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反传销人士反成被告：今日开庭，被迫删稿，对方撤诉；反传销十年，没钱没房没结婚_风闻

作者|史东旭 编辑|孙杨

8月8日上午，西安反传销人士阮班军和他的律师走进了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他被一家疑似涉嫌传销的公司起诉。法院对双方做了调解，阮班军同意删除“惹祸”的文章，原告也表示会撤诉。

过去的4个月，因为这场官司，阮班军感到筋疲力尽。2019年4月，阮班军在其“陕西西安反传销联盟”网站上，发布了一篇传销受害者传给他的与传销有关的文章，其中提及了一家被受害者认为涉嫌传销的公司。此后，该公司多次找到阮班军希望他能删除文章，并提出付费或提供营业执照等，以证明该公司与传销无关，阮班军没有同意。

一个月前，阮班军收到法院的传票，因涉嫌侵犯名誉权被该公司起诉。理由是该公司没有任何直销经营点，也不存在任何非法传销模式，而阮班军却在“陕西西安反传销联盟”网站上发表有关该公司涉嫌传销、直销的信息。

阮班军收到的法院传票

这是阮班军从事反传销行业以来，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即使在全国的反传销组织中，也极其罕见。

起初，阮班军信誓旦旦，一定与这家公司杠到底，他深信他只是发布了传销受害者的真实经历，并未侵权任何公司。可随着请律师、搜集证据、找证人，不仅花费大，也让阮班军越来越感觉到无力和心寒。

十多年前，阮班军也曾一度陷入传销组织，清醒后为了不让更多的人受害，开始从事反传销工作。据他介绍，7年间，解救超过500名传销受害者，而33岁的他，没有房子、没有积蓄也没有结婚。

同意和解后，这个案件虽然还有后续程序需要处理，但案件结果就此已确定。阮班军也不想再继续纠缠下去。他删除了文章，注销了自己的公司，决定在案子结束后，离开西安，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我被告了！”

阮班军今年4月20日发布的文章，内容是揭露传销组织骗局及洗脑方法等。该文是一位传销受害者在陷入传销组织中时获取的，他在网上找到了阮班军，希望后者能在反传销网站上发布出来，提醒更多的人不要上当受骗。阮班军发布了这篇文章，但未曾预料到，竟惹火上身。

阮班军发现，他已不止一次接到传销受害者对该公司的举报。第一位举报人是在陕西渭南陷入传销组织的受害者，他花3890元买了一张该公司的“至尊教育卡”。4月中旬，阮班军将这位受害者自己写的传销经历发布在了“陕西西安反传销联盟”网站上。

通过多位受害者的讲述，阮班军判断这些传销组织就是运用三商法几何倍增网络营销的方式发展成员，也就是俗称的“拉人头”。

几天后，阮班军接到了一个陌生男子的威胁电话，对方让其删除这篇传销受害者自述被骗经历的文章。阮班军没有删除。

之后，阮班军又接到一个自称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电话。对方在电话中称，阮班军发布的传销文章中提及的公司是冒充的，是打着该公司的旗号在做传销，并希望阮班军能删除这篇文章。

“北派传销其中一个特点就是打着别人的旗号传销。”阮班军说，因为没有证据，他当时也怕真的影响到这家公司，并在网上查了一下，的确有这样一家公司，就将文章中的涉事公司名称前加了一个“假”字，并在文章中转载了另一位传销受害者经历。

5月23日，一个自称是涉事公司的公关人员的人联系到阮班军，希望其能删除4月20日发布的那篇文章。

“如果是真的被冒充了，公司肯定会希望社会帮助他们打假，但是他们反而想要删除受害者的传销经历，这点令人生疑。”阮班军说，他没有删除文章。即便对方后来提出花钱或提供公司营业执照，阮班军仍坚持不删除文章。

6月，阮班军接到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打来的电话，他被该公司起诉了，让其去法院取传票。

可当阮班军聘请了律师并去到法院取传票时，法院的工作人员称，因为原告没有交诉讼费，所以取不了传票。这让阮班军感到十分不解。

“我猜当时可能是吓唬我吧，要是删了就不会起诉我了。我当时决定，他要是不告我，我就告他，一定和他杠到底。”阮班军说。7月8日，他的律师再次来到法院，取到了传票。

8月8日，阮班军及其名下公司因涉嫌侵犯名誉权而被告的诉讼，正式进入庭审阶段。

8月8日上午，阮班军（左）和律师在法院门前

在民事起诉状中，原告方认为，陕西西安反传销联盟多次大量发表的有关该公司涉嫌传销、直销的信息严重不属实，没有认真核实事实真相，收集各种不实虚假信息，擅自在该网站或者其他网站对该公司的声誉进行恶意扩散，构成侵权，给该公司的企业声誉、形象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和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为：删除网络上与原告有关的传销、直销等不实链接信息，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1万元。

两个证人

8月7日下午，71岁的赵怡康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从江苏南通到了陕西西安。除了出庭作证，他此行的最大目的就是试图要回曾被传销组织骗走的6万元积蓄，并和那段不到5个月的“忘年恋”做一个彻底的了结。

赵怡康有一个儿子，但他却在老年婚恋交友网上填写的资料中写着“无儿无女”。他觉得儿子极不孝顺，已经记不得最后一次叫他爸爸是在什么时候了。

1999年，还在橡胶厂工作的赵怡康和妻子离婚。离婚后，他一个人生活近20年，始终未能找到合适的人在一起。

2018年9月，阿紫的出现，让赵怡康有了想要结婚的想法。阿紫45岁，外貌虽不出众，但比赵怡康小25岁。在网上认识一个月后，赵怡康从江苏南通前往山西长治找阿紫。在火车站前见到阿紫的那一刻，赵怡康深信自己即将迎来幸福的晚年生活。

赵怡康被阿紫带到离火车站不远的一间出租房内，这里住了十几个人，也包括阿紫。

除了恋人关系，在工作上，“科长”阿紫还是“业务员”赵怡康的领导。为了缩小和阿紫在级别上的差距，也为了让阿紫看到自己想要和她结婚的诚意。10月30日，赵怡康从中国银行长治城西支行取出6万元，买了15张“至尊教育卡”，每张3890元。

赵怡康在山西长治买的15张“至尊教育卡，花费近6万元。以及“买官儿”成功，主任佩戴的工牌

赵怡康通过购买产品，迅速晋升为“主任”，还获得了一个只有领导才会佩戴的绿色工牌，工牌上没有照片，除了姓名、职务、编号外，还有他的公司名称。

赵怡康去长治，赚钱并不是他的目的。当他想要约阿紫出去逛街时，遭到拒绝。他很生气，在出租屋内发火大闹。为了照顾他的脸面，阿紫陪他出去了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第一个月，赵怡康拿到了8000元工资，还被拍下视频作为干这行能赚大钱的证明，给其他业务员观看。

因为找不到新人进公司，没有业绩，随着阿紫和自己的关系逐渐疏离，赵怡康在今年年初，回到了江苏南通，人钱两空的赵怡康只能靠捡废品为生。但他至今还留着自己从银行取出6万元现金的取款单和那15张崭新的带着塑料袋的“至尊教育卡”。

和赵怡康的情况有些相似，1988年出生的李澜最终也未能和陷入传销组织的女友结婚。

李澜有着一米八的个子、帅气的外表。通过“漂流瓶”，2018年6月，在云南昭通生活的李澜和四川成都的女友相识，并确定了恋爱关系。

“我觉得她是那种适合结婚的对象。”李澜说。网恋一年多后，李澜决定去成都和女友见面。李澜的女友1994年出生，长相甜美，自称在成都一家销售法国干红葡萄酒和云南普洱茶的商贸公司做主管。

第一天去到公司男女混住的宿舍的那一刻，李澜就察觉到这是一家传销组织。他马上告诉了女友，但女友并未相信他，甚至在办公室负责人找李澜谈话时，当面戳穿李澜认为这个公司是在做传销的事情，让李澜感到吃惊。

但李澜太喜欢这个女朋友了，他决定冒险解救女友。但他首先要成为公司员工，前提就是要做成一单，他自己花4180元买了公司一套产品，包括两瓶红酒和两盒茶叶。接下来的时间里，李澜因为没有业绩，和女友经常吵架。李澜也经常被女友“踩”，“他总说我赚不到钱，没有能力娶她做老婆。”李澜说。

两个月后，公司为了“发展”需要，从成都搬到了山东临沂。公司从销售红酒、茶叶也转变成了销售“至尊教育卡”。

为了获取继续留在公司工作的资格，李澜向表姐借了1.6万元，买了4张“至尊教育卡”，每张3890元。他只向家人谎称自己在“做事”，并未说实话。

每次两人约会，李澜和女友的话题，总会少不了“多做几单”。李澜的女友业绩突出，很快做到了总监的位置，这也意味着她做成功了85单，并且手底下有两名主管。

“我走的时候她都没送我。”李澜说，今年1月，他谎称回家为奶奶祝寿“请假”离开了公司，她始终因未能把女友从传销组织中解救出来而感到惋惜。

李澜回家后，仍继续通过微信劝说女友离开传销组织。三个月后，女友将其拉黑。

得知阮班军的遭遇，李澜愿意出庭作证，他希望害人的传销组织能够瓦解，也幻想着女友能再次回到他的身边。

但是，更多的受害者则选择了回避。“如果你们受害者都不愿意提供证据，都不给力，以后我就不管这些事了。”7月22日，阮班军在受害者微信群中说。即使阮班军承诺负责受害者前往西安吃住行的所有费用，但多数受害者并不愿意为阮班军出庭作证，这让阮班军感到心寒。

黯然收场

“第一步先询问和介绍各自生活情况，产生对比，之后就是吸引、打压和要求上钩者在指定时间前往传销地。”阮班军说。这是传销组织“拉人头”的步骤。他很熟悉这个套路，感同身受。他第一次进入传销组织，也经历了同样的步骤。

初中毕业后，阮班军在工地干过活，学过汽修也做过销售。2006年，在西安打工的阮班军接到了久未联系的初中同学电话，两人上学时关系就十分要好。阮班军那时打工每月不到600元，而在山东日照造船厂工作的同学就不同了，做焊工每月能赚1200多元。双方询问了各自的生活状况后，挂掉了电话。

3天后，阮班军再次接到了同学的电话，称造船厂里有人辞职不干了，通过找领导可以给阮班军安排到厂子里也学焊工，学三个月就能出徒，并指定日期必须赶到。

为了学到一技之长，加上薪水很高，坐了一夜火车，阮班军到了山东日照。他的同学领着一个女孩来到车站接他。见到同学的他很高兴。

回到住处休息时，房子里的人都打地铺。阮班军的同学解释说：“跟家里不一样，这是特色。”阮班军也就相信了。

连续上了7天课，阮班军学着和电焊毫不相干的知识，甚至造船厂在哪里他都不清楚。阮班军的同学只得承认，他并没有做焊工，而是做了更赚钱的工作，投入2900元买一套化妆品，能赚290万，包括他的姑姑和哥哥也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关系要好，阮班军也并未责怪对方。

“发展才是硬道理，加入不是目的。”“今天睡地板，明天当老板。”阮班军至今仍清楚记得，当时上课、开会时，喊过的那些激励人心的口号。

阮班军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父母在家中务农。为了支持儿子，家里还是拿出了3000元钱。

发展业务员有三条线：至亲、至友和至爱，阮班军发展的第一个人是他打工时认识的朋友。对方到日照一看，就告诉阮班军是在从事传销活动，两天后就离开了日照。当时的阮班军想不明白，虽然心里产生了一些疑惑，但因为没证据，所以他继续留了下来。

转眼快到冬天了，将近半年时间里，阮班军没有发展一个业务员。他将目光转向了父亲和姐姐，两人很快被说服并拿钱加入。阮班军的父亲和姐姐只是拿钱，但人仍在陕西老家，他们也很相信阮班军所做的事情是对的，能赚到钱。

直到阮班军所在的传销窝点被工商、警方打击后，阮班军才渐渐感觉到不对劲。一次打击中，他被收走了手机和100元钱，负责人称：“上面有关系，会把东西拿回来的。”可最终却没有归还。春节前，他回了家，知道了那就是传销。

此后几年，阮班军又被小学同学和朋友两次叫到甘肃和广西考察项目做投资，虽然形式不同，但换汤不换药，他一眼就看出是传销，投资最高的金额已经到了69800元。

他的小学同学甚至一家人都在做传销，卖了家里的房子、土地。当阮班军试图向同学解释时，两人吵了一架。对方甚至撂下狠话，等两年之后，一定开奔驰车回老家见阮班军。阮班军说，他的同学坚信自己能做到。

“传销一直在演变、更新，危害性太大。”2012年，阮班军开始研究传销，试着做一些反传销咨询，并义务解救传销受害者。两年后，他去武汉的一个反传销组织学习了一年，学习解救、反洗脑技巧、劝说等。

阮班军曾解救过的传销受害者的照片，已被他从公司的墙上撕下

2017年，为了让更多的人不再受到传销的危害，阮班军成立公司并注册了“陕西西安反传销联盟”的网站，发布与传销有关的案例、转载有关传销的新闻，并为传销受害者及家属提供帮助。7年多时间里，阮班军统计，他帮忙解救了超过500位传销受害者，帮家属找到了亲人。

“不被社会认可是最大的问题。”阮班军坦言，作为反传销人士，始终没能得到社会的认可，甚至在相亲时，对方一看到他在做反传销相关的事情，也都不再联系了。

几个月前，阮班军在解救一位山西的传销受害者时，与受害者家属签订了解救协议，解救前需支付2000元，解救成功后再支付剩下的1.8万元。当阮班军找到人等待家属时，却被家属以“敲诈”报警，其向警方解释清楚后才回到家。

“去解救传销受害者也是有成本的，而且公司也要运营下去。”阮班军说，有时解救还要自己贴钱，也曾经因为解救传销受害者被打伤。但解救成功后，他仍觉得所做的事情是值得的。有时政府部门在寻找传销受害者时，也会向阮班军求助。

一个月前，阮班军清空了公司租住的房屋，并着手办理公司注销手续。33岁的他决定做出改变，想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成家生子。

“反传销，这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行业。”阮班军说完，摇了摇头。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赵怡康、阿紫、李澜均为化名。

*本文由树木计划作者【凤凰WEEKLY】创作，独家发布在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