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受香港黑衣人冲击最严重的，是这些风雨飘摇的可怜人_风闻

2019年8月5日，星期一。

早晨7点半，一觉醒来，习惯性地拿起手机刷朋友圈，发现同事P小姐已经到达办公室，在办公桌上又睡去了。

作为一名白领，敝公司虽烂，通勤时间也是标准的朝九晚六。早上8点前就出现在办公室，通常来说，没理由的。

没错，P小姐就是受到当天“三罢”（罢工、罢課、罢市）行动影响的普通香港上班族的一员。

一

在秩序还未动荡的日子里，P小姐的上班之路也绝非坦途。

她家住新界大埔，工作在港岛湾仔（就是那个**“湾仔码头”的湾仔），路途距离超过30公里，中间还隔着海；过往，为了准时到公司，她需要精准地赶上楼下7:40**的那班巴士。

这是反复试验的结果，因为只有这一趟，才能让她在翻山越岭，过海渡河的路上拥有一个靠窗的座位，在睡眠中度过漫长车程。

周一**“三罢”来临前，反对派怂恿全港罢工的海报，已在各大社交媒体疯传。P小姐未雨绸缪，决定避开“被罢工”的局面，凌晨5**点就爬起来赶路。

由于时间太早，早班巴士尚未营运；P小姐只能选择香港著名的“夺命小巴”到地铁站，再转线三次，最终一路坎坷地于7:40坐在了办公桌前——这原本是她的出门时间。

尽管坎坷，P小姐还是对的。当天早上，大多数是如下的场景：

 

（图片来源：香港经济日报Topick）

 

P小姐是当天敝司到岗最早的一位。在她之后到公司的是V小姐，**“身残志坚”**的好同事。

一周前，V小姐扭伤了尾骨，遵医嘱需架拐出门。不过，当天早上，她依然抱着**“就是要返工啊，不可以迟到啦”**的信念，8点不到，就推开了公司大门。

她的旅程相对近一些，但也得搭巴士到尖沙咀，再乘轮渡**“天星小轮”**到湾仔。如果没有这帮闹事的人，她是可以地铁直达公司的。

二

毫不夸张地说，周一的“三罢”，让全港绝大部分的上班族用血肉之躯，上演了一出大型集体灾难片《返工》。

下图是周一受到影响、被迫停运的港铁站点分布图（红点即是）：

当天的港铁一度全线瘫痪。而根据2016年的统计报告，每天需乘坐地铁赶赴工作地点的打工族，占到就业人口的40.7%。

2019年的最新数据是，全港就业人口约为386万。也就是说，仅港铁一项，当天就有约157.1万人受到影响。

香港人口稠密是众所周知的，但这个“人口最密集”，尤其是工作时段内的交通繁忙程度，还是用一组数据对比一下比较直观。

到2019年2月，全港有常住居民725万人，北京是2154万，三倍；香港的公共交通，每天载客量超过1260万人次，北京则是2051万人次，不到香港两倍。换言之，香港公共交通的繁忙和拥挤程度，比北京还要高出一筹。

在平时，为了能够在如此庞大拥挤的流动人群里顺利穿梭，香港每一位“打工仔”，都必须快速、准确地，找到一个或几个稳定高效的通勤方式及通勤路线。

所以，周一港铁瘫痪后，大家开始了灾难般的各种换乘：地铁堵了换巴士，巴士停了坐小巴，小巴走不动打Taxi，Taxi拒载就乘船……

乘船还不行？走路咯。

跋山涉水，风雨无阻，义无反顾。能和大陆风里来雨里去的快递员和外卖小哥媲美的，大概只有香港的上班族。

我曾经向港人同事L小姐请教过这种行为。她总结得风轻云淡——

“香港人嘛，死都要返工的啦。爬都要爬去公司”。

三

“返工”是广东话，意思是“上班”。

香港有一支名唤My Little Airport的乐队，成员不过一男一女，作品普遍可爱。在一首叫做《边一个发明了返工》（翻译过来就是“到底是谁发明了上班这件事”）的歌里，他们戏谑地碎碎念：

边一个发明了返工，我要给佢米田共

边一个发明了返工，返到我愈篱愈穷

为了薪金一万元，令每天都没了没完

一万元一万元一万元，灵魂卖给了大财团

边一个发明了返工，以为自己好有用

边一个发明了返工，阻碍我艺术发展重重

到了薪金两万元，我的青春就快用完

两万元两万元两万元，我有更多事没法做完

（米田共是拆开的字，请自行发挥想象）

哪怕越来越穷，哪怕“我们都一样低薪兼出卖灵魂”，哪怕青春耗光无暇游艺，都要拼了命去工作赚钱。在辉煌的黄金时代里，这就是香港精神——那才真的是“我命由我不由天”。

不过，即便是返工之路被阻截，交通秩序被扰乱，也很少看到上班族站出来大声斥责的场面。

更常见的场景是，当地铁里人潮汹涌、进退两难时，人头上空出现的是一部又一部高举的手机：人们迅速地将自己返工路上遇到的“问题”拍下来，紧锣密鼓地上传至公司whatsapp群里，然后等待疏通。

厌恶、抵触？不多见。类似的场景你放到大陆试试？早高峰堵地铁？看你能不能活得过一站地。

也因此，港人这种沉默让我长久地感到费解。

四

示威者的“罢工”，最直接影响的是打工族。在香港，按照人口统计划分，打工族即是“中产”和“底层”。

和世界上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一样，香港中产信奉法治、自由主义、公平竞争，是稳定社会、缓和矛盾的主要力量；他们大多是专业人员、辅助专业人员、经理或行政人员，具有较强的优越感和精英感。

这些中产尤其爱惜自己的羽毛和皮囊，从外在装扮到谈吐举止，无不如此。即便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只要进入中环金融圈，业务未动，行头要先做出表率。油头、定制西装、手工皮革公文包、三截头皮鞋，这是标配，如果此刻手里的iphone还不是全屏幕，是绝不好意思在中环的街头掏出来使用的。

要这样的“精英”在地铁站里冲全副武装的黑衣人表达不满，实在太有失体面。

“精英”自是看不上这些示威者的。在他们眼里，那些积极AA服务费的人，那些善于挖掘八卦、绝口不谈政治的人，那些不把“我”和“你”轻易统摄在一个名义下的人，才配得上一句“他人挺好”。

毕竟，香港人的社交原则首先是互不妨碍，尤其不要“阻人发达”。

我的同事K，年龄60+，口头经常挂着的一句话就是：“我只是个小市民，不要来找我麻烦嘛，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好好为退休存点钱啦”。

这种谁都无法为“我”负责的穹顶，笼罩在香港每一间办公室里，让香港的中产每天疲于奔命，从第一份工开始，就要为几十年后岌岌可危的退休生活攒钱。K经常打开香港唯一的“全民保险”——强积金MPF账户，把推送信息给我看。她告诉我，虽然数字看上去天天在涨，但其实，更多的养老金“增益”，是被中介的服务费瓜分掉了。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许多发达地区的社交原则。虽然只有“返工”才有钱拿，但示威者的罢工，很难真正让中产“肉痛”。

这是因为，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地区，香港政府有完善的监督机制，配合现代企业成熟的管理制度，使劳动人口权益得到相当大的保证。

比如政府设立的劳工处。这可不是门面功夫：全港所有雇员的投诉，都会在这里得到积极处理，对拖欠薪案件严格检控。大部分企业为避免自找麻烦，都会按期“出足粮”，发放足额薪水。周一的通勤受阻事故，劳工处在当日早晨6点就发出公告，呼吁雇主弹性处理雇员当日返工情况。

对雇员来说，香港企业的休假制度灵活完善，使他们不必冒着巨大风险面对当日的通勤压力。以某大型银行为例，按照员工级别，普通员工入职就有20天的年假，病假不超过一天可以无条件休息；一个小时以内的迟到或早退，不做问责。香港公务员的年假则实行累积制，做足年限，假期甚至可以累加至180天。

如此充分的利益保障环境，任示威者卡地铁、堵马路，打工仔们自是心无旁骛地在“返工”路上前进。

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地铁堵门、交通瘫痪时，人们的第一反应不是阻止这种行为，而是拿手机拍照——留存证据，证据可以让自己的利益不受损。

但还有一群人，一群更加沉默的人，一群发声也无法被听见的人，他们才是这次风波中，真真正正、实实在在被冲击的人。

这是一群“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也是一群“被俯视与被遗忘的”人。

五

出于工作性质，我需要经常与一个群体打交道：建筑工人。在香港，到今年一季度，全

港的建筑地盘上，共有10.7万注册工人。

可以说，他们是与政治动乱牵连最为直接的劳动人群。按照以往经验，连天累日的示威活动，可能导致政府各类工程项目停止招标，因为有更急迫的政治动荡、立法会根本无暇讨论项目拨款之类的议案。

这就意味着，有相当数量的工人将直接面临失业。

又如“贫困老年劳动者”。按照2017年统计数据，香港有34万65岁以上的贫困人口，其中将近9万人为劳动人口。这些人担负了在香港随处可见的职业：保安、销售、餐厅服务员、清洁工、洗碗工、物业管理员、出租车司机……

他们大多领着政府发放的援助金，同时打着一份毫无保障的临时工。

拿我所在的湾仔一处办公楼洗手间清洁工来说吧，他们签订的全部是临时雇佣合约。看上去很简单，但每天需要准时打卡、进行清洁，工资则按工时日结。

也就是说，如果8月5日这一天，这些清洁工因为交通受阻，无法按时到岗，则无法获得这一段工时的工资。

而这两个月来，当戴着头盔、蒙着口罩、穿着黑衫、据说还拿着酬金的年轻人在街上肆意妄为的时候，是许多餐厅、门店几乎每周都要被迫暂停营业若干次。这就意味着，在那里打零工的服务人员，当天的收入必然随之泡汤。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这两个月间，那些出现在各种游行示威的直播中的，除了“黑衣人”，除了警察，愤怒地面对镜头控诉暴行的，几乎都是这样的“长者”。

他们才是这场“运动”中风雨飘摇的可怜人。

六

2001年，《千与千寻》在全球公映，那一年，在香港，这部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却输给了一只粉红的小猪，不是佩奇，是《麦兜的故事》。

风雨交加的夜晚，麦兜妈妈莫名紧张，祈祷自己即将出生的儿子能够像周润发、梁朝伟一般英俊潇洒、多金好命。但最终从天而降的是小猪麦兜，其貌不扬、资质平平。它将和所有普通的香港人一样，接受没完没了的打击、失落、无助与彷徨。

比起《千与千寻》里少年那些凿凿誓言，香港人更愿意相信麦兜口中的至理名言，“大难不死，必有锅粥”、“臀结就是力量”、“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刹时之蛋挞”。

这些憨直的市民宣言，也只有香港人能心领神会。

但更多的时候，我在想，这种迷迷糊糊、没有鱼丸、没有粗面、没有马尔代夫、没有奖牌、没有张保仔宝藏，也能兴冲冲生活下去的人，他们秉持的哲学，究竟该叫作什么呢？是“随遇而安”“知足常乐”，还是“温水煮青蛙”“死蠢死蠢”呢？

1927年，鲁迅乘船去香港，途中遭遇了“查关”和索贿，所幸虚惊一场。那场90多年前的旅途，让他记下这样的港岛一瞥：

“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

“时间能改变一切”，此话似乎并非永恒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