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岗｜论“人民文艺”的历史构成与现实境遇 （下）_风闻

五、“现代中国”与“革命中国”的双重变奏

从学术史的脉络来看，洪子诚的“一体化”和“延续说”实际上继承了“当代文学”的传统——1949年之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以及相应的文学史撰写，都是经由“当代文学”的概念生产出来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即是这一生产的范例——透过“当代文学”，回溯性地建构了对“五四”以来现代文学发展的理解；相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述虽然试图“把20

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却将前三十年的“当代文学”视为需要“重写”的对象，不仅打入“另册”，而且从根本上颠覆了“当代文学”的价值，确立了一套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名、实则来自“现代文学”的新的评判标准。正如程光炜指出的，这样的“现代文学”与其说是“历史”上的“现代文学”，不如说是“八十年代”的“现代文学”：“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鲁迅、沈从文、徐志摩，事实上并不完全是历史上的鲁迅、沈从文和徐志摩，而是根据80 年代历史转折需要和当时文学史家（例如钱理群、王富仁、赵园等）的感情、愿望所‘重新建构’的作家形象。”由此可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文学史叙事”上，用以“人的文学”为核心的“现代文学”压抑了以“人民文艺”为核心的“当代文学”；而在“历史叙事”上，则以“现代化叙事”取代了“革命叙事”。早在1986年，当时北京大学组织了一场有几位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参与的讨论，木山英雄便相对隐晦地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用马克思的“世界市场”来定义中国的20世纪历史，忽略了“文化主体的形成”这一问题，因为“从东方民族的立场来看，这（指20世纪）并不是像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市场的成立。马克思是完全站在西方立场上说的”。而丸山升则直截了当地提出，“20世纪文学”的“中心问题”应当是“社会主义”，但在“20世纪中国文学”论述中，这一“中心问题”却并没有出现。到1990年代末期，钱理群在回顾“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经过时，也曾提及王瑶的质疑：“你们讲二十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学的影响？”[37]概而言之，这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讲”的内容，便是遮蔽二十世纪“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将其视为一个统一的因而也是“单一现代性”的过程，也因此抹去了以“革命中国”代表的在资本主义内部批判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第三世界）现代性”。[38]

王瑶

只有把握了“王瑶之问”的深刻意涵，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蔡翔的《革命/叙述：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39]要以《“革命中国”及其相关的文学表述》作为全书的导论。因为要突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限制，就必须在更高层次上重返“革命叙事”和“人民文艺”，但这种“重返”并非简单地否定“现代化叙事”和“人的文学”，而是希望在复杂变动的历史过程中把握相互之间的关系。正如蔡翔指出的，“革命中国”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使用这一说法，目的在于划出一条它和“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必要的边界，尽管，这一边界在许多时候或者许多地方都会显得模糊不清。所谓“传统中国”，指的是古代帝国以及在这一帝国内部所生长出来的各种想象的方式和形态；所谓“现代中国”则主要指称晚清以后，中国在被动地进入现代化过程中的时候，对西方经典现代性的追逐、模仿和想象，或者直白地说，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现代性――当然，这也是两种比喻性的说法――而“革命中国”毫无疑问的是指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之下，所展开的整个20世纪的共产主义的理论思考、社会革命和文化实践。但强调“革命中国”在“二十世纪中国”的重要地位，并非否定“革命”与“现代”之间的历史性联系，无论从哪一个方面，中国革命都可看作是“五四”这一政治／文化符号的更为激进的继承者，或者说，中国革命本身就是“现代之子”。将中国革命视之为一场“农民革命”，无非是因为论述者察觉到了这一革命的主要参加者的经验形态，但却忽视了领导这一革命的政党政治的现代性质，包括这一政党核心的现代知识分子团体。这一政党政治的现代性质不仅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国际性的政党组织，还因为“现代”已经成为这一“革命”最为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目的诉求，显然，无论是大工业的社会形态，还是民族国家的现代组织模式，乃至文化上激进的个性解放——即使在文学形式的激烈的辩论中，追求一种内在的有深度的个人描写，也曾经是中国当代文学一度共同追寻的叙事目的，无论这一有深度的个人以何种形态被表征出来——“社会主义新人”或者“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不过，仅仅将“革命”放在“现代”的延长线上是不够的。“再解读”的思路已经揭示出“延安文艺”的某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40]蔡翔则更进一步强调，“革命中国”所追求的“现代”决不能完全等同于资产阶级现代性，这一点，在根本的意义上，当然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一方面，我们不能将“中国革命”视之为一场纯粹的民族主义的革命（尽管它有强烈的民族色彩），相反，这场革命一直带有浓厚的世界主义倾向，无论是早期的共产国际，还是后来“第三世界”的理论和实践，均可证明“革命中国”的世界性背景；但是另一方面，这一国际或世界的根本性质是无产阶级的，这就决定了“革命中国”和“现代中国”的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差异，包括它拒绝进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这一差异主要表现在它从“民族国家”力图走向“阶级国家”；下层人民的当家作主，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尊严政治；对科层制的挑战和反抗；一种建立在相对平等基础上的新的社会分配原则，等等。这一切，又都显示出它的“反现代”性质。

更关键的是，“革命中国”不是一个静态的叙事，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蔡翔认为，这个过程的动态性体现在“革命中国”对“革命之后”的深刻关切：“革命”在这里首先指的是一种具体的历史实践，在中国，我们无妨暂时界定它为一种大规模的武装反抗以及夺取国家权力的政治实践，相对于这一“革命”而言，1949年之后的中国，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开始进入了“革命之后”的历史阶段。这一“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一方面在生产平等主义的革命理念，也在生产社会的重新分层；一方面在生产政治社会的设想，另一方面也在生产生活世界的欲望；一方面在生产集体观念，另一方面也在生产个人；一方面强调群众参与，另一方面也在生产科层化的管理制度……所有这些被生产出来的矛盾，才可能构成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的复杂景观。这些相互矛盾的因素被并置在“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时期，从而也形成了这一时期的激烈的矛盾冲突。[41]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的矛盾并不完全来自传统遗留或外部的威胁因素，而是应该深入这一社会的结构内部或者它们的生产装置，只有这样，才能寻找这些矛盾的产生原因。而当矛盾无法解决的时候，就会形成一定程度的社会性危机。因此，社会主义不仅在生产自己的支持者，也在生产自己的反对者，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不仅没有结束革命，相反，它很可能意味着另一个革命时代的开始。反体制的力量，有可能来自革命理念的支持，因此，对现行的体制的批评恰恰是为了回应或拒绝革命理念的失落；也有可能来自另一种――比如现代化――理念的支持，而如何理解“现代”（实际上也是被社会主义的装置生产出来的）尤其是技术意义上的现代化，在社会主义中的重要位置以及它对个人和国家的询唤作用，不仅对理解中国前30年的社会主义时期，也对理解后40年的改革时代，有着重要的意义。

《革命/叙述：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蔡翔 著

蔡翔的《革命/叙述》摆脱了以文学体制为主导的模式，深入到文学文本的肌理中，揭示了其中隐含的复杂维度，显示出对“当代文学”的整体把握从根本上突破了“一体化”论述。正如张均敏锐地意识到：“近年1950—1970年代文学研究出现了两种新倾向：（1）以‘社会学视野’重新打通1950—1970年代；（2）重估‘人民文艺’。两种倾向的源头，皆可追溯到蔡翔出版于2010年的《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一书……与此前研究有意回避1950—1970年代文学的阶级正义不同，蔡翔提出了‘革命中国’问题域，并将其间文学指认为‘弱者的反抗’。藉此，他在国家与地方的博弈、动员结构、劳动和性等社会学视野中重新解读了‘革命中国’及其文学实践。应该说，迄今为止，蔡翔是所有研究者中最不惮于表达自己真实看法的一位学者。当然，就蔡翔自己而言，他是力图‘强调中国革命的正当性，同时也会正视它生产出来的无理性’，但无论是从情感记忆出发还是就理论立场而言，忘却‘革命的正当性’及其所牵连的历史语境与社会问题，已经成为启蒙知识界‘潜在的约定’。因此，《革命/叙述》一书面世以来饱受非议，……但它的重印和外译同时也表明了蔡翔的前瞻与深刻。”[42]我们愿意相信，这本著作之于重返“人民文艺”的“范式”意义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益显著。

六、重返“人民文艺”：寻找更具活力的文学史研究范式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人民文艺”与“人的文学”相互缠绕、彼此涵纳、前后转换、时有冲突……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曲折蜿蜒的文学图景。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意识到要超越“人民文艺”与“人的文学”的二元对立，力图进一步寻找两者的历史联系和现实契合，但在讨论“人民文艺”与“人的文学”关系的过程中，有可能把“人的文学”看作是一个历史性建构的范畴，却没有同时将“人民文艺”客观化与相对化，仍将其作为固定不变的文学史范畴，没有进一步设想如何在变动的形势下通过辩证否定达到更高层次的综合：一方面，1980年代形成的以“人的文学”为核心的文学话语构造正日益显现其片面性，文学的标准从“政治”转向“审美”，“纯文学”的观念与体制渐渐取得了支配地位，转向“内在”、关注“形式”的文学虽然在艺术探索的层面上有所进步，却逐渐失去了回应急剧变动的现实的能力。历史地看，这一针对逐渐僵化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转折，具有时代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也造就了1980年代以来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但是，这一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学话语构造，就文学史研究层面而言，假如一味冷落乃至贬低“人民文艺”的文学传统，就不能描绘出一幅完整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图景；就文学创作而言，假如只是停留甚至沉溺于“纯文学”的审美规划，就难以贡献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另一方面，1990年代已经开始的“突破”，大多还停留在希望既有的文学话语能够吸纳和容忍“人民文艺”的存在，而非重新构想以“人民文艺”为主体的文学话语。即使具有了重新构想“人民文艺”的意识，却又容易陷入与“人的文学”二元对立的格局中，譬如新世纪以来日渐强势的“底层文学”及其话语，就未能有效摆脱这一思维定势。

因此，在新形势下重提“人民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并非要重构“人的文学”与“人民文艺”的二元对立，也不是简单地为“延安文艺”直至“共和国前三十年文学”争取文学史地位，更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在“现代中国”与“革命中国”相互交织的大历史背景下，重新回到文学的“人民性”高度，在“人民文艺”与“人的文学”相互缠绕、彼此涵纳、前后转换、时有冲突的复杂关联中，描绘出一幅完整全面的20世纪中国文学图景：既突破“人的文学”的“纯文学”想象，也打开“人民文艺”的艺术空间；既拓展“人民文艺”的“人民”内涵，也避免“人的文学”的“人”的抽象化……从而召唤出“人民文艺”与“人的文学”在更高层次上的辩证统一，“五四文学”与“延安文艺”在历史叙述上的前后贯通，共和国文学“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在转折意义上的重新统合。具体到文学史研究，“人民文艺”如何回溯性地建立与“五四”新文学和左翼文学之间的历史性联系？怎样前瞻性地面对1980年代以后文学观念的转折以及19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兴起的挑战？这都需要重新回到“20世纪中国文学”鲜活具体的历史现场和历史经验，再次寻找新的、更具有解释力和想象力的文学史范式。

在这“大变动的时期”，“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43]重返“人民文艺”的路途上，我们任重而道远！

注释：

[1]  语出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的讲话，参见洪子诚：《材料与注释：毛泽东在颐年堂的讲话》，载《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2期。

[2]  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从分析比较寻修正，求和谐》，载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7月6日，后收入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关于该文从原刊到收入《论新诗现代化》一书中所做的删改以及相关问题，可参看邱雪松：《呈现与建构：关于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的思考》，载《文艺争鸣》2017年9期。

[3]  虽然在为1988年出版的《论新诗现代化》所写的序言中，袁可嘉点明了他的观点的“时代性”：那个时期解放战争正在胜利进行。在国统区文艺界，文学是阶级斗争工具、文学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相当流行。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自有它的历史意义和作用。但这种观点也确实导致了一些流弊。在许多文章中 指陈这些弊端，就诗与政治、诗与生活、诗与现实、诗与民主、诗与主题、诗与意义等问题作了论述，所言虽多有偏颊, 似还有一定的历史资料价值。当时的根本立场是超阶级的“人的文学”的立场，对“人民的文学”的理论和创造都缺乏全面的理解。不认识“人民的文学”的根本意义和重大成就，也不了解它的内部尚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在指陈流弊时，不少地方失之偏激，大有把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的盲目情绪。但他的这些文章在差不多四十年后重新发表并结集出版，正如邱雪松的研究所显示的，确实呼应了1980年代重新召唤“人的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趋势，并得到许多研究者由衷的认同。

[4]  袁可嘉：《诗的戏剧化——三论新诗现代化》，载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8年4月25日，后改题为《新诗戏剧化》，收入袁可嘉的《论新诗现代化》。值得注意的是，收入《论新诗现代化》中的这篇文章，删去了将“朗诵诗”和“秧歌舞”也视之为“新诗现代化”的一种路向的这段论述。

[5]  邱雪松：《呈现与建构：关于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的思考》，载《文艺争鸣》2017年9期。

[6]  毛泽东在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肯定并总结了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分析，并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7]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页855，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8]  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载《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15日）。

[9]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在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载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学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页69-78，北京，新华书店，1950。

[10]  程光炜：《文学想象与文学国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1976）》页13，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11]  张均：《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页15，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2]  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以及相关批评进行了重新讨论，比较新的成果有李屹的《从北平到北京：<我们夫妇之间>中的城市接管史与反思》，载《文艺争鸣》2017年4期。

[13]  关于“东西总布胡同之争”的讨论，参见苏春生：《从通俗化研究会到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兼及东西总布胡同之争》，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2期，张霖：《两条胡同的是是非非——关于五十年代初文学与政治的多重博弈》，载《文学评论》2009年2期。

[14]  丁玲：《谈谈普及工作》，载《文艺报》1950年2卷6期。

[15]  丁玲：《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旧趣味与工农兵文艺》，载《文艺报》1950年2卷11期。

[16]  洪子诚：《关于50至70年代的中国文学》，载《文学评论》1996年2期。

[17]  唐小兵主编：《再解读——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收入这本文集中的许多文章曾发表于1990年代初的《今天》和《二十一世纪》等杂志上。200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再解读》的增订版，以下所引《再解读》的文字，皆据增订版。

[18]  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载《再解读——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增订版）页3-6，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19]  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载《再解读——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增订版）页9。

[20]  参见《再解读》所附《语言•方法•问题》一文，这是围绕该书“代导言”《我们怎样想象历史》的讨论，参加者有李陀、黄子平、孟悦、刘禾、邹羽、张旭东和唐小兵，载《再解读》（增订版）页253-269。

[21]  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文学评论》1998 年第6 期。

[22]  洪子诚：《关于50—70 年代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96 年第2期.

[23]  参见贺桂梅：《“当代文学”的构造及其合法性依据》，《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4期。

[24]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页3—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25]  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相关论述。

[26]  李杨、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文学评论》2002年3期。

[27]  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

[28]  张均：《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29]  参见洪子诚：《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30]  洪子诚、季亚娅：《文学史写作：方法 立场 前景》，《新文学评论》2012年3期。

[31]  参见董之林：（《追忆燃情岁月——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开封，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大事小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32]  参见蓝爱国：《解构十七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33]  参见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

[34]  参见柏定国《中国当代文艺思想史论（1956-1976）》，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35]  参见姚丹：《“革命中国”的通俗表征与主体建构——<林海雪原>及其衍生文本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钱振文：《<红岩>是怎样炼成的——国家文学的生产和消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36]  参见张炼红：《历炼精魂：新中国戏曲改造考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高音：《舞台上的新中国：中国当代剧场研究》，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年。

[37]  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艺理论研究》1999 年3 期。

[38]  参见贺桂梅：《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08 年4 期。

[39]  参见蔡翔：《革命/ 叙述：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40]  参见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41]  参见蔡翔：《革命/ 叙述》一书“导论”部分的相关论述。

[42]  张均：《我所接触的1950—1970 年代文学研究》，《当代作家评论》2018 年5 期。

[43]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