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不古，除了大拆大建它们并不是无路可走_风闻

古城不古，除了大拆大建它们并不是无路可走第一财经

孙行之

《消失的古城》中写道，中国古建筑遭受最严重破坏并不是在战争时期，也不是在“文革”时期，而恰恰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拆大建时期

成都的码头，约1905年这几年再到成都，王笛发现了几个很好的古建改造范本。比如艺术家王亥改造的崇德里，尽可能保留原建筑的一砖一瓦，只是将腐坏的木头去掉，嵌入新的木头，以恢复功能。修好后的建筑，保留了全部的修复痕迹，让观看者对文物原本的状态一目了然。这种修复理念也逐渐得到更多人的支持。规模更大的耿家巷改造项目，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开展修复的。“这至少让我们知道，对旧建筑、老城区，除了大拆大建，并不是无路可走。”

虽然上世纪80年代去美国留学，之后又在澳门工作，但王笛对故乡的情感溢于言表。在接受电话采访时，他一边夸赞刚吃的那顿成都火锅美味，一边连用三个“非常多”来形容成都周边风景名胜的数量。

和尚街（王晶摄于1997年）王笛家就在大慈寺对面的一条街上。大慈寺是一座始建于魏晋时期的寺庙，规模宏大，高僧辈出，有“震旦第一丛林”之称。大慈寺后面大片的街巷，虽然破旧，但很有老城味道，早已与大慈寺融为一体。1997年，王笛返回成都为博士论文《街头文化》搜集资料时，那里的街巷还是他最常去考察的地方。然而，进入21世纪，大慈寺后面的老街就开始被陆续拆除，然后在原址上修了一大片仿古建筑。现在，那里又成了成都的商业中心太古里，而“本该占据中心位置的幽深禅院不得不被熙熙攘攘的太古里挤在角落，形成了非常不和谐的‘共存’状态”。

“中国古建筑遭受最严重破坏并不是在战争时期，也不是在‘文革’时期，而恰恰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拆大建时期。”王笛在新书《消失的古城》中写道。书里所记录的城市公共空间，都永远回不来了。王笛说，这个书名本身就带着沉重的味道，是他对古城大拆大建的批评。

2006年，《街头文化》中文版出版，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一位记者在与当时的市规划局相关负责人对话时曾引用王笛书中的话“古都成都已成为遥远的梦”。那位负责人的回应是“历史选择讲经济学分析”，并反问记者“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历史进程中再造一个‘古都’呢？”王笛说，从这番对话中，人们可以看到当时人的思路：自信满满，认为可以“再造古都”，却不分古都真假。“古城一旦被拆，再修就不是原汁原味了。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再造，这是不可能的。”

好在，如今情况似乎正在好转，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也有越来越多兼顾保存与利用、发展的尝试。

抱着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去研究底层生活

现在回忆起来，王笛觉得，十八九岁时在农村和工厂的经历对他以后的历史学研究，其实有不小的影响。

1975年，因为哥哥到云南支边，19岁的王笛得以返回家乡，进了成都铁路局基建分局下辖的一个砖瓦厂。在那里，他干的是非常繁重的体力活，每天只工作半天，拿的是46斤定量的粮票，比一般人多出足足20斤。当时，这个“小青工”并没有想到要去观察工友们，但那个大工棚里回荡着的语言，那些只属于底层体力劳动者的粗口，他到现在也还记得。

成都城门外，鱼篓放在水里可以保持鱼的新鲜从《茶馆》《走进中国城市内部》《街头文化》到《袍哥》，这位澳门大学杰出教授的研究和写作始终秉持着底层视角。在这些学术著作中，他写平民的生活，写街头的风俗，写四川的茶馆，写江湖上的袍哥与政治的勾连。而《消失的古城》，则是王笛将自己的学术研究通俗化的一次尝试。在这本书里，他用通俗的语言描绘了清末民初成都街头的乞丐、妓女、苦力、小贩、工匠、挑水夫、算命先生；还有城市里的各种活动，庙会、庆典、街头政治、改良、革命……

青年时代务农、务工的生活虽然短暂，但那段集体生活对他的世界观产生了很大影响，至少，是给了他换位思考的能力，和一份尊重体谅的情感。“我不喜欢有些人地位很高，爱显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我始终都是一种平民意识，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被尊重。”在王笛看来，同样是做研究，有没有真正接触过底层，还是很不一样的。“从未接触过底层的研究者，有时很难从一般人的角度去想问题，研究下层人物，还总是抱着高高在上的心态。我至少是抱着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去看他们的。”

超越精英话语找到民众的声音

在砖瓦厂工作一年多后，因为绘画的才能，王笛被抽调到铁路局工会，摆脱了令他头皮发麻的重体力劳动。再后来，他考上了四川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几年后，远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留学，并在那里取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

赴美求学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史学研究方向。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正逢新文化史、微观史和新马克思主义蔚为大观，西方史学界的研究风气从精英研究转向对民众的书写，也与他过去在中国受到的史学训练完全不同。

“如何超越精英话语的霸权去找到民众的声音”，是当时史学界持续讨论的方法论问题，也令王笛念兹在兹。《消失的古城》记录了很多权贵和地方精英对穷人、苦力的压制，但弱者的抵抗也随处可见。比如，成都街头的轿夫会通过在街头炫技来缓解疲劳，寻找“存在感”，虽然他们经常是被街边流氓骚扰、欺负和侮辱的对象。还有乞丐，被地方精英认为是好逸恶劳又肮脏，算得上最弱势的一群人。但当他们成群结队举着红布寿幅闯入川军师长的寿宴时，这些平时凶神恶煞的军人也无可奈何地给出酒菜和铜钱。

坐在轿子里的路德维希·魏斯（德国驻成都领事弗里茨·魏斯的夫人），在去领事馆的路上（1912~1913）在王笛对晚清民国成都街头社会的描绘中，读者很容易感受到他对弱势群体无奈之处的体察。“我认为很多问题是制度引发的，当民众和当权者出现矛盾的时候，我会去看权力发生了什么问题，而不是去指责下层。”

王笛说，研究普通人远比研究精英要难。因为话语是被精英垄断的，而底层民众是静默的大多数，没有多少档案可供后来者研究。他只能到晚清一些画报、报纸中去寻觅踪迹。即便如此，也要警惕这些资料的撰写者对底层民众的偏见，避免受到他们的影响。而小人物们的心理状况，只能靠推测。

在谈到老成都“红灯区”改造时，王笛注意到，民国政府允许妓院存在，但禁止妓女出入戏院和茶馆，如果被警察抓住，就会当众受辱或被拘禁。一些社会精英认为妓女有伤风化，不让她们穿学生装，禁止她们和客人同乘轿子。即便如此，依然有妓女敢无视这些规定，到公开场合挑战社会习俗，根本不管路人侧目。成都当地报纸还记录过一个细节，一名妓女在路上谈笑风生，得意洋洋，后面跟着一个毕恭毕敬的富家子。在王笛看来，妓女承受的社会压力是很大的，但压力并没有使这些人收敛和躲藏，反而让她们生出了“就要做给别人看”的心理，也算是一种权利的伸张。但毕竟并没有报纸会去采访一名妓女，让她说出心里话。所以王笛说，这只能是一种解读，永远无法弄清她们确切的想法。

成都的警察（那爱德摄于1911 年）第一财经：川菜和四川火锅流行到全国各地，甚至可能是在国外知名度最高的菜系之一。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们逐渐变得“重口味”与雅文化失落有关。最近出版的《中国辣椒史》还提出了一个观点：辣椒在西南饮食中的流行，其实与当地社会贫困缺盐有关。你怎么看？

王笛：对饮食这个问题我没有系统做过研究，只能就我自己的观察来说。我觉得这个看法有合理之处，也有偏颇。川西平原过去不穷，是中国内地最富裕的地区。四川本身也不缺盐，自贡产盐，还把盐卖到外省。

四川人吃辣，可能因为成都平原比较潮湿，辣椒、花椒等有祛湿的作用。而且四川不靠海，河鱼和海鱼不同，需要加更重的调料才能做得好吃。这可能都是原因。

辣椒也是明代以后才进入四川的，更早的时候，四川人用花椒、生姜等调味。四川菜肴也是不断创新的，大家以为成都火锅到处都有，但这种吃法其实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在成都出现的，我小时候根本看不到。重庆倒是一直有九宫格火锅，是苦力、船夫、棒棒军吃的。改革开放以后，重庆火锅传入了成都，经过改造，再流行到全国各地。

第一财经：你最近出版的《袍哥》和《消失的古城》，都写了四川底层民众的生活，从书里看，川人的世界嘈杂、粗粝、幽默又热气腾腾。清末四川和江浙的民风比较，有什么明显不同？

王笛：我没有系统比较过。就我掌握的材料来看，成都地处内陆，相对封闭。19世纪末，西方对上海等地已经有了很大影响，外国人到成都，却惊讶地发现西方对成都影响很小。成都人的生活方式相对更闭塞保守。当时上海已经有了大工厂、咖啡厅，但成都还是以小商业、手工业、茶馆和老街为主，没有大工厂，也没有形成现代意义的工人阶级。所以两地整体氛围的差别还是明显的。

巴金小说《家》里的觉慧，就憎恨成都的保守，要拼死脱离家庭，逃到上海。可见上海对当时的青年来说，是带着光明、现代的气质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第一财经：和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一样，中国的成都吸引了很多本国老年人前去定居。成都为什么会成为热门养老之地？

王笛：佛罗里达受欢迎我知道，主要是地理气候条件好，有阳光沙滩，非常温暖，但成都并不温暖，相反，昆明、海南、珠海都要比成都气候好得多。那么老年人为什么选择成都？一个原因可能是，相比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的房价还是便宜得多，物价也不高。另外，成都的饮食也是一个吸引力，那里蔬菜多，品种丰富。

最重要的还是成都比较有包容性，相对不排外，不论你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都很容易在那里生活下去。

王笛最近出版的两本书《袍哥》和《消失的古城》，都写了四川底层民众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