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罩在香港地产模式下: 深圳城改背后的空间政治_风闻

李潇雨 |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

**【导读】**城市改造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命题。作为特大城市的深圳与香港，同样面临城市空间的更新与优化问题。在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香港作为深圳学习的典例，其为深圳城市发展提供了多元思考路径，并且在无形中影响深圳的城市更新与改造。本文作者认为，在城市活力与城市压力并存的当下，政治资本、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三者结盟下的深圳南头古城的改造，植入了一种基于全球化的中产阶级的审美与生活标准。它在重塑城市空间格局的同时，也造成了对原住民生活网络与自发秩序的干预，终致产生了一系列的新的社会问题，并增加了城市治理成本。这种模式及其衍生后果，使得我们不得不持续对勘深港两地的城市更新及其潜在问题，由此构成了城市更新与改造论题的双城记。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以飨读者。

深圳都市更新中的空间政治

▍作为“灰色地带”的城中村

城中村是中国市场经济时期的快速城市化与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城乡二元结构相碰撞的矛盾产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逐渐形成了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结构，与此对应，城乡的土地权益也被区分开来：城市土地为国有，权属明确，政府可实行统一规划管理和市政投入；城郊以外的农村土地则属于集体，产权由村社内所有成员共有，土地使用分级明确且限制繁多，与城市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套制度“行之有效”地实行至70年代末，然而改革开放后快速的都市化进程根本挑战了其治下的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一方面，工业化的快速铺展与人口的快速涌入，使得城市空间急速扩张，吞噬其周边的城郊与农村地块、改造其土地性质；而另一方面，以往的三级土地所有制无法在短时间内被全盘瓦解和消化，也直接导致以往制度下的人员与社会关系继续留存，使转制无法一蹴而就。城中村正是在这两种制度的夹缝中诞生，并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持续演进，生长成为一种“非城非村，亦城亦村”、既传统又现代、既合法又非法的灰色地带。

作为中国开放与转轨的巨大成果，深圳的年轻与活力一直为人称道，然而急速的都市化与扩张也使这里成为中国城中村问题最为突出的城市之一。据统计，深圳所有城中村的面积之和约占全市总面积的16.7%，然而却容纳了45%的人口。如此巨大的体量，说明城中村已经成为深圳城市经济社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结构性部分。随着改革开放后深圳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发展，这些管制相对自由、公共资源配置“欠发达”之地成为了外来中低收入阶层聚居的廉租屋区与低端制造业的聚集区。同时，广东村庄强大的自治能力也“保护”了城中村的强势存续：自1982年以来，深圳政府虽不断出台管理文件推动土地流转与国有化，但都不得不每每为村庄和村民预留一定比例的宅基地与村集体的发展用地，并维持其集体所有和集体使用；面对原住民在这些土地上的加建、违建形式，政府在与村社对垒的过程中也只能一次次做出实际妥协。

人类学者马立安（Mary Ann O’Donnell）认为，城中村除了让普通人能够承担失败成本外，更提供了多元的城市生态以及多样化的社区，它包容着丰富的社会群体，形成了一个混杂共生的生态系统，正是这些多样性将深圳孵化为一个创业社会。然而从政府正规化管理和统一规划的角度来看，城中村却是一个亟待改造的问题地带。

首先，在我国正式制度规定中，宅基地性质的私人自建房本应用于家庭自住，但城中村中的自建房却被用于盈利。该机制以最低限度的公共环境舒适性来换取居住空间的低租金与低价格，导致了空间发展的无序格局，也使城中村在消防、卫生、治安等诸多方面乱象横生。

其次，目前我国城市的治理体系建立在相对稳定的人地关系基础之上，该体系以城市户籍为边界，对流动人口有社会性排斥，因此流动人口与他们所聚集的城中村也往往处于正规化管理的鞭长莫及之处。

另外，深圳市目前的土地资源已经难以满足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城中村这样的存量土地资源必须纳入城市建设的统一布局。

▍在行政与艺术之间：城中村改造的最新门径？

一直以来，各地政府都是以强硬的“政令性拆除”来推行城中村改造。而近年来，深圳似乎找到一种更加新颖和安全的方式。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第七届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下文简称为“深双”）在深圳一个典型的城中村——南头古城中举行，艺术家与策展人在用各种常规展览与活动为这一城市另类空间“正名”的同时，也将展览与古城更新计划齐头并进，对城中村空间进行新的改造，从而将其本身开辟为展场。这一创举将市场机制、政府权力与艺术展览结合在对城市空间的改变上，希望为城中村注入新的活力并保育其特殊性。然而遗憾的是，这个实验并没有走向行政与艺术的双赢，反而破坏了古城中本来兴盛有序的生态，使其前景堪忧。

在南头古城的改造中，深圳当地政府试图以一种“去行政化”的方式推行都市更新，从而规避冰冷、强硬的工作方式和高昂的拆迁成本。2018年3月至2018年底，笔者对南头古城双年展进行了实地走访和观察，并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了采访。以南头古城为案例，我们可以更深入地反思中国城市的发展和改造模式，一窥中国城市更新实践的复杂性和悖论，也能探究在这一个案中“艺术”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在当代中国“发展话语”里的位置。

▍城市更新中的深港合作：“深双”的努力

南头古城的更新是借用“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这个舞台展开的，但双年展却并非是为深圳的城市更新任务而专设。严格说来，“深双”源于“体制内决策”，由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的几名官员在2004年推动创立。在行政权力的支持下，“深双”作为一个艺术平台成功树立了自己的专业品牌，也逐渐将自身定位明确为围绕“城市/建筑”的国际性大型艺术展览。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双”一方面形成了决策机构、展览内容贡献主体、执行机构、评审顾问机构四方协商与制衡的机制，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强化组织架构中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这可以从组委会的实际组成方式中看出。作为展览的最高决策机构，“深双”组委会由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与各双年展主办、承办、协办单位和赞助企业等组成，负责双年展的组织、出资、筹备和协调运作，拥有与展览相关事项的决定权、展览计划和资金使用的审定权。这个结构不得不说是当下“中国特色”的某种折射。

自诞生之日起，“深双”便展现出将展览与深圳现实中的城市议题发展相链接的公共性倾向，而第七届“城市共生”将展览与空间改造合二为一的做法更是实现了展览题材和展览形式的双重创新。第七届双年展的举办地南头古城早在东晋时便已成为郡治和县治的所在地，而近百年间，这里先是经历了古城的消退和村庄的膨胀，后又随着深圳城市化迎来了资本的野蛮生长，形成了典型的城中村格局。

如今，南头古城占地面积约7万平方米，南城门和东城门仍在，古街格局也基本保留，然而古城的主要部分已成为居民的生活用地。14.92公顷面积上各类建筑的总面积高达205876.9平方米，但实际人均生活面积不足10平方米，可见此地人口之稠密。大体量的人群聚集催生了南头古城内繁荣的服务业，城内食肆、商铺林立，在政府的弱势规划与监管下，各式店铺、民居之间与历史遗迹杂陈并置。在南头古城北侧相对疏阔的地带还有几座工厂建筑，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起深圳农村的“修厂热”，意图通过出租厂房来提高村民收入，同时也为村民提供就业机会。南头古城作为“管制飞地”和“价格洼地”而吸引的大量外来人口，使这些工厂一直运转顺畅，充满活力。应该说，南头古城在21世纪已经发育为一个“成熟”的生产和居住混合区，可以视作自发城市化的一个典型案例。

因应着这种特性，“深双”策展人将南头古城定位为“千年文化传承谱系与近三十余年中国高速城市化的过程全光谱式并置呈现的珍贵城市文化样本”，把展览主旨放在褒奖城中村的空间价值上，并展现出以艺术作为方法来调和城中村的自发生长与政府的官方规划的野心。而对于南头古城及当地的南山区政府而言，承办双年展则可能意味着在城市更新任务上的突围。由于历史遗迹与城中村在空间上的高度融合，南山区政府长时间以来一直无法有效开发南头古城的文化旅游资源，也受制于古迹保护的约束无法腾出手脚进行城中村改造。因此，借着深圳双年展的时机，急于推进改造工作的南山区政府与第七届“深双”组委会一拍即合，共同投身于一场城市空间的改造实验之中。

▍城市改造与公共空间养成

改造方案的关键在于为南头古城创造出新的公共空间，既保留南头古城的历史结构，又为展览建造展场，还能改善城中村混乱无序的问题，可谓一石三鸟。然而，为了在本已十分逼仄的城中村中开辟出新的公共空间，政治权力需要再次介入，撬动格局，改变一些既有空间的使用性质。因此南山区政府和南头古城股份公司达成协议，以行政手段统一租用南头村集体在报德广场周边与万力工业园区的物业，对其加以改造转型。然而，这一改造在现实中的影响远比政府所设想的要复杂。报德广场原是位于古城中心的一块小空场，20世纪70年代曾被作为南头公社的打谷场使用，90年代则改建成水磨石地面的篮球场。21世纪后，南头古城股份公司在篮球场左右两侧见缝插针地嵌入两栋临时铁皮屋作为服装杂货市场和水果超市，并以集体物业的名义出租给小商户，使此地逐渐成为古城中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2017年7月7日，原铁皮商铺的16家铺主突然接到村股份公司通知，称因政府举办双年展的原因，商铺所在地必须拆除作为展场，仅留13天时间给租户搬离清空其所有物资。因十几年前生产队建这个临时铁皮商铺时没有按法律程序和租户签订合同，最终铺主被迫接受此苛刻要求。虽然村股份公司承诺原铺主双年展后将拥有优先租赁权，但最终这些许诺被证实只是一纸空言。

两个铁皮屋腾空后，建筑师将与广场平行的原水果超市改造成为供“深双”使用的展览活动空间“南头议事厅”，原服装杂货市场则成为主营建筑规划设计类进口图书的“半层书店”。两座建筑风格现代，建筑外墙呈现不规则台阶状并向广场延伸，连接和沟通原本高度不同、相互隔离的空间。设计师相信，这种设计放大并立体延展了城中村里原本稀缺的公共空间，例如广场上上演文化活动时，屋顶与台阶将可作为观众席被有效利用。也正因为能够弹性地容纳人流，策展人与建筑师们认为这一区域会升级成为南头古城的核心交流场所，即使撤展之后也将持续地服务于城中居民。

​▍城市改造的逻辑悖论

然而这种预期太过乐观了。为了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半层书店和南头议事厅在设计之初便增加了具有空间错落动感的内部台阶式等设计，使室内可用面积大大减小，空间使用弹性也随之减少，提高了后续租用建筑的门槛；而空间改造不仅提高了两栋新修建筑的身价，也让整个区域的租金飙升。正是这两个原因导致了展览结束、“深双”退场后建筑物无人接管、持续空置。而更可惜的是，“深双”主导的铁皮屋空间改造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因此即使展览结束之后，从前的商业租户也无法返场继续经营，报德广场更无从恢复往昔繁荣的商业生态。

与此同时，广场的“公共用途”似乎也被高估。实际上，由于铺设在新落成的建筑物表面上小陶砖固定不牢的原因，此地常常重复性地出现封锁待修的情况，反而使得实际活动空间比改造前更小。

至于双年展的主展区——万力工业区，是将南头古城中原有的生产厂房“去工业化”后得到的。南头的万力工业区位于古城北部，建筑面积14000余平方米，由三栋厂房和两栋宿舍形成一个完备的生产体系。作为深圳产业变迁的缩影，这里曾经开办过印刷厂、服装厂、电子厂和五金厂，均经营顺畅、欣欣向荣。然而2017年6月，为了配合双年展的顺利开展，派出所、管理处、街道、工作站，各部门全力配合，“动员”万力工厂区中的企业尽快搬离。这种仓促搬迁使园区中的工厂损失设备、前途未卜，但最大的打击则来自于务工人员的持续流失。

前文提到，南头古城是一个生产和居住的混合区，对于外来务工人员而言这里适合居住，生活方便；村中的南头城小学方便打工子弟就读，让许多女工可以兼顾家庭生活与工作。这种便利性造就了南头古城中工厂和工人之间稳定的联系，也成为工人考虑和选择去向时的最大前提。当工厂需要撤出南头古城时，不少工人只能选择了辞职，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意味着他们之后并不容易在城市中再找到合适的工作了。

相比报德广场的铁皮屋商铺改造，万力工业园区的处理比较简单：室内空间的变化基本集中在厂区底层，以前的封闭生产车间被打通供各参展作品自由摆放，再根据不同主题组合成特色展区。厂房和宿舍楼的外墙、窗户等虽基本维持着八九十年代的原样，不过新增的巨幅壁画仍然带来了不同的况味——这个由西班牙团队Boa Mistura写下的“传统/发展”四个大字，一方面点明了今天中国的两难处境，一方面也昭示着艺术家们指点江山的态度与介入现实的情怀。不过，就如同这四个字在城中村地景中的格格不入一样，改造后的万力工业区在城中村里也落入了无以为继的尴尬境地。按照规划，“深双”之后，工厂大厦将成为文化创意园区，迎接各种文化公司入驻，成为开放的创意聚集区和古城内年轻人的新生活区，然而这个方案却迟迟无法落地。如今，创意园区既缺乏入驻企业，又缺乏承租运营公司，原来繁荣的工厂陷入空置。

报德广场与万力工业区改造的失败，让我们不得不正视南头古城改造中的逻辑错置：虽然本届“深双”声称要用展览和改造为城中村正名，但它所主导的更新实践其实正反讽地说明了城中村的生活逻辑和空间特质并没有被从业者们尊重——“深双”为南头古城“量身订造”的空间改造方案中贯彻着艺术家不切实际的浪漫想象，并以“专业化”杜绝了原来空间里民间的、自由的、非正式的使用方式，其倡导和推动的经济关系与生活方式也粗暴地取消了城中村本来已经孕育出的成熟生态。

▍“中产阶级”化的城市改造

2018年3月下旬“深双”的结束，似乎意味着南头古城空间改造的结束。然而展览进驻过程中所带来的实践却持续地改变着城中村的经济生态和社会结构，继而进一步驱动城中村不断变化，对“后展览时期”的南头古城形成了更为长远和深切的影响。

“深双”介入之前，南头古城繁荣的秘诀得益于其中蓬勃生长的非正规经济。首先，村集体和村民利用土地国有化过程中产生的留用地和宅基地，以独立开发或合作开发的形式形成了城中村非正规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廉价的房地产出租市场，为城中村提供了可用于多种用途的低成本土地供应。这种非正规住房适应城中村经济主体难以承担城市标准住房租赁成本的特点，同时也会与其他非正规经济形式互相催生和促进，形成一些集经营、居住、生活等多功能于一体的非正规租赁住宅，并为更小的商业设施提供附着空间。其次，作为地方自治组织，村集体对于出租土地与建筑的使用性质和经营活动不加限制也不纳入管理范围的态度，使经济主体得以在这里规避复杂的制度成本，直接为非正规经济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内部市场基础。于是，一个低级别的经济共生系统就此形成：房东得到房租收益，租客享有廉价住房和低生活成本的公共服务，而商贩一方面为流动人口提供便利和廉价的生活配套服务，一方面也得益于这里低门槛的创业空间、能够雇佣一部分流动人口在店里工作，使他们以城中村的社区商业为主要营生。正是这套自洽的经济逻辑构成了被称赞为“出奇生动”的城中村生态，使城中村成为一个富有活力、可持续的街区。

然而当艺术与行政结盟空降到南头古城时，城中村的非正规经济结构被公权力严重打击。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讨论过为满足双年展的场地需求，各权力部门通力合作，强制结束了原有空间的商业活动与生产；除此之外，正规行政手段对空间开展的诸多管理也破坏了城中村非正规经济的生态多样性。就像很多观察者所注意到的那样，对南头古城空间的系列规管破坏了以往城中村非正规经济中有序的层级关系，驱逐了原有租户中大量需要“自由空间”的出租车司机和滴滴车司机。这些新规则导致了城中村里大批固定消费者的出走，打压了城中村原先的便利与自由，因此大大损害了“后展览时期”城中村的服务业经济。

西方国家城市社区的更新有一种典型的模式，即高收入群体迁入改建后的、住房条件和治安状况显著改善的城区，与此同时，社区重建所引起的房价和租金上涨又迫使当地原来的低收入居民外迁。这一过程被称为“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在后展览时期的南头古城，这一趋势已初步萌芽：一方面，双年展的举办暂时制造了一个繁华与高端的假象，提升了房东对土地升值的预期，促使他们调高租金，让原本的租户不堪重负，甚至选择离开；另一方面，部分房东也开始选择与更有实力的进驻资本合作，将物业租给后者，从而使其得到改造更新。例如深圳的互联网公寓运营商鲤鱼公寓就将位于南头古城春景街的“握手楼”改建为“深圳鲤鱼villa院子酒店”，实现了城中村典型住房价格的大规模跃升。

与其他城市中产阶级化的方式类似，当地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在南头古城的地产升级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南山区是深圳市近十年崛起的新贵，区内的升级和发展使该地急需进行旧城改造与城中村改造。因此当“深双”以兼顾改造、保育、升级区内产业布局的面貌落地南头古城时，可谓正中政府下怀。在筹备展览期间，南山区政府的态度始终很积极，它们引进深业集团承担古城中的改造工程——后者是一家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全资拥有、深圳市国资委直管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目前以房地产开发、运营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新兴产业投资为主业—驱动了这里的第一轮地产开发。也正是因为政府倡导、大型资本进驻、展览顺利举办释出了足够的信息，鼓动了社会的信心，后期才有其他小型资本跟随风向投资南头，共同改变了城中村的空间形态。

不过，南头古城中产阶级化的“非典型性”在于，本应替代城中原有社群迁入改造空间的高收入者始终是缺位的。这是因为南头古城的中产阶级化不完全是一个市场行为，而更像是一个被行政手段“催熟”的试验空间。当地政府在改造压力之下抱持着试一试的心态启动了“深双”提议的空间改造方案，而其带来的“正规城市化”又有意无意地摧毁了该地的非正规经济，其直接结果是从事基层服务业的租户少了，政府期望的“高端人口”却没来。目前，古城中租金上涨，商业萧条，导致被“深双”制造出来的公共空间既无法被城内租户消化掉又缺乏新的承租者，只能大量空置；与此同时，“深双”推动的系列改造也无法改变南头古城空间利用上的深层矛盾，遗迹保护与改造发展的张力仍然存在，原先希望上马的文化产业也因为南头古城中“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限制没有发展起来。在这样不明朗的态势之下，深业集团决意退出，政府又找来另一个国有企业接盘。直到目前为止，对南头古城的改造还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博弈。

▍城市改造：未竟的事业

在当代中国被权力和资本所形塑的城市化过程中，提高土地利用价值、引入更高利润率的地产开发和产业园规划，已经成为城市更新的标准公式。在这个急迫的需求面前，南头古城的更新借由艺术手段而非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来展开区域内的城市更新，固然是因为其“城中村+历史古城”的特殊性，但无疑也体现了当前体制处理问题时的灵活身段，反映了当今中国政治资本、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结盟与相互转换。作为政府牵头、政策导向、开发商参与支持的项目，南头古城的改造手法前所未有地复杂化了展览主办方、地方政府与赞助商之间的关系，让艺术形式、地方政绩和商业利益扭结在一起。

在这一过程中，艺术并非自外于权力与资本组成的“增长同盟”，而是以共谋者的身份参与到了空间升级之中。艺术家和规划师们给南头设计的方案反映了商业化、规范化标准配置的思想，体现着一种全球化的中产阶级审美与生活标准。然而，相对于功能切分清晰的现代城市空间，南头古城原来的空间特色正在于工作、商业场所与住宅的混合使用，居民也自有他们生产、生活、交际与休闲的特定方式。双年展所推行的改造并没有尊重这一现实，反而窒息了原先草根的、成熟的市民网络，把南头古城变成了一个“低端中产阶级化”的区域，因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对于原居民的驱逐，也让艺术实践终于背离了它所声称的目标。南头古城的改造以政府、艺术和资本三方的联合为契机，但最终却因高昂的治理成本和不可持续性，走到了迄今没有一方获利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