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死不如赖活是人生的最高价值 ——驳“自杀辩护、享乐主义与好死不如赖活”_风闻

好死不如赖活是人生的最高价值

——驳“自杀辩护、享乐主义与好死不如赖活”

杨瑞华

且不谈自杀没有任何理由辩护（除身体损伤造成的痛苦，超出承受能力的自杀外），单就此文为享乐主义自杀辩护，鄙视好死不如赖活来谈，也是无知的自视清高论调：

一．无知：

因为享乐方式千千万，此文所列举的享乐主义事例仅是其中几种而已。

好死不如赖活的最低价值，就是个人享乐主义。个人感到赖活比好死要享乐，为什么要死？

此文鄙视赖活的人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吗？

赖活的人还真的鄙视那种好死的人呢。

二．自视清高：

好死的人心理脆弱：思想僵化；不适环境；目光短浅：极端自私，不顾他人……

这种死法的人还配自视清高？

真正清高的当是赖活人：

赖活的人心理稳定，思相灵活，适应环境；目光长远；公私兼顾，联想他人……

三．为什么好死不如赖活是人生的最高价值？

“赖”通指不如意的客观环境，甚至恶劣的环境生存。在这种环境中生存，这种环境才体现人生的价值。

“好死不如赖活”所产生的源头，是来自于一个人消极的情绪，当一个人受到一定打击的时候，是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因素的，但是，他们又不甘被这个消极因素击倒，就有了“好死不如赖活”的自我修复的情绪反抗，从而让自己产生更进一步的自我安慰：活着总比死了好，因为哪怕你痛痛快快地死去了，但这样的痛快的好死，是一切现实的结束，包括自己对未来的所有“希望”！

反过来，只要活着，有时候，哪怕暂时活得很痛苦，很绝望，但总是存在着“希望”! 也许这个“希望”在遥远的未来才可能实现，可是再怎么说，这还是“希望”啊！等你实现自己这个“希望”的时候，就是你出头的日子来了。甚至咸鱼翻身，再造自己成绩的辉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好死不如赖活”具有人生的最高价值。

古今中外最典型好死不如赖活，莫过于“卧薪尝胆”。

《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记载：“春秋时，吴灭越，越王勾践入臣于吴，吴王病，勾践用范蠡计，入宫问疾，尝吴王粪以诊病情，吴王喜，勾践遂得赦归越。”作为一国之君，去给另一个国君尝粪便来诊断病情，勾践得需要多么强大的内心，得承受怎样的屈辱，这，只有他自己知道，满身伤痕，满怀悲愤，暗夜里独自舔舐伤口，所有的经历，都成为勾践日后复仇和奋起的动力。

勾践是个实力派演员，他的表演如火纯情，让夫差彻底放松警惕，甚至产生了负罪感，有一次，夫差在姑苏台上看到勾践衣衫褴褛的干活，觉得他好可怜，反思自己是不是做的太过分了。于是，他决定放虎归山。

之后便有了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故事，他采纳大臣逢同进献的“韬光养晦”计策，勾践亲自参与劳动，他的夫人也亲自织布。他们生活简朴，与百姓同甘共苦，每餐只吃一种荤菜，不穿两种以上色彩的衣服。勾践的低调再次骗过了吴王夫差，夫差放松了对越国的戒备，使越国顺利实现了复兴计划。

最后一举歼灭吴国。

勾践好死不如赖活，实现了人生最高价值。

[附原文]

自杀辩护、享乐主义与好死不如赖活

陶东风

​

什么是“自杀辩护”（justification of suicide，直译为“对自杀的正当化证明”）？自杀辩护就是把自杀行为视作正当。自杀是自己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为自杀辩护的前提，是认为维护人的生命存在（自然或身体意义上的生命存在）并使之达到最大长度（活得尽可能长），并不是人生的最高价值或最高目标。

比如说，对一个因为恋爱失败而自杀的人而言，不能与己之所爱在一起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还不如死；

对于一个热爱自由的人，与其像奴隶一样活着，还不如死（不自由毋宁死）。大凡有精神性信仰的人，都不会认为自然意义上的活着和长寿就是存在的最高目的和理由。

因此，一旦因无法实现比生命更高的价值，或因为某种他看得比生命更重的价值（比如人的自由和尊严）受到玷污，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也就是正当的，不应该受到谴责。

问题在于，古代的享乐主义并没有精神性的价值追求，但阿伦特仍然说它也赞成自杀，为自杀辩护。这是为什么？

我的理解是：即使是享乐主义也不信奉“好死不如赖活”，并不追求生命的绝对长度，而是追求生命的所谓“质量”，为了追求这个“质量”，可以放弃生命的长度。

这个“质量”在古代享乐主义那里就是生命快感的强度（相对于生命的时间长度），高强度的感官刺激（纵欲、酗酒等）。快感的强度（极度快乐）虽然不是什么精神性的信念或价值，但却仍然比单纯的长寿值得追求。古代享乐主义并不追求长寿，只追求快乐。活得长不如活得乐。因此，他们并不反对甚至于鼓吹纵欲，尽管纵欲会影响生命的时间长度，甚至导致短命，无异于自杀。比如，中国享乐主义的经典文献《列子.杨朱》写道：“意之所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性。”只有“意之所为者放逸”，也就是纵欲恣肆，才符合“人性”和“养生”，否则就是压抑“人性”。只有“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才是享受生命。能够这样享受生命，即使只能享受一年、一月甚至一日，都是值得的；否则，压抑自己的欲望，“戚戚然以至久生”，即使活到百年、千年、万年，也是不值得的。如果我们认为或者就是人生至善，那么，这种享乐主义实际上也是在鼓吹一种“自杀”：通过纵欲的方式“自杀”。

阿伦特认为，肇始于西方的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以边沁为代表）的现代享乐主义，奉行的是“生命自身的原则”，即活着高于一切（这里的或者包括个体生命或人类生存）。在这里，“作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生命本身永远是其他一切事物的最高标准，个人的利益以及人类的利益总是被等同于个人的生命或种族的生命，仿佛生命理所应当是最高的善。”（《人的境况》）阿伦特认为，即使古代的享乐主义也不鼓吹这种唯生命主义，其证据是古代的享乐主义有“自杀辩护”，而现代的唯生命主义却没有。

大约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把现代的享乐主义，亦即唯生命主义，排除出真正的享乐主义或视作是享乐主义的“另类”，因为它缺乏自杀辩护，即使是享乐主义意义上的自杀辩护。阿伦特认为这是一种“最粗鄙，最非批判的生命哲学。”

遗憾的是，中国从古至今的“好死不如赖活”哲学，恰恰就是这种连真正的享乐主义都够不上的唯生命长度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