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巴金心目中“最可爱的人”？_风闻

提起“最可爱的人”我们往往想起著名军旅作家魏巍的名作《谁是最可爱的人》。其实，当年很多作家文学家都写出了不少有影响的，反映“最可爱的人”的作品。巴金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

巴金是中国杰出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2003年被国务院授予“人民作家”的称号。

巴金1904年11月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1923年巴金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

新中国成立后，巴金将笔触转向热情描绘新人新事，歌颂新的生活，其作品具有热烈、高昂、乐观的基调。其中，他亲身两次奔赴抗美援朝前线采访，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写出了一篇篇颇有影响的通讯、散文和小说，形成了他的又一次创作高潮，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抗美援朝的经典电影《英雄儿女》就是改编自巴金的小说《团圆》。

新中国的诞生，使巴金感受到了翻身的兴奋，体会到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自豪感。他急切地想了解人民群众的新生活，以便用自己的笔把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宣泄出来。他曾多次打算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反映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他在给妻子萧珊的信中表示：

【“我从事创作是因为我心中有许多感情，我非写出一部像样的东西来才不白活，否则死也不会瞑目。”】

1952年初，全国文联安排巴金率领一个由17人组成的访问团前往朝鲜前线。他在朝鲜停留了7个月才依依不舍地回到国内。由于一直惦记着朝鲜，1953年他又去了一次。晚年的时候，他一回忆起这段经历，总感到留恋不已，更加感谢当年受命前往的经历，认为这在自己的一生中是最值得怀恋的。这段经历使他积累了大量关于志愿军，特别是关于那些普通战士的素材，这成为了他解放后创作的一个主要源泉。

7个月期间，巴金曾到过平壤、开城，但更多的时间是在战场上与指战员们一起生活。为了能多看看，多吸收些生活中的养料，他采取了少休息、多跑路的办法，年近五十的他同年轻人一起不辞劳苦地翻山越岭，来回穿插穿梭在炮火硝烟之中。他经历过翻车的惊魂，也曾在雨夜中滑落到深沟里……他把目光主要集中在那些平凡而又伟大的普通战士身上。巴金的真诚、坦率、谦虚，以及满腔的爱国热情，使他很快与大家打成了一片。战士们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的非常单纯的年轻人，他们的爱国心，还有他们对抗美援朝意义的认识和理解，几乎与巴金没有什么两样。巴金感到，他遇到每一个志愿军，都能在他或者她的脸上看到对祖国的爱，而且每个人都准备随时为这种爱牺牲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一位文工团的女同志讲述她的这种感情，曾引起了巴金强烈的共鸣，使他终生难忘。那是在一次小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这位文工团员在小溪边为一位负伤的战士洗血衣。她一想到那些战士们前一天打完仗回来后的兴奋谈话和脸上的光彩，就觉得非常爱他们，认为能够为他们做一点小事都是难得的幸福。她说道：“生活在这个时代是无上的光荣。”巴金马上就感到“我了解这个女同志，因为我也有这样的感情，我不能不有这样的感情。”

战士们的“一人吃苦，万人幸福”的忘我精神，深深感动了巴金。

【“每天我都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推动我，有一种感情在激励我，有一种爱在我心中燃烧”。】

7个月时间，巴金发表了11篇作品。当他听到一桩桩一件件最可爱的人同美国侵略军殊死搏斗的悲壮事迹时，经常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有一次他在某连队采访时，发现那些战士在学习特级英雄黄继光的时候，谈得更多的是他们连队自己的黄继光-----谌木春。于是，他的笔下又多了一个舍生忘死的英雄。

1953年7月，该连的三排副排长谌木春率领一个班作为前锋，在进攻时遇到敌人地堡火力的阻击。谌木春看到情况紧急，为了让后续大部队减少伤亡，已经接近地堡的他，奋不顾身地用胸膛堵住了地堡的枪口。瞬间，敌人的枪声没有了，部队迅速冲上了主峰。写到这里，巴金落泪了。这样感人的英雄事迹在朝鲜战场实在太多了。他后来说：

【“但是即使写出十倍多、二十倍多的作品，我也写不完这些日子里堆积在我心中的爱，我也表达不出这些日子里激动着我的心的感情。我找不出适当的话来感谢我在朝鲜遇见的每个志愿军”。】

巴金（左一）和战友们在朝鲜前线

巴金从朝鲜“带回来不少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回到上海后，他用三个月时间写出了四篇小说的合集《英雄的故事》，其中三位主人公基本上都是真人真事，只有《黄文元同志》是集中了几个四川籍战士的特点塑造出的一个志愿军战士的典型：黄文元出身农家，父亲从前耕过地主的田，现在日子好过多了，有个小妹妹在乡里上学，在他前一年五月报名参军出来的时候，乡里正进行减租退押，他们全家都感谢共产党，他自己做梦也想见到毛主席。他每隔三个星期给他父母写一封信，但双亲都不识字，他们托人给他写回信，鼓励他为人民立功。他曾在一次占领一个无名高地的突击战中，与副班长一起各抓到一个俘虏立过功，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他在等待着机会。终于又一次反击战开始，他随他所在的排在深夜出发到了潜伏地点，离山顶上敌人的铁丝网不到一百米，为了不使敌人警觉，同志们都严守纪律，一点响动也没有，而且身上从头到脚都插满野草，把自己伪装起来，直熬到第二天下午两点钟，敌人突然盲目地打起炮来，一颗燃烧弹落在黄文元身旁，他的身体着了火，如果他这时站了起来，或者在地上打个滚，他身上的火还是可以扑灭的，但这必然会惊动敌人，使目标暴露，不但反击任务不能完成，参加反击的两个排的同志都有被消灭的危险。因此，他只好一动不动，让火在自己身上燃烧，直到牺牲。

巴金在谈到《黄文元同志》的创作时说道：

【“我在小说的最后所写的是邱少云烈士的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他太使人感动了，我想借用他来给我的平凡的文章添一点光彩。”】

作为一个爱国者，巴金在年轻时代所向往所追求的殉道精神，似乎通过这个作品得到了某种释放。

沉浸在激动中的巴金，总是挤出时间把自己的深切感受写信告诉爱妻萧珊。而萧珊的每一封来信，也都成为了巴金一生中写作抗美援朝题材的动力。

巴金赴朝后，萧珊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听有关朝鲜战场上的新闻和看有关朝鲜战场消息的报纸。当萧珊突然从报上读到了美军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战的消息时，深为巴金的安全担心，立刻给巴金写去一封信，她说：

【“谁都不要战争，而战争正在进行着，美帝国主义扬言要轰炸北朝鲜78座城市，你知道这个消息使我多么不安。我同意你的计划，只要你非写不可，我以为你可以写。你能够写，我等待做你的第一个读者。”】

巴金到朝鲜不久就写出了颇有影响的《我们会见了彭司令员》。文章很快在国内各大报上发表，萧珊读完后心情十分激动，当即就给分别两个多月的丈夫写了信，信中写说：

【“我记得曾在《我们会见了彭司令员》一文中读到：‘我们连飞机、大炮都不怕，难道还怕这些小虫吗，’这些英雄使我感动。你是有责任使他们永存！开城那篇文章国内已经见到（真巧，《人民日报》五月一日登出这篇文章，我闻到开城初春的气息，你知道我多高兴！）但平壤那篇怎么没有看到呢？我真想能读到那篇反细菌战公开信的全文！”】

不久，萧珊又在给巴金的信中说：

【“朝鲜，那个我多么陌生的国土，现在对我变得多么亲切，因为在那些亲爱的志愿军同志们中间还有你，我的朋友。别忘记我是在等待你的长篇小说，我了解今天你所有的活动都是小说的一段、一页……。”】

身在战火纷飞的异国他乡的巴金，每当有打胜仗的消息时就写信告诉萧珊，让她也分享自己的一份喜悦。有一封信是这样告诉萧珊的：

【“离开连队的那天，前面打了一个小胜仗，敌人两百人左右攻一个山头，被我军一个班打退了。敌人伤亡几十，我们伤亡三人，后来敌人报复，大炸我们前三天去看过的一个较高山上的阵地，被打落两架飞机。轰炸时我们在另一处山头看见……”。】

一九五三年八月中旬，巴金第二次去朝鲜。他想再体验体验那种激情燃烧的生活，收集更多的素材。他在信中告诉萧珊：

【“至于别人的毁誉我是不在乎的。但要写出一部像样的作品，我得吃很多苦，下很多功夫，忙对我创作没有妨碍……我要回国以后才能考虑创作计划，我还想在上海仔细读两本苏联战争小说，看别人怎样写战争，好好学习一下，再回到自己身上，看自己是否能写……”。】

当时交战双方在板门店已经签订了停战协定，战事减少了许多。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巴金完全和那些来自农村的纯朴的战士一样，沉浸在对祖国的热爱里。

巴金在回国期间亲眼目睹了新中国建设日新月异的情景，志愿军指战员们也从报刊广播，特别是自己亲人的信件中了解到了这些激动人心的消息。巴金和他们一样，都为祖国的日益繁荣富强感到自豪，感到欢乐。而这种自豪与欢乐，是建筑在对过去痛苦日子的回忆之上的：过去忍饥挨饿，受迫害，受凌辱，被压在人家的脚底下，呻吟哀叹，大难来临，各自逃命；而现在，有土地，有衣穿，受到关怀，受到尊重，被慰问，被鼓励，有事共同商量，互相帮助，大家团结起来，同心协力，为革命建设而一起奋斗。这两种情景一对比，就会感到今天是多么幸福，生活在人民的大家庭中是多么光荣！巴金觉得自己必须尽快把在朝鲜前线的这些可爱的人们所想的、所感受的，所做的一切事情，带回祖国，带给读者。

在后来的日子里，尽管他写出了诸如《坚强战士》、《黄文元同志》和《明珠和玉姬》等有影响的作品，但总是觉得意犹未尽。他答应萧珊的“像样的作品还有待于将来”，一直姗姗来迟。他在上海生活多年，熟悉上海群众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感情，知道上海同样有一些志愿军战士英勇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经过六、七年的酝酿，他终于创作出了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小说《团圆》。

1961年，小说《团圆》发表以后，反响十分热烈，并引起北京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的注意。夏衍阅后即指示中央电影局，把《团圆》列入1963年的拍摄计划。剧本完成后征求巴金的意见，巴金很快回话：“没有意见，同意拍电影！”巴金特别满意电影剧本中王成形象的深入创作，觉得非常符合他的心意。1964年，改编自《团圆》的电影《英雄儿女》上演，马上引来好评如潮，很快风靡大江南北。后来巴金的老友萧乾称赞这部电影的四个字非常有代表性：“撼人心魄”。周恩来总理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观看了这部电影并说道：

【“我想作家一定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巴金带了个头，他抗美援朝，深入生活很好嘛！写出《英雄儿女》那样好的作品。”】

1965年元旦，在北京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巴金接到萧珊的来信，她在信中告诉巴金：

【“《英雄儿女》已上演，王辛笛看过了，据说很感动，不知道你看了没有？文艺会堂九日上演这个电影，如果你回来了，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了”。

巴金回到上海后，马上和萧珊去文艺会堂看了《英雄儿女》。回到家后在日记中写道：

【“《英雄儿女》改得不错。关于王成的一部分加得好。王芳的形象也很美……。”】

进入新世纪，《英雄儿女》仍不时在电视中播放。巴金的欣赏兴趣依旧。临近2000年末的一天下午，上海作协的人去看望巴金，发现午睡刚起的巴老戴着眼镜，坐在被摇高了的病床上，一边吸氧，一边看着电视，神情十分专注认真。电视机里播映的正是电影《英雄儿女》。巴金一直怀念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当年的志愿军的指战员们，一直都在惦记着他。1989年，巴金在朝鲜认识的28位志愿军文工团老战士，联名写信给巴金，祝贺他85岁寿辰。卧病在床的巴金回信说：

【“我们在一起下连队的日子多么令人想念！我还记得文工团的各位同志。我今天还感到当时你们给我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