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折叠：权贵乐土与平民末路_风闻

酷玩实验室-酷玩实验室官方账号-2019-08-08 08:27

2019-08-08

上周六夜里，香港中环的西餐厅8 1/2 Otto突然清场。

一群西装革履的人走了进来。

对香港政局了解的人也许能认出他们的面貌：黎智英**、**陈方安生、陈日君……这些都是乱港派领袖，一方政商大佬。

席间，还有不明身份的外国人。

黎智英向他们举杯庆贺：“Welcome to Hongkong and well done with the suituation (欢迎来香港，现在局势很好)”。

这一夜，他们欢声笑语，觥筹交错。

这一夜，有20名年轻人，因为施暴被警方拘捕。他们将被送上法庭，等待他们的是牢狱之苦。

而另外一群年轻人——乱港派大佬年轻的子女们，没有任何一个参加香港的游行。他们读名校，喝洋酒，注定过着锦衣玉食的一生。

香港是割裂的：

每7个人中，其中就有1个人的收入是在贫困线之下的；

他们最爱说的故事，是香港人每赚5块钱就有一块钱进了李嘉诚的腰包。

香港有10万人居住在环境恶劣的笼屋。那是老街区的旧楼里，一个个像火车硬卧般的床铺。每层床铺用铁丝网围起来，人们在这鸟笼般大小的空间里面吃喝拉撒睡。

李嘉诚的豪宅价值7亿，有全栋防弹玻璃，两个游泳池，还有钢门避难室。能够威胁到这座半山上的神坛的，也许只有核弹。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当年轻人在街头打砸时，权贵们只觉得他们吵闹。

这是一曲香港的挽歌。

香港餐饮业，流传着一个“米其林诅咒”。

这里有整整六十三家米其林星级餐厅，是中国大陆地区的两倍。即便是路边小店的独门美食，也会获得米其林侦探的垂青。但是，相当多的小店，并不欢迎米其林侦探。

因为被选入米其林指南的那一刻，他们就踏入了鬼门关。

有41年历史的老店好望角面家，坚持用手打的竹升面，口感劲爽又无碱水味，是老饕的心头好。但是在入选米其林之后，好望角面家倒闭了——因为房租暴涨，而27元一碗的云吞面远远负担不起。

2014年，阿星小吃入选米其林星级餐厅，次年房租上涨六成，被迫倒闭；

2015年，祥兴记同样入选，房租上涨五成，被迫倒闭；

还有连续四年入选米其林一星的一乐烧鹅，被房东敲诈铺位转让费一亿，一乐烧鹅要不吃不喝净赚30年才能攒下。

这些老店往往店面狭小，做的是熟客生意。即便入选了米其林，也没法多接待几个顾客。

但是米其林带来的名气效应，往往让房东狮子大张口，彻底压死这些本小利薄的老店。

米其林诅咒的根源，是香港这些年来狂飙猛进的房地产。

2013年，铜锣湾老店利苑茶餐厅关门，引来排队长龙水泄不通。利苑刚开业时，这里的房租是2000港币，而三年前已经变成了30万。到利苑关门时，房租又翻了一倍成了60万。

这时的铜锣湾，每年每平米租金2.37万美元，跃居世界上最贵的商业路段。

茶餐厅，香港美食之魂，正在被逼关门。

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穷苦的新移民捧起了茶餐厅。

他们住处狭窄，连做饭的地方都没有，待客说事只能转战平价的茶餐厅。用酒楼一半的价钱吃到粥粉面，就是茶餐厅最大的金字招牌。

2003年非典事件，香港一万多家餐厅倒闭了五分之一，但是其中几乎没有茶餐厅。

香港人没有想到，茶餐厅没有败给非典，却败给了房价。

最近10年，茶餐厅“上天入地”。

上，是搬到阁楼；下，是搬到地库。

陈诚记茶餐厅在尖沙咀做了30年，被迫搬到加拿分道地库之后，仍然抵挡不住高房价的冲击而关门。

陈诚记老板娘感慨：

“香港生意根本没得做，人情味都没了……已经搬到地库了，还要往哪里搬呢？”

香港有小学生曾写过一篇作文**《李家的城》**：

“屈臣氏、百佳、和记电讯、7-11、惠康…… 看着一间一间诚哥旗下的物业，我心中有无比的感动。香港内一切的商店，不论是哪种的类型，全是诚哥带给我们的祝福与钦赐。

**李嘉诚，名副其实，香港就是李家的城。**他是我们的上帝，万物都是他所创造。当然，香港传说中的三位一体就是他们：李嘉诚、李泽楷、李泽钜。他们的力量远超人类，为香港建起力场、为打工仔遮风挡雨、使香港免受风球、暴雨的侵袭。他付出了那么多，只是希望我们可以准时上班，不准时下班。

这都是诚哥的伟大。”

其实，李嘉诚也挺冤的。

即便超人如他，也不能以一己之力吃下全香港的商业。

电力系统，由李嘉诚和嘉道理共享；零售业，由李嘉诚和英资的怡和共享；燃气和巴士系统，由李兆基独占……最赚钱的房地产，更是由六大家族共享。

六大家族牢牢把控着香港经济的方方面面。

只要香港人还活着工作一天，就逃不掉给六大家族交税的命运。

六大家族的飞黄腾达，要从英国人离开香港说起。

1984年9月27日，《中英联合声明》草案要求：1997年香港回归前，港英政府每年卖地不能超过50公顷。

这是大陆提防英国的一手棋：崽卖爷田不心疼，就怕港英政府把地全卖光了，狠赚一笔再拍拍屁股走人。

但是港英政府还是玩了一手花活，虽然你不让我多卖地，但我可以把有限的土地卖得贵贵的——这叫囤积居奇。

八十年代开始，香港地价一路走高，背后是各路神仙斗法：

船王包玉刚悄悄从海上生意抽身，推平了货仓，建起了后来香港最贵的商场海港城，他的女婿更是大手笔，建了一座“铜锣湾时代广场”；

郑裕彤吃下了大屿山愉景区的三四五期工程，赶上90年代初房价暴涨时卖出，赚得钵满盆满。

嘉道理家族走高端路线，牢牢把控半岛酒店、九龙酒店、山顶凌霄阁、圣佐治大厦；地产大佬李兆丰恰恰相反，专门收购半山、铜锣湾、湾仔、北角及鱼涌的旧楼……

90年代中叶，消费者委员会做过一次调查：55%的新建楼盘，来自四家房地产公司。

此时大局已定，不存在新入局者，只剩下几家寡头谈笑风生。

在香港做房地产商，可能是最幸福的事情，就连钉子户问题都不是问题。

半山有一栋楼龄47年的旧楼，一直和地产商拉锯谈判，到2010年，房地产商突然放弃了谈判。

因为这时，香港立法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楼龄50年以上的旧楼，只要八成业主同意，就可以拆迁安置。

剩下的两成钉子户，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被权贵们绑架的后果是，新经济的生存空间都被挤压。

香港至今没有拿得出手的互联网企业，就连双十一剁手的习惯也没有。

2014年，香港政府从15岁以上的市民中抽样，发现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在一年内网购过。

香港没有网购，倒不是因为年轻人穷。

相反，曾经有人想做香港的“阿里巴巴”。但是，这样向六大家族做出挑战的行为，最终被扼杀在了摇篮里。

时间拨回1999年，马云刚刚在杭州拉起了自己的草台班子，而香港一家本地电子商务公司，已经闹得四海翻腾云水动。

这家公司从一开始就声势逼人：支持电话和网络订单、承诺30天无理由退货、先送货后收款、IBM电脑不到5000元、电熨斗仅仅100元……

这个起点，比起马云高一百倍都不止。如果放在大陆，也许已经成功了，但可惜，他的对手是超人李嘉诚和怡和集团。

两大超市垄断了香港零售业70%，岂是等闲之辈？

表面上，他们死磕价格战；暗地里，两大超市给自己的所有供应商下了死命令：不准给竞争对手供货。

因为几十年来，李嘉诚和怡和集团，以及他们背后的关系网，早已经完全掌控了香港的供应链，因此这个命令一出，立竿见影：没有任何一家本地供应商敢给他发货。

这家公司不得不从外地采购，但这就意味着高企的成本。

紧接着，卫生局、工商局和媒体也先后发难：电饭煲有漏电危险，可口可乐和手机都是冒牌水货，就连一个带有外星人的广告也被挑出来说事——合家欢时间，你吓到小朋友了怎么办？

开张四个月，这家公司累计亏损两亿港币。

李嘉诚和怡和集团用行动，给所有新来者上了一课：有的钢板不能踢，非死即伤。

往事如浮云。现在的香港，没有谁还记得昙花一现的香港电商；也没有人疑惑，为什么香港是一片新经济沙漠？

世界风云变幻，只有香港城头的大王旗，岿然不动。

全世界的商人都想赚钱，但香港商人最聪明——他们想躺着赚钱。

怎么才能躺着赚钱呢？在几十年、几代人的积累中，他们找到了最佳的方式。

房地产的本质，是收租，这很好理解。谁掌握了土地，便有源源不断的租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香港的六大家族，他们的本质都是收租。

香港的煤气产业是李兆基的。

中国人总要做饭的，要做饭就要向他交钱。一旦掌握了这个行业，便只需要源源不断的收煤气费就行。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用电磁炉。

香港的电力是李嘉诚和嘉道理家族的，那你就要向这两家交钱。人人都要用电，用电就要向他们交钱。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出门吃饭。

不过香港的公共交通是李兆基和郑裕彤的。对了，就是那个掌握了煤气产业的李兆基……

总而言之，你要活着，就要向他们交钱。

而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躺着，然后收钱。

这仿佛是一场现实版的**《大富翁》游戏**：

谁来的早，先占了地盘，后面来的棋子都只有交钱的份。交到破产，游戏结束。

坦白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也不是没有人尝试过突围。

最近的一次，大概是去年10月，刘德华配音了一则香港填海建人工岛的宣传视频，结果引来了反对人士的谩骂。

虽然明星被喷很稀松平常，但是刘德华却不一样。华仔一向是德艺双馨、两岸影迷深深爱戴的优质艺人，大概一辈子没有受过这样的辱骂。

而这个导致他被喷的视频，在大陆的我们看来，内容是如此正常，甚至有点感人：

刘德华讲的道理不过是，香港房价高企，环境拥挤，所以应该填海造地。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于民于港于国都是重大利好，但是香港人偏偏不理解。

这其实不是新鲜事了。

我不知道刘德华在配音之前，知不知道董建华时期的尝试。如果他知道，仍然愿意为这个视频配音，那他不愧为两岸三地偶像明星的标杆。

董建华在任时，他至少有过3次鞠躬尽瘁的尝试，试图解决香港的房价问题。

第一次，1997年。

香港刚刚回归，董建华就力排众议，准备解决已经日益凸显的房价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八万五”计划。

八万五的含义是：每年要兴建8.5万套住宅，10年内香港有7成家庭都会有自己的房子。

在1997年的时间点上，可以说是高瞻远瞩了。如果当时这个计划能够得到落实，那么今日香港房价困境的大头，就可以解决了。

但是，这项触动“收税阶级”利益的政策，最终没有能够救得了香港。再加上当年正好赶上金融危机，普通的香港人也把锅甩到了董建华头上，认为是他的破政策搞的鬼。

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八万五”计划，再加上金融危机的冲击，确实产生了效果，香港的房价大跌，大约跌回了五年前的水平。

假如能坚持下去，今日的香港也许就是一番不同的面貌了。

但事实却是，放弃八万五计划后，2002年开始，香港的房价便指数式的攀升，再也没能下来过。

（图中下方的线为香港房价指数走势）

第二次，1999年。

不死心的董建华，看到房价问题根深蒂固无法解决，便想转而发展新的经济产业。

他推出了另外一个政策：数码港计划。

顾名思义，就是想在香港发展互联网新经济，吸引有前途的科技企业前来入驻。

这项计划受到了李嘉诚小儿子李泽楷的支持，政府十分信任他的盈科，便把项目交给了他。

可惜的是，董建华的运气实在不好。

时至今日，我们无法知道李泽楷接这个项目的初衷到底是什么，但是总而言之，第二年，美国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引发全球对互联网前景的担忧，导致数码港只招到了2家科技公司进驻。

李泽楷为了止损，最终又把数码港变回了圈地卖楼的房地产套路，还赚了一大笔。

第三次，也是1999年。

数码港计划失败之后，董建华不甘心，又紧接着提出了类似的**“硅港”计划**，也就是说，要在香港建一个硅谷。

这个项目的结果，和数码港计划如出一辙——高科技人才没有招到，地价倒是炒起来了。

这仿佛是如今香港的魔咒：

政府为调控房价所做的所有努力，最后都会被根深蒂固的房地产恶龙所吞噬，变成更大的恶龙。

我不知道香港的中产阶级明不明白这一点，但不管明不明白，他们已经作出了选择。

去年，我到珠海、香港出差，主要是为了看看刚刚建成的港珠澳大桥。

一个香港导游带我们坐上了大屿山的缆车。缆车一个来回大约要半小时以上，我们就开始闲谈。

一个同行的大陆朋友关切地问：

“大屿山这一片这么多海，如果填海造陆，你们就不用过得这么挤，房价也不会这么高了。”

导游原本对我们很友善，一听到这话，马上阴了脸，语气也很紧绷：

“我买了房的，花了好多钱的。房价降了，我不是要亏钱？

“对我来说，还是绿化和海景比较重要。

“香港人周末都可以来大屿山玩。如果填了海，你们今天就没办法来大屿山玩了。”

香港人看不懂大陆人，觉得我们不懂环保的价值。

大陆人看不懂香港人，觉得他们不懂居住的尊严。

从那时起我便知道，香港人对房价的看法，已经病入膏肓：

所有的有房者，竟然已经和他们原本的敌人——房地产商，形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共识，认为他们和房地产商是利益共同体。

少数躺着赚钱的商人，已经成功裹挟了民意。

恶龙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大家放弃了与它战斗。

不但放弃，而且选择与它共枕。

尾声

在博弈论中，有一个经典理论，叫做囚徒困境。

它的内涵很丰富，其中有这么一个洞察，我觉得很有意思：

两方在博弈的过程中，原本有可能通过合作来实现双赢。但是如果大家都只顾着个人利益，则有可能最终做出的选择，并不是这个团队的最佳选择。

囚徒困境：

两个嫌疑犯作案后被警察抓住，分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接受审讯。警察告诉每个人：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刑1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各判8年；如果两人中一个坦白而另一个抵赖，坦白的放出去，抵赖的判10年。于是，每个囚徒都面临两种选择：坦白或抵赖。然而，不管同伙选择什么，每个囚徒的最优选择是坦白：如果同伙抵赖、自己坦白的话放出去，抵赖的话判1年，坦白比不坦白好；如果同伙坦白、自己坦白的话判8年，比起抵赖的判10年，坦白还是比抵赖的好。结果，两个嫌疑犯都选择坦白，各判刑8年。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1年，显然这个结果好。囚徒困境所反映出的深刻问题是，人类的个人理性有时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

如今的香港，正在这样一个矛盾里：

六大家族和普通人，其实都希望香港能变得更好。但是双方都保守地、从优先保护自己利益的方法出发，最终便陷入了一种尴尬的两难境地：

谁先退让，谁就吃亏。都不退让，香港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