以金刚忿怒之相征服世界」这种情感。 ——血统优势和不甘。你能在很多作品中读出他的这种二元对立。最典型的就是《上海堡垒》中的江洋和杨建南。从名字中就可以看出这两个人都是江南的一半（他本姓杨），老杨占了血统优势，让人羡慕嫉妒恨得牙痒痒，占尽风光，把定女神，最后死咗（看到了吗凯撒大哥，这就是你的命了）。 （如何评价江南的《缥缈录》？李松蔚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050803/answer/24907462来源：知乎）

而在电影文本中，男女主角的设置成了“优秀学生与女班主任/辅导员”的格局。从文学改编影视的逻辑来说，做这样的改动也许有一定的合理性，可能创作者认为当今的观众更愿意带入一个优秀学生的模板，而不是男屌丝。而原作中林澜游走于几个追求者之间的暧昧态度，也可能被冠之以“三观不正”的批评。

但这个改动，将原作中情感铺设的氛围和格调完全破坏了。经典的情感叙事，从本质上是需要提出（解决）这三个问题：

1. 她是否让男主角认识到世界的真相？

2. 她是否让男主角真正获得了成长？

3. 他们的情感是否真正体现了爱情中的美和价值？在结果不确定的情况下，爱情是否还值得追求？

原作中引用了《天方夜谭》中的一则《终生不笑者的故事》，隐喻主人公碰见了自己不应碰见的女子，并产生了念想，对他的人生是一种折磨，“因为有些东西你不该看见，看见就回不去了。”

这种“屌丝守望女神”的叙事，是情感小说和电影中百看不厌的万能灵药。但《上海堡垒》原作中，主人公和女主角之间的情感纠葛，确实体现出了跟以往的经典范式有所不同的地方。

江南言道，他写《上海堡垒》的源出发点就是最后那条辗转了十三年的短信。而无数读者被感动也是源于这个情节点。

歌德说：永恒的女性,指引我们上升。从原作来说，主人公最终确实实现了成长，在大战中承担起了责任，并最终晋升为将军，“可以配得上女主了”。但作者并未让两人成为眷属，而是用一个凄美的“擦肩而过”让这段爱情成了无疾而终的追悔和遗憾。从审美的角度来说，这个处理并没有让两人的爱情黯淡和逊色，并且女主游走于几个男性之间的暧昧态度甚至也没有伤害女主的人物魅力。

相比较而言，电影中两人的情感处理就显得非常单薄且疲软。两人的初次相识在最后以彩蛋的方式呈现，让观众对男女主角的情感建立一头雾水。江南似乎默认看电影的观众都看过他的原著，包括原作中最重要的科幻设定“泡防御”在片中也是一带而过，不知是江南对观众的解读能力过于自信，还是觉得这些不重要（作为对比，《流浪地球》在片头六分钟就将所有重要的科幻设定和故事背景交代的一清二楚）。

并且最重要的两人培养感情的场景：小面馆，仅仅在片中和片尾出现了两次，越发让两人的感情基础显得薄弱。不管其作为一部“披着科幻外衣的爱情片”，还是一部如主创所说的“科幻战争片”，这样的文戏根本达不到原作的水平，也达不到滕华涛过往作品的水平线。

四、科幻不重要：交个女朋友，还是养条狗

之前很多科幻迷批评“上海堡垒故事不够硬”。江南则很霸气地回怼说：

我不是特别认可硬科幻这个概念，……我并不认为自己的文章称得上硬科幻，但是执着于硬科幻我以为没有意义，《上海堡垒》是为了写那个结尾而开始的，我并不觉得这样的结尾很happy.

《上海堡垒》连载于2006年的九州杂志。同是2006年，刘慈欣开始在《科幻世界》上连载后来大红大紫的《三体》。

在年初《流浪地球》火爆的情况下，《上海堡垒》不被拿来比较是不可能的。但是如前所述，我在意的并不是两部影片“谁更硬”，或者“谁代表正义，谁更邪恶”这样的非黑即白问题。

对于“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科幻电影”这样的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像样的答案。但我并不认为后续的科幻电影都需要像《流浪地球》一样。简单地说，即便真的是一个“披着科幻外皮的爱情片”，我认为也完全可以接受，前提是故事要讲好。

那么，为什么《上海堡垒》这个文本从十三年前（正好也是十三年）尚算优秀的通俗爱情故事退化到了如今这个如此尴尬的、上不上下不下的境地呢？作为原作者的江南和擅长情感题材的滕华涛导演，难道一点都意识不到这个故事的“崩坏”，没有应对的方案？

回到情感叙事的第一个问题：她是否让男主角认识到世界的真相？我们需要先问一下自己：这些年来，世界的真相是否发生了变化？

答案是显然的，世界确实发生了深刻而且不可逆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在江南书中预言的，西方世界从顶峰的衰落。

这个在原作中重要的故事背景在电影中被淡化，似乎大家默认了中国崛起的大背景，是不需要特别去凸显的。

而另一个重要的背景，则更为隐晦和“不可言说”，那就是社会结构的变化。相对于国家实力的此消彼长来说，似乎主创者对社会结构的表达态度更为隐晦和“不可言说”。这或许是由于题材的敏感性。

然而我们知道，自古以来无数动人的爱情故事均与社会阶层有关。事实上，原作中对于当时上海这座城市的社会阶层描写正是这部作品的亮点之一。作者对于灾难来临时各阶层的不同反应和情感的描绘，是这部作品重要的底色，使它没有流于一部简单的“披着科幻外皮的爱情故事”。

并且，作者没有囿于简单的“批判或颂扬”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确实深入了每个阶层的心灵层面，从平实的角度做出了符合一个中二青年年龄和价值观的解读与感知。因此，江南称这部作品为自己最好的作品，并不算完全的自卖自夸。

但到了电影《上海堡垒》，这些所有的相关情节和细节全被删除一空，电影本身成了一个纯粹的“打外星人”的干巴故事。如何理解这种存芜去菁的行为？

2017年，根据今何在小说改编的电影《悟空传》上映，激起了一片批评之声，尤其是原著书粉，更是不能容忍自己的心头所爱被改编成这样。很多人批评今何在失去初心，有人尖锐地说：

二十岁叛逆圈粉，四十岁圆熟圈钱。少年时，无羁无绊，自然可以说出“生我何用？不能欢笑。灭我何用？不减狂骄”。中年了，有车有房，自然可以说出“要评分不能和那部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完美悟空传比，得和其他电影比”。（作者：谢明宏（来自豆瓣）来源：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8662767/《《悟空传》，是空传；今何在，已不在》）

今何在作为与江南同一时期崛起的网络作家的代表，并且两人在《九州》系列故事的开发中的恩怨情仇也为广大书迷所津津乐道，甚至被作为一个角色写入了《上海堡垒》中（曾煜）。而两人的际遇也如此相似，根据他们作品改编的影视剧（《九州缥缈录》《九州海上牧云记》《上海堡垒》《悟空传》）均反响平平。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这里又要回到一个我之前一直在强调的概念：时代精神。黑格尔说：

时代精神是每一个时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是一种超脱个人的共同的集体意识。体现着时代精神的英雄们主宰着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视野，当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新的英雄再用新的更合乎时代精神的武器占领他们的宝座。

回到作品所描写的时代，我们发现，在2006-2008那几年间，尽管年轻人仍然处于普遍的迷茫状态，尽管社会对于未来的趋势还没有普遍的共识，但大家仍然相信“生活一定会越过越好”。这从《上海堡垒》的原作文本中也能得窥一斑。原作中，虽然外星人的威胁如达摩克里斯之剑一样倒悬于顶，但文中的人们依然不紧不慢的按各自的节奏生活着。他们既没有对未来绝望，也没有对现实太多抱怨和不满。

唯一的困惑，其实就是文中的年轻人一直在念叨的“我要干什么，我该爱一个怎样的人”。这其实是每一个时代的年轻人都会面临的问题。

而当时的年轻人的困惑的特殊性，或者说与时代精神纠结的点在于，他们的人生选择，无论事业还是爱情，与他们试图在社会体系中实现的阶层跨越深度相关。原作中，既有对官二代富二代的描写，也有对普通市民阶层的描绘，甚至对跨越阶层的爱情也多有着墨。文中将军对两个女人的爱，以及江洋对林澜的眷恋和对富二代路依依（原作中）的暧昧，都是源于对阶层跨越的困惑。

另一个我们需要深入认识的现实是，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期，阶层跨越都是一个几率极小，且充满风险的行为。也就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这几十年中，才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和最大跨度的阶层跃迁。这个阶段持续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在大众的意识层面成了习以为常、天经地义的常识。

然而这并不是常态，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分工进一步细化后，形成了新的社会分化问题，而阶层跨越的难度则呈指数上升，窗口进一步收窄。这时候，年轻人的梦想逐渐从阶层跨越的自我实现变成了“小确幸”、“佛系青年”，实际上默认了自己对改变社会结构的无能和无力。

而这首先体现在对爱情的态度上。如果说，《上海堡垒》原作中的江洋和林澜虽然因为社会阶层的差距在现实中无法厮守，但女神至少在心中给了他一片天地，在原作中爱情是可以对抗社会规则的。

而到了电影《上海堡垒》中，这种爱情只能在职场和体制关系中被严格束缚在“发乎情止乎礼”的层面。注意，在此片中江洋和林澜的阶层差距实际上已经被大幅缩小化了。而所谓的“情敌”杨建南在影片中实际上也并不强大，甚至被弱化了（原著中的杨建南可以为了建立功勋而刚愎自用不顾及大局，是个非常强势的角色）。

所以，如果说原作中江南对爱情的解读可以穿越阶层和社会世俗的偏见，达到人性的美好与永恒，而电影中的爱情则就像江洋送给林澜的塑料玫瑰花一样，只能远观而不可亵玩。

我们不知道现实中是什么让江南对爱情做出了如此让人丧气的解读，一个说出“小说不就是描写人与人的感情么，而且男女之间的感情最曲折和富于变化，具有几乎无限的可能性”的作家，笔下的爱情怎么会如此无力？也许，片中的一个细节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片中江洋第一次在户外参与拯救行动是因为一个小女孩丢失了心爱的小狗。也许这正像何勇唱的那样，交个女朋友，还不如养条狗？

五、你以为是“小时代”，其实它是“后会无期”

我把江南视为与本世纪初成名的那一批80后作家一体的“泛80后作家”，因为他们的成长历程非常相似。

这些年来，80后作家的影视化趋势也愈演愈烈。从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豪取20亿票房开始，到韩寒的文青三部曲，80后作家的影视化至少在票房上的表现是非常成功的。

然而，在口碑层面，这些作品就非常尴尬了。《小时代》系列被认为是这几年风靡银屏的“大IP+小鲜肉”模式的鼻祖，韩寒的最新作《飞驰人生》在今年春节档大战中也败下阵来。

而《上海堡垒》在还未上映时，就被作为另一部“IP+鲜肉”的代表作被吐槽许久。现在看来，这部影片的票房和口碑的颓靡已成事实。中国的科幻电影祭坛上不多这么一件祭品，但我们仍需要弄清楚，这个事实是怎么造成的。

网友评价江南说：

他笔下的人物在征服世界，他自己也在征服世界。他征服的方式就是写作。有点讽刺的是，屈辱感本身是他最趁手的兵器。他最擅长的事，就是把这份屈辱感描写得栩栩如生，每一个英雄初登场时都是一个衰小孩，一文不名，而女主角又多半是一个又美又辣，万人仰望的正妹，如果女主角居然在一开始就对男主角表现出兴趣（羽然、黄蓉、诺诺、路依依），那么毫无疑问，这是个精灵一样的小公主，她对你一笑，踩你一脚，又嘻嘻笑着跑远了，你追不上她也猜不透她的心思。——从这个简单的角色代入可以看到作者的逻辑：作为一个又穷又弱，浑身上下除了嘴欠（其实这是江南最可爱的地方）就没有其它优点的男屌丝，我们那看似快乐的少年生活，其实是多么的屈辱啊。（如何评价江南的《缥缈录》？李松蔚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050803/answer/24907462来源：知乎）

与之相较，韩寒笔下的主人公其实也是类似的，玩世不恭而嘴欠，羁傲不逊却实则憋屈。而他的三部电影作品《后会无期》、《乘风破浪》和《飞驰人生》，几乎都在描绘那些与现实磕碰的文艺青年、中二中年。

但现实中的这些80后作家，都纷纷依靠自己的笔实现了阶层跨越和财富自由，可他们笔下的人物却为什么没有呈现出一点进步呢？

也许，是因为他们不想放弃主力读者的阅读爱好和趣味。为了这批读者，韩寒甚至开发出了专属于他们的“文青电影”。

对我而言，我对“文青电影”这一类型并无多少好感，但对韩寒的《后会无期》却有一点纯属个人的爱好。在我看来，《后会无期》是一个文艺中二青年站在青春的尾巴上回望过去，试图对现实和理想的鸿沟做出的最后一声吐槽，很有些“最后一搏”的味道（某文学家评论《废都》语）。

而如今的《上海堡垒》，对于很多人来说也许以为它是另一部科幻版的《小时代》，而我认为它更接近于《后会无期》。

邵燕君说：

2014年暑期档的精彩大戏是韩寒的《后会无期》PK郭敬明的《小时代·3》，一向被认为“文化层次较高”的韩寒粉丝期待着一次精神俯视。结果恐怕令不少人失望。在我看来，在这场PK 中，韩寒彻底败给了郭敬明，不是输在票房，不是输在编导水准，而是输在了韩寒最看重的价值观上。韩寒拿什么和郭敬明的“金钱法则”对抗?离开了“公知”的话语体系，褪掉了“愤青”的反抗性，所谓的“另类”就只剩下港台腔包裹的“文青腔”，支持“公路小说”架子的，只是波西米亚式的肮脏邋遢和“二逼青年”的不靠谱。“亚文化”最核心的特征是抵抗性，从十九世纪中期的波斯米亚人，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嬉皮士，“文艺青年”的反抗一直是以资本主义主流价值为明确目标的，并且有乌托邦理想的支持。他们知道自己反抗什么，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后会无期》里的“文艺青年”到底想要什么呢?恐怕他们连自己想反抗什么都不知道。

有趣的是，虽然《小时代》因为宣扬纸醉金迷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被吐槽，郭敬明的心里却也隐隐有一个反抗的欲求。在原作和影片中，一场隐晦的大火将豪宅付之一炬，而主要人物也大多葬身火海。郭敬明似乎在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反抗他笔下所渲染的那个浮华世界。有意思的是，那里也是上海。

这就是这一批80后作家所陷入的尴尬迷局，他们先后投入了这个资本驱动的市场游戏，在其中成为了令人羡慕的人生赢家。同时，这也限制了他们的自由，使他们无法成为“更好的自己”。但同时，他们也无法抱怨别人，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在我看来，如果不重视这些创作者的精神困境，我们迟早还会继续陷入类似的困局。已经有人在说“中国科幻元年始于《流浪地球》终于《上海堡垒》”，我认为这不是一句抖机灵或者危言耸听之语。

很多人认为有了《流浪地球》，中国的科幻电影之路就可以无往而不利，问题只是在于要绕开一些“PTSD”或者“坏资本”的障碍。他们恰恰没有意识到，《流浪地球》也没有绕过科幻类型电影的价值难题。很少有人注意到，《流浪地球》所展现的也一样是一个社会结构固化的未来，只是影片用“大灾变下的人类视角”绕过了这个主题。（作为对比，《流浪地球》片中也一样“毁灭”了上海，这是否是一个让人惊悚的巧合？）

而好莱坞实际上从二十年前就陷入了这个困局（层出不穷的灾难电影），从那时起直到今天的《复仇者联盟》，除了在视效和投资规模上的升级以外，在价值命题上其实一直在原地打转。而从《流浪地球》的火爆到《上海堡垒》从小说到电影文本的“抽筋拔髓”，只是用一种高倍速的方式将这个过程加速呈现而已。如果我们希望《流浪地球》的辉煌能够再现，恰恰要重视《上海堡垒》的经验教训。否则，中国的科幻电影事业就真像那首歌唱的那样：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当一个人成了谜

你不知道

他们为何离去

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

当一辆车消失天际

当一个人成了谜

你不知道

他们为何离去

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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