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科夫：从“内臣”到斯大林的接班人_风闻

文：刘怡

       1953年3月16日的《生活》杂志以一张富有深意的照片作为封面：十天前突然去世的斯大林用他那一向令人捉摸不定的眼光注视着前方，在他身前，一个面目模糊、体型魁梧、头发梳得油光水亮的人占据了大半个画面。许多西方政治评论家需要重新翻阅过去好几年的苏联报纸，才能勾勒出这个神秘接班人的一鳞半爪。

       岂止是“铁幕”以外的观察家，连俄罗斯普通民众对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Georgy Maximilianovich Malenkov）其人也知之甚少。在斯大林废黜第一代候选接班人的1936年，马林科夫连党的候补中委都不是；尽管他在1949年“列宁格勒案”中表现活跃，但在老资格领导人和普通党员的心目中依然只是一个模糊的符号。人们对他的才干、性格和政治倾向一无所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那肥硕丑陋的身型——这也是绰号“马莲尼娅大婶”的来历。

       然而马林科夫远不像他的外表那样笨拙可笑，他把一名职业官僚在集权体制下可以晋升的上限提升到了极致。通过对“旧王”性情喜好的揣摩，他成功把持了曝光率极低但能量非同小可的中央党务机关；借助与特务机关结成同盟，他不仅在领袖的“清洗”事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还借机翦除了潜在的政治对手。正是这些赤裸裸的权力政治手腕使马林科夫不到十年就在“国王班底”中谋得了一席之地，最后更出人意料地成为斯大林的接班人。

       但马林科夫同样因为他最擅长的密室政治而倒台。为巩固领袖地位，他不惜对曾经的盟友贝利亚下刀，因此丧失了来自特务机关的支持；他试图对后斯大林时代的农业政策和对外关系做一番变革，却因为缺少独当一面的经验和制定公共政策议程的能力，被潜在的竞争者抓住了痛脚，被迫后退为“集体领导制”的一员。1957年赫鲁晓夫将这位“后主”彻底放逐，来自密室的接班人，最终也在默默无闻的寓公生涯中了却余生。

内臣与特务结盟

       在后斯大林时代的苏共领导群体中，马林科夫是年纪最轻的一个：他生于1902年，比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小10岁左右，比伏罗希洛夫年轻20岁。从年龄上看，马林科夫与取代赫鲁晓夫的勃烈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三驾马车”才是一辈人。这样一位后起之秀能成为斯大林的接班人，与苏共领导层在1930-1940年代三次不正常的波动大有关联：1934年，被认为极有希望接替斯大林的基洛夫遇刺，随后的“大清洗”消灭了内战期间贡献最卓越的党政军元勋。1947-1948年，为完成对国家上层建筑的俄罗斯化改造，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具有犹太血统或国际主义背景的高官遭到罢黜。1949-1950年，卫国战争期间崭露头角的新生代力量“列宁格勒集团”也被扫地出门。由此，1890年代出生的高级干部大都被边缘化，更年轻的马林科夫遂获得了登堂入室的机会。

       比偶然的运气更值得一提的是马林科夫上位的方式：他从未像莫洛托夫等人那样担任过独当一面的职务，完全是从中央机关里崛起的“内臣”。1924年列宁去世时，马林科夫还只是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MHTS，今鲍曼莫斯科国立技术大学）的学生，唯一的革命经历是在红军当文书。但他的妻子瓦列丽娅•戈卢伯佐娃（Valeria Golubtsova）颇有来头——戈卢伯佐娃的母亲是列宁最信任的工作人员之一，长期在全俄苏维埃中央担任机要员，与许多领导人颇有交情；戈卢伯佐娃本人则是联共（布）中央的办事员，政治嗅觉灵敏。在妻子的举荐下，马林科夫没等完成学业就申请去中央机关担任秘书，先是在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工作，随后调至政治局秘书处。这一时期他的上司是斯大林多年的秘书、苏联最神秘的政治人物之一波斯克列贝舍夫（Alexander Poskrebyshev），直达天听的关系决定了初出茅庐的马林科夫在1920年代后期纷繁复杂的路线斗争中永远不会跑偏。

       中枢的秘书工作并不需要太强的个人主见，但对责任心、领会上级意图的能力以及和相关部门的沟通要求颇高。马林科夫很快表现出了这方面的能力，加上他政治过硬，逐渐引起了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书记、新任莫斯科市委一把手卡冈诺维奇的注意。1930年，马林科夫被借调到莫斯科市委任组织部长，协助卡冈诺维奇清理“敌对分子”。在三年多的任期内，他不仅习得了按照上级意志“甄别”和分化干部的技巧，而且逐步明了怎样才能在下属机关培植代理人，并在“清党”过程中不动声色地将他们提拔起来。这无疑是相当重要的政治经验。

       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以后，斯大林开始准备对干部队伍的“大清洗”。尽管马林科夫既非中央委员、又非组织局成员，甚至也没有任何政府职务，但凭借卡冈诺维奇的推荐和斯大林的钦点，却一跃而成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1936年起又专任新成立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干部局（1939年后改称党中央干部局）局长。几乎与此同时，绰号“血腥侏儒”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尼古拉•叶若夫（Nikolai Yezhov）升任内务人民委员兼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成为“大清洗”的直接执行者。马林科夫几乎立即疏远了昔日的伯乐卡冈诺维奇，与叶若夫结成同盟。

       内臣与特务的联手不只是个人行为，它是官僚机构追求自身安全和利益最大化的结果。马林科夫掌管的人事部门是斯大林筛选和清除老布尔什维克势力、选任新干部的重要工具，叶若夫麾下的秘密警察则是对潜在威胁实施肉体消灭的直接执行者；但它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斯大林的个人好恶，随时可能被弃用或裁撤。但如果两个机构携起手来，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人事部门可以从特务机关那里了解到领导人的真实想法以及关心的焦点，将其贯彻到日常工作中，以博取领袖的宠信；它也可以借特务机关之手构陷甚至铲除潜在的政治敌人，来巩固自身的地位。至于特务机关，它需要在党的日常组织中扶植尽可能多的盟友及代理人，才能增加本身的合法性，而人事部门恰恰能做到这一点。这种基于利益的结盟甚至不会因部门领导人的更迭而发生变化，只要利益不被消灭，“友谊”就能地久天长。

       在“大清洗”期间，马林科夫不仅积极配合叶若夫的工作，还创造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发明：他为联共（布）全部250万名党员建立了详尽的个人档案，其中包含每个人的简历、社会关系、党组织出具的审查材料以及特务机关对其“可疑活动”的调查。档案平时由干部局保管，一旦斯大林指示对某个机关进行“清理”，马林科夫和叶若夫就会根据档案中的“前科”为当事人罗织罪名，最终将此人的姓氏列入逮捕令。从1936年到1938年，全国党员中的半数相继被捕，超过69万人被处决，马林科夫却因“功”当选为中央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1938年叶若夫被打入冷宫（两年后遭到处决）之后，他又与新任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打得火热，延续了两大机关的同盟。

1939年初，马林科夫进入了苏共中央书记处和组织局，他在苏共十八届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也被印成小册子发行

扳倒“列宁格勒集团”

       1941年初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马林科夫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正式进入了政治中枢的前台。卫国战争开始后，他由斯大林亲自提名为国防委员会委员，负责监督航空工业的生产。到大战结束时，马林科夫成为东德占领区处理经济赔偿和工业设备转移部门的负责人，地位与派往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日丹诺夫、伏罗希洛夫、维辛斯基三人相当，而肥硕的“马莲尼娅大婶”此时还不到45岁。

       不过到了1946年4月，马林科夫还是遭遇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挫跌。在斯大林次子、空军少将瓦西里•朱加施维利的指控下，时任空军司令员诺维科夫（Alexander Novikov）和航空工业人民委员沙胡林（Aleksei Shakhurin）被认定“用质检不合格的飞机装备部队”、“充当英美间谍”，先后被捕入狱。战时负责航空工业的马林科夫也被解除了书记处书记和组织局委员的职务，外放到塔什干。仅仅是由于贝利亚的努力，他才在两年后被重新召回首都。

       诺维科夫案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是斯大林与美国对抗的新战略的前期准备。经历了1941-45年惨烈的战争，大部分苏共高级干部（尤其是军人）萌生出了休养生息的念头；战时接受美援物资以及与英美合作的经历使他们认清了苏联与美国在经济上的巨大差距，因此纷纷呼吁削减军备、恢复生产。但斯大林认为，在大半个欧洲被摧毁之后，目前正是资本主义阵营最衰弱的关头；只要苏联坚持斗争策略，西欧必将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美国将沦为孤岛。为了迎接最后的胜利，有必要把意志不坚者从干部队伍中清理出去。1946-48年，以诺维科夫案件为起点，斯大林在国内展开了针对犹太人、国际主义者、少数民族干部、勋旧集团和高级将领的新一波清洗；在国际上，1947年莫斯科牵头成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次年即发起了对南斯拉夫的批判，力图使一切社会主义国家服从苏联的指挥。

       自1939年联共（布）十八大以来，苏联就没有再召开新的党代会。所有人都清楚，斯大林的健康状况已不如战前，在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老人被边缘化之后，即将召开的十九大推出的将是领袖的继任班子。围绕着“储君”地位，马林科夫-贝利亚联盟与另一股新贵势力“列宁格勒集团”展开了竞争。后者是在1941-44年的列宁格勒围城战期间崛起的，领军人物包括中央书记处书记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Alexey Kuznetsov）、国家计委主任沃兹涅先斯基（Nikolai Voznesensky）和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波普科夫（Pyotr Popkov）等，平均年龄只有40岁出头。这个集团的靠山和保护者是苏共意识形态总管、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此公当时已受命主管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地位相当显赫。要把这样一股风头正劲的力量排挤出局绝非易事。

       但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比“列宁格勒集团”更了解斯大林的心理。从革命年代起，“慈父领袖”对来自彼得格勒（列宁格勒）的高级干部就有一种天然的敌意；托洛茨基和基洛夫先后担任过那里的一把手，这足以使斯大林担忧党内可能出现“列宁格勒帮”，继而推出一个竞争者来威胁他的地位。至于日丹诺夫这个酒精依赖症患者，他在战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样使斯大林感到不放心。1948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后，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向领袖诬告称：日丹诺夫在谴责南斯拉夫时心慈手软，可能导致投降主义之风蔓延到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斯大林当即解除了日丹诺夫的一切职务，打发他去休假。8月29日，日丹诺夫突发心肌梗塞，医疗组在诊断上出现了分歧，耽误了抢救时间，导致病人一天后死去。1952年，斯大林以日丹诺夫死因可疑为由，挑起了针对犹太人的“医生案件”。

       保护者落马后，“列宁格勒集团”的失势只是时间问题了。1949年1月，波普科夫提议把当年的全国贸易博览会放在列宁格勒举办，以加快当地的经济重建，并获得了沃兹涅先斯基和俄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季昂诺夫（Mikhail Rodionov）的首肯。马林科夫立即向斯大林告密，宣称这是“列宁格勒集团”在把国家财富私相授受；贝利亚也伪造了一系列匿名信，指控列宁格勒州委班子企图制造独立王国。三位当事人很快被定性为“反党”，解除了一切公职。同年7月，贝利亚的亲信、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Viktor Abakumov）逮捕了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卡普斯京，将他诬陷为英国间谍，逼迫他承认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等人企图建立独立的“俄罗斯共产党”，把首都迁到列宁格勒，并蓄意制造各地州委与党中央之间的矛盾。一个月之内，“列宁格勒集团”的五位领军人物相继被捕，并于10月1日凌晨遭到枪决，受到牵连的还有60名官员和145名家属。“列宁格勒集团”至此彻底垮台。

1945年8月12日，斯大林与他的亲信们步出克里姆林宫，前往红场参加胜利大游行。前排由左至右依次为：米高扬，赫鲁晓夫，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

硕果仅存的接班人

       必须指出，“列宁格勒案”绝不是斯大林受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蒙骗的结果。站在斯大林的角度，防止党内出现宗派集团本来就是巩固个人地位的既定方针；在“冷战”格局已然成型的背景下，打击“列宁格勒集团”与强化对党的控制、统一领导层意志的思路并不矛盾。至于马林科夫-贝利亚同盟，他们在当时具有更大的利用价值——贝利亚已经成为苏联核武器项目的实际负责人，马林科夫则把弹道导弹项目抓到了自己手里。在他的亲自安排下，70多名原德国火箭专家被安置到谢利格尔湖中的一个岛上，协助苏联开发第一代弹道导弹。此时的斯大林需要核导弹来抵消美国的压力，在这一工程取得成果前，他无意抛弃这两位新贵。

       “列宁格勒集团”倒台之际，马林科夫已经官至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组织局委员兼部长会议第一主席。这年12月《真理报》出版的庆祝斯大林七十大寿专号上，他的文章排在最醒目的位置，这标志着“马莲尼娅大婶”正式被承认为苏联第二号人物。由于领袖在不久前发生了第一次脑溢血，由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组成的四人团体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工作。自然，马林科夫也着手在宣传、交通和工业部门培养亲信。不过，他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负责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大的筹备工作，并代替斯大林做政治报告。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由马林科夫向大会做政治报告是斯大林“交班”的标志，这一结论未免过于草率。斯大林同意这样做，完全是因为他对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做了大调整。由于大会拒绝了斯大林辞去总书记一职的请求——没有人敢接受——这个职位随后被撤销了，一同撤销的还有组织局。主持日常工作的书记处由5人扩大到10人，为首者称第一书记，由斯大林本人担任。中央委员的数量由过去的71人增加到133人，从中选出25人组成主席团，代替过去的政治局。这个主席团里又有9人组成常设委员会，真正拍板的则是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5人。经过这番调整，斯大林把过去归于“总书记”的权力彻底转移到个人手中，由谁来做报告则成为无关紧要的小事了。

       马林科夫当然不敢耍花样。事实上，十九大政治报告从重点到风格与斯大林本人的口吻并无二致，它只字不提从1939年到1952年的苏联历史，只强调两大阵营目前正处于对峙状态，苏联工农业建设已取得突出成就，又消灭了形形色色的“人民公敌”，必能获得最终胜利。涉及经济问题和意识形态的表述直接引用了斯大林1951年出版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关于文化和艺术事业的某些观点则是从《文学百科全书》里抄来的。有人好奇地检索了马林科夫关于“典型事物”的一段拗口的定义，发现真正的作者是作家和翻译家季米特里•米尔斯基（D. S. Mirsky）——这位大贵族之子在1939年死于劳改营，当然没办法向党的二号人物追究版权问题。

       就这样，马林科夫在登上政治舞台不到30年的情况下，成了斯大林正式认可的第一位接班人。这其中一半要归功于他本人的苦心经营，另一半则是源自斯大林的自信——在扫荡完各种“公敌”、把权力集中到一己之身以后，这位强人更乐于用一个不那么显山露水的人物来充当二把手。他不曾料到，自己只剩下140天的寿命了。

1950年2月，周恩来在莫斯科签署苏联对华贷款协定，斯大林和马林科夫站在其身后。最右侧的三人为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和米高扬（由右至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