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足与不知足，中华显文化与潜文化_风闻

中国文化的特征，自足而不封闭。关于自足，说了中国的地理位置、疆域光大，人口众多这几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了中国的知足。但是这个“知足”是不周延的，一个方面它仅仅指圣上的知足，不缺吃不缺穿，自然知足；另一方面中国的农耕文化，使得生活呈现出稳定状态，四季轮回，所以只要不是兵荒马乱，大体知足。这是比较浅的层次上的，含混的分析。

我们下面再谈谈人性。从现代往古代推演，然后再推回来。

那现代来说，第一个说马斯洛。马斯洛讲需求层次论，安全、食物、享乐、自我发展。马斯洛的这个需求层次并不仅指当代人，而是说一切人，人类。我们发现，中国人也是吻合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小我到大我，也是这个路子。

第二个说叔本华以及尼采。叔本华说到生存意志，尼采说到权力意志，后来弗洛伊德说到本我、自我、超我，大体上也描述了人的类本质，而且比较有说服力。

这能不能用到国人身上呢？也能用的。

在西方中世纪，也是讲求克制的，克制便是知足。西方如果继续往前推的话，可以推到蒙田、斯多葛派、皮浪、第欧根尼，乃至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追求的是智慧，不是物质，自知自己无知，人对神应该谦卑。

因此，在整个古典时期，西方人也是知足的，被教育知足的。

然后我们再看东方。

西周的东西这里不说了，过于古拙，捋起来麻烦，我们说春秋战国。

诸子百家“知足不知足”？有的知足，有的不知足，大多数知足。

儒家是知足的。孔子最讲究谦虚，不讲求争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表彰在陋巷苦读的颜回。孟子也讲究知足，劝说梁惠王爱义不爱利，百里可王；墨家是知足的，墨家崇尚的是大禹路线，以苦为乐，节葬节用，非乐非儒，不过墨家相对的共产主义一些，以义为利，把为天下人的公益事业的奋斗作为利，这个利不涉及个人享受，所以也是知足。这是春秋时期的两门显学。

道家知足不知足？道家最知足，但是道家的知足和儒墨不太一样。春秋的时候打得比较文明，到了战国时代就比较惨烈了，所以道家的知足大体上不是在市井讨生活了，而是投身乡野，挖野菜啃树皮为乐了。因此，儒家的知足是一种安乐的知足，而道家的知足是一种被迫的知足，皮浪式的知足。

有一派不知足，法家。

法家讲信。商鞅立木，五十金酬之，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个赏，便是利了。由小利到大功，法家奖励耕战，张仪苏秦都不抚琴了。

而荀子提出隆礼重法，法后王，韩非提出事异则备变，都体现出一种进取心，皆言利。

这里我们可以小小总结：进取，是人性的本然，既是个体的本然，也是集体的本然，国家的本然，从动机到结果，一以贯之。

进入西汉之后，我们迎来一个不知足的时代。为什么？朝廷要用人。

刘邦用叔孙通行皇制，礼数规章建立起来了，举孝廉，建立官僚体制，有官便有利；吴王煮盐求利；汉武帝管制盐铁，独尊儒术，行勤远略，学习秦始皇，也开始不知足了。由于耗费过多，所以朝臣觉得武帝用的法家这些手段和理想，有点开历史倒车，要回到暴秦了，儒家的仁政爱民思想又回来了。武帝疲于压力，只好投降，所以法家的火苗，熄灭了。

思孟学派是孟子之后的一个儒家学派，他们把孔孟的思想进行了融合与丰富，形成体系化，浓缩成了《礼记》这样一本典籍。里面有些章节比较鼓舞人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代表了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主流。这种文化是知足的还是不知足的呢？看你怎么说了，你要从“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角度说，它是知足的；你要从“死于边野，马革裹尸”角度说，它是不知足的。

国人从小受蒙学教育，包括现在，主要培养的是还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样一种不知足，进取的文化。

所以我们看到，到了中央王朝时期，孔孟的学说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不再仅仅是缩在角落里劝善诸侯的腐儒了，而是端坐朝堂，给太子上课，制定教育大纲的荀子们了。它怎么可能是保守、知足的呢？即便是知足，也仅仅是要求阿斗们个人物质上的知足，班超那样平天下进取的理想还是要有的。

下面到了东汉以及三国，到了三国时期，文化起了变化。

儒学在东汉流入谶纬神学，大家都开始迷信，不太受待见了。

董卓篡权后，曹操开始动脑筋，把法家的一套拾起来了，奖励军功，一时间各路英雄归附，不服的则帮着刘备和孙权。军事人才、谋臣纷纷发迹。

有了新的现实，便有了新的意识形态，需要有人为曹操的潇洒背书，何晏、王弼、王粲首倡玄学；司马篡权，由于非暴力不抵抗政策，正始玄音变为竹林玄风，这标志着中国文化的又一次转型，但是这次法家的列车并不是开往曲阜，而是开到了漆园。

由于竹林玄风的倡导者多为大族，因此尿的比较高，成为雅痞文化。正话反说，反说正做，名义上是知足，实质上是造反。

但是这股风到了民间，就变了味道了，成了混世主义，麻木不仁了。

而这时候，佛教进来了，通过格义，释道合流，这才真正带来了中国后世“知足文化”的发端。而造反毕竟折腾不长久，贵无也变为了崇有，无可无不可了。

在三国两晋时代，西土的文化造诣超过了华夏。这种“解空”的哲学让汉家从惊愕走向崇拜，经过乱世的培养，便在大江南北生根发芽，成为显学。只要不统一，它就有土壤，最要命的是，即便统一了，由于长期的浸润，已经摆脱不了它的解构世界与人生的方式了。

从唐末到宋朝，从韩愈到朱熹，开始努力地重塑汉家文化，特别是到了朱熹时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建立理学大统。但是遗憾的是，不管是道家还是佛学的结构，都融入进了“理学”的血液。只不过在蒙学中找不到，但是在对社会伦理的辨析与争吵中，还是在用佛家、道家的术语来解释儒家的生活。

解空、贵无换了一个行头，变成体认天理，日新变成了人欲，需要灭掉。这得到了执政者的欢喜，所以当元、明取代了宋之后，“存天理，灭人欲”成了新的儒学圭臬。

阳明时代，虽然摆脱了朱熹的格物，但继承了佛家的归寂。他也是静坐，他的学生们各奔东西，除了王艮讲究百姓日用知道之外，王龙溪、聂豹都坚持静中体认本心，还是禅宗。

明末大儒刘宗周推出“诚意，慎独”，仍旧是静坐。

只是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傅青主才真正开始摆脱佛学的羁绊，开始讲汉家语言，以刚猛精进的学术路子为生民重新立命，标志着“不知足”的儒学开始在民间复生。

剩下这段，便是老纪的事了。

康熙、雍正、乾隆三世，汉学转入考据学，彻底与革命88，成了遵命儒学。戴震有一个小高潮，但也是跪着造反，一般人看不出来，直到了晚清章太炎、胡适才开始挖掘，已经晚了。

而郑板桥“难得糊涂”，正是整个清朝士子知足常乐无奈的注脚吧。

小结：从佛教文化的传入，到理学、心学的轮替，加上清朝文字狱的压迫，使得中国精神界养成了一种长期看空、看无的隐忍、退缩文化。其中有些进取的余絮，如儿童教育，如朝代更迭，如《海国图志》，但木已成舟，不可复雕。到了维新派时期，谭嗣同、章太炎力倡变革，风气才为之，又一变。

（上古时期，文化上可窥一斑。希腊神话的火种是盗来的，我们是钻木取火战胜自然得来的。末日洪水，西方是诺亚方舟避难的，我们是大禹治水，还成功了。西方把太阳神赋予绝对的权威，我们却是后羿射日，还有个夸父逐日渴死在阳谷。希腊的宙斯是宇宙之王无可亵渎，我们有个刑天舞干戚，头掉了还能与天帝作战。我们还有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这些抗争不屈，民族的精神，到底是知足还是不知足呢。）

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就批开了儒学，到文革时期，墨家、法家成为主导哲学。改革开放后，进入法、道并用时期。休养生息是道家，改革开放是法家，但同样也是儒家。是真法家、真道家，真儒家。

说到真法家，是重新回到了“信”，回到了奖励耕作这个层面，联产承包了，你的就是是你的；另一方面，对外开放，吸引人才技术，进入谋利时段，也是法家特征。

它同时也是道家，休养生息，无为之治，不干涉公民活动，任自然。

而且它同时也是儒家，治国平天下，发展是硬道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里面也有儒家的进取与淑世精神。

是不是墨家呢？艰苦奋斗，便是墨家。

是不是纵横家呢？韬光养晦，和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站在一起，既是道家，也是纵横术。

你说我治不了贪官？中央委员抓了多少？候补委员抓了多少？我是不是法家？

到今天日子好了，国家富了，又加上了有所作为，中国智慧，这又绝逼是儒家了。

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小结：中华思想有相互抵消的方面，但是将之用于适当的时期与领域，都可以有所作为，并行不悖。

在开篇的时候，介绍了马斯洛、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这些学者的学说特点是真实，强调人的需求，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是什么呢？我们扪心自问的话，大体不脱马斯洛的框架。首先是动物性，食色之性，是人欲。对于衣食住行的享受，对于异性的追求，这是动物性的一面。动物性之外，还有社会性，我们在说起社会性的时候，一般将之理解为道德，理解为动物性的反面，这个说法在中国来说，受谁影响？

受理学影响，是改头换面的理学。所以社会性就成了喋喋不休的说教。

另一个方面，社会主义学说与理学也有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求是什么？是集体主义，这个集体主义要求什么？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用在教育方面主要是爱国。不强调爱个人，而强调奉献个人，奉献给谁？奉献给集体。人欲有没有？有！但你必须奉献给国家，才算崇高。

在具体规则上，体现为听指挥。开会第一个要求和最后一个要求是什么？统一思想，统一到……的思想上来。这便是社会主义的议事规则，这是法家的议事规则，也是儒家的议事规则，使人不明觉厉。名义上是统一到党、国这些高大上的名目上，但实际效果就是：“谁也不准逼逼，我有天雷。”让你抄党章你就抄党章，让你听报告你就听报告，然后这要务就结束了。

这是什么家的学说？

这种新的遵命哲学，也就产生了新的“知足”哲学。

人的真实意见被虚假粉饰的命令哲学压逼到了角落，无从发出，只得兴叹：知足吧！你一定要知足啊！知足才能常乐啊！

知足是什么？这时的知足不是高妙，而是无奈。

所以当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会说：“好好学习。”而当然踏上工作岗位之后，曲风大变：“多做事，少说话。”因为我们知道青年人他是不知足的，所以很容易在知足的环境里把握不好方向，招灾惹难。

一代传一代，一辈传一辈，人人知足，人人常乐的文化便养成了。

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并不等于简单的人的动物性与社会性的对立。人欲里面也有社会性部分。譬如老桂吃饱了，要听听书，练练书法，逛逛黄金，这也是人欲；例如在一个单位呆的烦了，另谋高就，这也是人欲。

我们从小学受教育，是要修齐治平的，这就是人欲。因为人的本性就是寻求一种自我实现，自我理想，就是他的意志、想法、好恶的展开过程，只不过君子好财，取之有道罢了！这个道，这个社会性，与个体道德并不构成矛盾，反而是一些虚假的、命令的、权威的制度、规则在压制这种欲望，名之曰而不知足，而知足文化恰恰是为这种制度背书的！从古至今，皆是如此。

但在光天化日下，大家都在欣赏着这件皇帝的新衣，为其面带笑容地鼓掌，有时还希望披上它，这是民族劣根性的表现之一，是主体性的丧失，是奴性的变种。

批判部分完了，然后再给个甜枣，谈谈知足文化的好处。

知足文化有什么好处呢？

主要用于疗伤，省了看心理医生的钱了。

你想啊，你这么多理想，好高骛远，难免碰壁，心里怏怏不乐，怎么办？

哎呀，没病没灾的，已经不错了呀，知足，是治疗急火攻心的好方法，又称闭关。 

另外呢，知足也是排遣掉无聊骚扰的好方法。最好的例子是庄子，周也出乎材与不材之间，不与孟子抢风头，然后偷偷地写日记，以证明自己是个最大的才子。这是以消极的知足掩饰积极的不知足的好手段，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