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的抗争史：被迫嫁给3个男人，12年后我终于逃回家乡_风闻

母亲的回家路

噩耗

1999年农历3月20日，四川渠县临巴镇凉桥村何家湾西口，邓国友老两口呆坐在门前的高板凳上，一个不停吧唧着旱烟袋，一个在低声啜泣，两个孙子向学校请了假，刚上六年级的邓小文坐在门墩上声嘶力竭地哭嚎，小孙子邓小武年龄尚小，面无表情地陪坐在哥哥身旁，偶尔跟着哭两声。

堂屋中央，邓玉明的尸体被白布盖着，睡在草席上。妻子蒋贵兰在旁边看守。刚过去的24个小时，除了要承受突来噩耗的打击，晚间长征式的谈判更让她身心俱疲，这个女人到了崩溃的边缘。

昨天下午，邓玉明在隔壁双河村杨二娃家的砖窑干活时被垮塌下来的土块砸中腹部，工友们抬着他赶往临巴镇医院，半道上就掉了气。蒋贵兰和公公邓国友得讯赶到时，邓玉明已经被摊放在一辆四轮车货厢里。

晚上，村支书邓益青领着几个支委，召集杨二娃一家、蒋贵兰和她的公公邓国友等十几个人在砖窑旁的工棚里开会，协商抚恤金的问题。

谈判过程中，邓国友未发一言，这个常年在街上卖鸡蛋和蔬菜的生意人似乎丧失了讨价还价能力。儿子的去世，让他初尝心痛的感觉。蒋贵兰全程只提了一个要求：不要抚恤金，村上和杨二娃一起安葬邓玉明，抚养两个孩子到18岁。

拉锯了很久，双方意见很难达成一致，天快亮时，谈判才有结果：杨二娃一次性赔偿8000元，交由村上分配至邓玉明家的每一个人，另外单独拿出600元作为邓玉明的安葬费。

邓国友、蒋贵兰像木偶一样被人拉着手在合同上按下指印。邓玉明的尸体被运回家盛殓入棺，架设了灵堂，请阴阳先生看完地，做过一晚道场，隔日就被一群人抬到地里下圹掩埋。

整个生产队的人都为邓玉明的死感到惋惜。平日里，凡是有哪家需要人手帮忙，这个有着一膀子好力气的年轻后生总是随叫随到，跟在自己家里干活一样，做事干净利落。他没有多少言语，唯手勤，赢得了全村人的赞许。

在邓家，除了贵兰为邓玉明的死感到伤心欲绝，大儿子小文那些天把嗓子都哭哑了，很难接受父亲的离去。小文12岁了，很快就要读完小学，他早就知道邓玉明不是亲生父亲，但仍不能接受邓玉明去世的事实，自懂事以来，天天陪伴他的只有这一个爸爸。

过了两天，蒋贵兰找来几个人帮忙把邓玉明的坟头垒好，烧完灵房，就打发小文和小武回了学校，她仍旧跟往常一样，继续在田间地头劳作。

离家

对蒋贵兰来说，似乎命运从来不曾眷顾她，只有贫穷和低贱长期笼罩在头顶。

1987年，贵兰为前夫付少强生下第五个孩子，在这之前，他们已经有两儿两女。当时，计划生育的狂风还没有扫过陕西紫阳县东木乡的巍巍群山。

新生命的到来，给一贫如洗的家庭增添了不少负担。蒋贵兰整日在地里刨食，维持全家的一日三餐。丈夫除了吃饭和睡觉，偶尔象征性地搭把手，其余时间都是拖着一把套绳在山里游逛，从来没有带过野味回家。

蒋贵兰的娘家在当地有些实力，除她之外的五个兄妹家境都不差。唯一的兄弟是东木乡的二把手，六妹是安康汉滨区卫生院的儿科医生。贵兰在家里排行老三，因兄妹比较多，12岁时被当成童养媳送到丈夫家里。贵兰过去的时候老爷子还在，家道没有完全衰落，后来才被丈夫一步步把家败了。

蒋贵兰没上过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脑筋活络，为人处事毫不逊色于常人。她有着超乎常人的心算能力，缴纳公粮、提留款、教育集资，粮食菜蔬、油盐酱醋买卖之类的事从不会有毫厘差错。在她的操持下，这个孩子成群的家庭还算过得下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付家老爷子去世时，交到付少强手里的房子是一个完整的四合院。到了1981年，经过几次变卖，就只剩下两间正房，勉强够一家人遮风挡雨。对丈夫的败家行为，贵兰从来不敢插嘴，她已经多次领教过这个男人的拳脚。

作者图｜贵兰老家的土墙瓦房

第五个孩子出生后，贵兰已经做好逃离的准备，要离开这个令她心灰意冷的丈夫。

夏天的某个早晨，贵兰与丈夫因为一点琐事大吵一架。她背起刚满半岁的小儿子摔门走了。付少强以为贵兰还跟往常一样，只是回娘家或者到姊妹们家住几天就回来，没有阻拦。他没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见到贵兰和小儿子。

贵兰没回娘家，也没去找她的兄妹。她背着小儿子，沿着通往县城的公路行走，不知往哪去，只想走得越远越好。夜幕降临时，她靠双腿丈量了40公里，来到县城边上的向阳镇。

她曾经来过这个地方几次，那是给曾在这里修铁路的丈夫送饭，当时的工地就在向阳镇火车站。这时她意识到，需要找地方歇脚，自己不打紧，身边的小奶娃可受不了那份罪。

贵兰来到向阳镇火车站的候车室，想在这里住上一晚，等明天再原路返回，或者到安康幺妹家耍几天。

这个车站每天只有两趟往返达州与安康的733/734次列车停靠，那是每个小站都停留的慢速绿皮火车。向阳站是紫阳最大的货运车站，每天无数车皮将当地的茶叶、板石和钡矿石从这里拉往全国各地，夜间的候车室不关门，留给货场的搬运工留宿休息。

那天晚上，孩子很闹腾，不停地哭，怎么都哄不住。候车室里除了几个进入深度睡眠状态的搬运工人仍在打鼾，大多数人都被孩子的哭闹声吵得无法入睡。在贵兰旁边的条椅上，一位带着三岁左右男孩的中年妇女看出了她的窘迫，主动上前关心她和止不住哭声的孩子。

贵兰从早到晚一直在路上行走，早已腹中空空，实在没有奶水喂饱孩子。小婴儿不会像她那样咬牙挺一阵，只知道用哭声来表达诉求。对孩子哭声的辨识能力，带过孩子的女人是专业的，中年妇女把一个奶瓶递给贵兰，里面是她给自己儿子冲兑的藕粉。

这个陌生人的小小举动，让贵兰感到无比温暖。

孩子喝完奶瓶，安静地入睡了。中年妇女变魔术似的，从条椅下的编织袋里拿出酥肉、油粿、炒花生之类的干粮，塞到贵兰手中，热情的劲道让贵兰没有机会拒绝。

贵兰向中年妇女道了无数次感谢，这些东西对饥肠辘辘的她，就是雪中送炭。她边吃边与这位中年女人低声攀谈。

中年妇女叫邓玉英，39岁，家住四川渠县临巴镇凉桥村，老公姓杨，是生产队的小组长。两口子在农闲时外出卖力气赚些零碎钱贴补家用，没有固定工作地点，一般都是跟随货车皮在襄渝线上流动，这两天准备坐回川的货车赶回老家收割水稻，今天刚到向阳镇，遇上车组重编，要耽搁半天，所以临时在这候车室住下了。

从未出过远门的贵兰回想自己的婚姻生活，又听到这位中年女人讲了她的经历，羡慕和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聊到最后，贵兰称呼中年女人邓姐，便很自然地谈起自己曾经那些阴暗的日子，从12岁当童养媳嫁到丈夫家讲起，直讲到今天这场漫无目的的离家出走才结束。

邓玉英邀请贵兰到她四川的家里做客，等家里水稻收完，再一起搭乘北上的货车回陕西。贵兰清楚眼前的处境，感谢邓姐的邀约，她没有拒绝，准备带着孩子来一次长途之旅。

第二天下午，贵兰和邓玉英一行坐上入川的货运列车。这是贵兰第一次坐火车，感觉并不美好，他们和搬运工人们站在车厢里，萦绕在身边的是拥挤、黑暗、炎热和令人窒息的腥臭味。向阳镇离达州火车站只有200公里的路程，他们坐的闷罐子车用了20个小时才到达。

两个拖带着孩子的女人，不想继续拥挤在黑暗潮湿的铁笼里，在达州车站下车后，就在候车室歇了一晚。这里离临巴镇车站有60多公里的路程，中间7个小站。第二天早上八点，他们买了828次列车的车票，每张票价4.5元，贵兰出门时没有带钱，费用都由邓玉英承担。

这段行程只需一个半小时。贵兰倚靠在车窗边，看着闪过的山水、树木、田园、村镇，所有事物都那么美好，尤其是火车进入四川盆地之后，出现的与陕南家乡不一样的地貌。她感到十分新鲜，老家山高林深，几乎没有水田，农作物除了玉米就是土豆，看着窗外一望无际的水稻田，简直跟做了场美梦一般。

在临巴镇火车站下车后，约半小时路程就到邓玉英夫妇家。邓玉英的丈夫祖上也是很风光的人物，家里修了很宽的房子，后来丈夫和小叔子分家，原来的房子一分为二，连体的青砖瓦房屋檐下开了两道大门，门口的地坝是生产队集中晾晒谷物的场所，面积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

当时家家户户都忙着收水稻。他们歇息了两天，玉英家的水稻也开镰了，在队上找了几个人帮忙，约莫两天时间就全部收割完，脱粒后堆晒在门口的晒场上。那些天，全队都在玉英家门口的地坝晒稻子，没有划分割线，但每家每户都知道应该将稻子堆晒在什么地方。

晚上大家把谷物聚拢在一起，似一座座小山。人们拖出凉席睡在谷堆旁，一是为了躲避房里的燥热，二是防止晚间天气有变，有足够的时间采取措施防止稻子被雨水浸泡。

全队人夜间都聚在一起，谈论收成、预判晚间的天气，一片热闹腾腾的景象。在土地包产到户之后，这样的场景每年只在这几天才能见到。

蒋贵兰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热心的妇女们争相来到玉英家，要亲瞧一眼这位陕西来的女人，送些家里新炒的花生、小孩的奶粉米糊之类。贵兰白天随玉英一家人在田里劳动，夜间跟随着这群庄稼人分享丰收的喜悦。

在大家眼里，贵兰在田间地头劳作是一把好手，比好多男人还要胜出一筹，待人接物也有分寸，性格腼腆但不自卑，皮肤略黑却有光泽，在整个生产队的妇女里面，算得上出类拔萃。

人们从玉英口中得知了贵兰不幸的婚姻，都替她感到惋惜，母子二人更增添了一丝怜悯。

成婚

半个月的光景，生产队的水稻就收割结束，晒干的稻子经手摇风车吹去秕谷和杂物，装进了各家的粮仓。贵兰准备辞谢邓玉英夫妇，要赶回陕西老家。

玉英再三挽留，贵兰仍要坚持回陕西，因为那里还有她的四个孩子。在她启程前夜，隔壁队的邓玉明找到玉英，请她帮忙向贵兰说一下，想要娶这陕西来的女人。

邓玉明和邓玉英是隔房的堂兄妹，那时已经26岁。他比蒋贵兰小11岁，家里两个老人，还有一个傻子哥哥和一个20岁出头待嫁的妹妹，全家老小仰仗他一个人养活，家境有些困难，所以一直没有成家。

玉英对邓玉明家里的情况再清楚不过了。她的娘家与邓玉明家相隔不足百米，出嫁之前，两人的关系胜过亲姐妹。玉明是个忠厚老实的大孝子，瘦高个子，脸庞英俊，20多岁显露出超越同龄人的成熟，更有一把好力气和殷勤的双手，深受村里人喜欢，如果没有那个整天无所事事，只会给人气受的老头子邓国友拖后腿，家里的光景早就跑到人前了。

邓玉明的父亲，全村的人都领教过。玉英平时叫他二爸，但一直以来都对这位神仙能躲就躲，在娘家的时候没少受这个老头欺负。她希望蒋贵兰留下，跟堂弟一起过日子，却不敢想象这位善良的陕西女人到二爸家会过上什么样的日子。

最终，她还是答应了堂弟的请求，竭力撮合他和贵兰。

当天晚上的场景，跟贵兰在火车站初遇玉英时有些相似，只是地点换成了玉英家的卧室。玉英将邓玉明家里的情况毫无保留地讲与贵兰，也跟贵兰讲到了老头子邓国友的古怪脾气。她劝贵兰多忍耐一点，等到以后把老头子送老归山，家里光景一定会好起来。

她劝贵兰不要回到原来那个不幸的家，既然选择出来了，就再往前迈一步，毕竟这边的条件比陕南还是好很多，只要日子过好了，以后可以回去把孩子们接过来享享福。

在玉英的劝说下，贵兰再次做出重大决定。她要留在这里抚养小儿子长大，待站稳脚跟就回陕西跟现在的丈夫离婚，接回家里的四个孩子。

邓玉明在玉英家里住了半个多月，他跟着贵兰一起帮忙给玉英家做农活，两个人每天结伴出山劳动，或者带着孩子到临巴镇上转悠。临巴镇码头上南来北往的船只停靠得密密麻麻，两个人乘坐过河船到河东的沙滩上吹风，或者跑到繁华的农贸市场看琳琅满目的农副产品。在蒋贵兰眼里，这些新鲜的东西即便在陕西老家的县城也很难见到。

作者图｜临巴镇码头的渡船

几天短暂的交往，男人赢得了贵兰的欣赏，让她无法抗拒。贵兰在玉英夫妇家住了不到一个月，便跟着邓玉明走了。如果知道后面有一个恶魔在等待自己，她恐怕不会草率地把后半生交待给这个男人。

邓玉明接走贵兰时，给玉英家捉了一对公鸡，买了两包白糖，为贵兰和孩子各做了两身新衣服，买了一些小孩吃的豆奶粉。

玉英送贵兰离家，没有过多的祝福，只交待她无论如何都要好好过日子，说自己只是邀请你来家玩几天换换心情，谁料今天给你当了一回媒人，恐怕往后的缘分就断了，嘱咐贵兰多多保重。

玉英的那番话让贵兰难以理解，但是后来的情况正如她的预判，真是自古媒人难做。

邓玉明四处托关系，给贵兰母子上户口，问村上要土地。最后村里决定：没有多余的土地给贵兰母子，也没法把贵兰老家的户口迁移过来，只能解决孩子的户口问题。贵兰带来的孩子被起名邓小文，在村上落了户。

村上还给邓玉明和蒋贵兰发了一张盖有公章的结婚证。据事后了解，邓玉明为了这张结婚证，将家里仅有的几只还在下蛋的母鸡都贡献出来，还免费翻盖了村委的办公室。

贵兰的境遇并没有太大改善，一家六口住在两间低矮的土坯房里，屋里没有像样的家具，桌椅板凳都已包浆，脏得看不出来材质。两间正房里各铺了一张床，老头子邓国友睡着一张，老伴和小女儿邓玉梅睡另外一张，邓玉明的傻子哥哥睡在隔壁柴房里。

贵兰来家之后，在厨房的草棚里用竹篾圈起一块地方，夜间，贵兰母子和邓玉明一起挤在搭建的简易床上。

一日三餐几乎是一成不变的稀饭加咸菜，贵兰对此没有丝毫不满足，和邓玉明没日没夜在田地里耕耘，不放过任何能种下一棵作物的角落，将少得可怜的土地利用到极致，但每年仍要经历一个月左右的饥荒。新的一季庄稼收割前，邓玉明挑着箩筐每户借三五十斤粮食，待新粮打下又挨家归还。

那些日子里，贵兰大部分时候吃饭都是在地里完成。小姑子邓玉梅带着孩子，除非孩子饿得哄不住了，才抱到地里让她喂一口奶，晚上睡觉时，小姑子也会把孩子带在身边。

看着孩子面色泛黄，日渐消瘦，贵兰多次跟邓国友提起给孩子增添些有营养的食物，但老头子对她置之不理。邓玉明帮着贵兰说了几次好话，但收效甚微。

邓国友每天会清点一遍家里鸡蛋的数量，谁都不要想偷吃一个。他将换来的钱悉数装进腰包，或者给自己换些零食，床头的箱子里总是放着一些水果、糖果和饼干，用一把挂锁锁着，晚间睡觉时，从没停过嘴。

逃跑

为了防止贵兰逃跑，老头子全面掌控着家里的每一分钱。他指使女儿邓玉梅将贵兰的身份证及随身携带物品骗过来，不知藏到了什么地方。

贵兰嫁给前夫时，娘家人陪嫁的一对银手镯也被邓国友偷出来，拿到市场上换了30块钱。为了更好地融入邓家，贵兰竭力避免和邓国友发生正面冲突。但对方的无理取闹总是阴魂不散，令她避之不及。

1987年秋天，地里菜蔬大丰收，邓国友让贵兰夫妇帮忙挑到市场上出售。给邓国友交账的时候，老头子觉得他们卖的价格太贱，指责贵兰起了贼心，私吞钱财。

邓国友有一帮做牛羊生意的伙伴，被他奉为座上宾，贵兰不敢怠慢老爷子的这帮朋友。初来邓家那两年，这些人长期在家里谈生意，她必须放下农活做饭烧茶伺候。

1988年夏天，邓国友和他的伙伴们为一单生意拉扯了很久，在家一待就是十来天。某天恰遇贵兰忙于农活，午饭时间比平日晚了半小时，被这帮人报以不满，邓国友当众责骂贵兰没有教养，是一个扫把星，让她滚回陕西不要再出来祸害邓家的人。

邓国友辱骂贵兰，邓玉明在一旁只是安慰她。他是手艺人，农闲或者下雨的时候编一些背篓、簸箕之类的物件交给邓国友到镇上变卖；他在离家不远的双河村口租下一间茅草房，逢赶集的时候，与小徒弟一起给人打些锄头、犁铧、铁耙之类的农具，回家之后将挣来的钱全部上缴给老头子。

邻近几个生产队的住户有翻盖房屋的需求，也找他帮忙，邓国友见儿子常常被人耽误家里的农活，到处说人坏话，弄得大家都不好意思，只好给他付工钱，这些钱最终也要交到邓国友手里。

邓玉明的勤劳和敬业没有给贵兰母子带来安全感，她很多时候还得依靠外人才能摆脱困境。

邓国友的侄子名叫邓玉泉，是带着贵兰母子来四川的邓玉英的哥哥，住在他家隔壁。他长着一米八的个子和一副让人见而生畏的面庞，平日不称邓国友二爸，而是直呼其名，邓国友对他有些惧怕。

贵兰初来时，邓玉泉有心领养她的孩子，对她们母子格外关照。看到邓国友无端责骂贵兰，他总会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镇住场面。后来，他的大女婿被招赘上门，就丢掉收养孩子的想法，对贵兰家里的事情不再过问。

1988年冬天，贵兰第一次用逃跑的方式向邓家人提出抗议。

小姑子邓玉梅叫嚷着要吃炒米饭，贵兰到厨房热饭时用掉一个鸡蛋，被邓国友撞见。老头子责骂贵兰败家，贵兰如实交代是小姑子安排她做的，却让老头子更来气，说贵兰不仅嘴馋，还把屎挑子扔给别人，不由分说就要一耳光打到贵兰脸上。贵兰本能一躲，老头子没能得手，便揪住她的头发，使劲往院坝里拖，扯掉一大把头发，撕心裂肺的疼痛感让贵兰几乎哭不出声来。在地里干活的邓玉明赶回家，老头子顺势往地上一躺，大声嚎叫贵兰把他打了。

还有一次，小姑子责怪贵兰兜不住事，跟她发生争执，邓国友捡起一根竹篙，朝贵兰身上、腿上狠狠招呼。贵兰忍着疼痛跑到院里，老头子追打了几百米，她身上皮开肉绽，衣服被鲜血浸透，腿上的几道淤痕触目惊心。围观的人群拉扯住老头子，才制住这场家庭暴力。

贵兰从小姑子手中夺过孩子，要带小文回陕西。邓玉明紧跟在身后，只顾劝她回家。他们在候车室坐了一下午，直到重庆到达州的827次列车远去，才起身离开。

她和玉明去邓玉英家，玉英帮堂弟安慰贵兰，责备自己不该把贵兰介绍到二爸家里，大哭一场。贵兰见这位隔房的大姑子跟着伤心，心里的怨气消了一半，又跟着邓玉明回到家。

贵兰与邓国友的关系变得不可调和，从言语争执逐步演变为惯常的家庭暴力。从遭遇邓国友的棍棒那刻起，贵兰就开始筹备逃跑计划，三个月后，她第一次付诸实施。

那是初春的深夜，贵兰偷偷背起小文，沿襄渝线往陕西方向走，准备沿着铁路走两站，中途再坐827次列车赶去达州。几束手电筒光跟在身后，隐约听到有人呼喊她和孩子的名字。她把小文从背上解下，带孩子躲进铁道旁的涵洞，轻轻捂住小文的耳朵，希望躲过手电筒的视线范围。

眼看手电筒的灯光远去，她却在出涵洞口时摔了一跤，惊醒梦中的小文。孩子哭闹不止，光线很快循声而来，将母子二人拦截下来。

贵兰偷跑过很多次，但身无分文的母子俩最远只跑到临巴镇火车站，就被邓玉明或者邓国友找的人追回去。她想念家里的孩子、娘家的兄妹，一直没有放弃逃跑计划。直到贵兰在邓家生下她的第六个孩子，回家的念头依然镌刻在心。

1989年7月，贵兰在邓家生下一个儿子，取名邓小武。邓国友把小武奉为至宝，整日形影不离，再也不正眼瞧看两岁多的小文，也不再像之前那样担心贵兰的逃跑。

小孙子降生的同年，邓国友家里发生了两件大事：邓玉明的傻子哥哥一顿饭偷吃掉十四个馒头，被活活噎死；贵兰的小姑子邓玉梅嫁到县城边的平桥镇上。

贵兰夫妇依旧跟往常一样，农忙时一块播种、收割，邓玉明在农闲时外出做零活，打铁和编蔑的营生一直没有放弃，粮食依然不够吃，每年要挨过一个月的饥荒，贵兰夫妇和两个孩子挤在一张简易床上，老头子的脾气还跟茅坑里的石头一样，这个家里隔三差五都少不了一场规模不定的争吵。

屡次失败的经历，又多了一个孩子的拖拽，贵兰的逃跑计划越来越难实施，逃跑的频次越来越少，她只盼着老头子安分一点，自己少受些罪。

希望

1993年秋天，邓玉梅夫妇把刚满一岁的女儿扔到娘家，由邓玉明一家人帮忙看管，两口子到东莞打工。小文也快七岁，到了上学的年龄，邓国友总说孩子还小，可以再给家里干一年农活。他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个睁眼瞎，照样活得很好，想不出来上学有什么意义。

为了让邓国友同意小文上学，贵兰找隔壁的邓玉泉夫妇帮忙劝说，但老头子油盐不进。她又找到村上的邓益青支书，刚好村上忙着落实上级义务教育的指标，支书亲自上门做老头子的思想工作，挨了一顿臭骂，也无计可施。

贵兰到镇上派出所寻求帮助，对方经不住她的软磨硬泡，派两个民警上门给邓国友做思想工作。老头子看到民警腰上闪闪发光的铐子，心里发虚，只得答应让小文去中心校上学。

作者图｜小文的学校现已更名

邓国友的亲孙子小武一直不服他的管教，老头子责怪贵兰在孩子面前说他的坏话，导致爷孙关系不和。他看见亲孙子跟自己有间隙，转而对外孙女格外呵护，对女儿邓玉梅一家人也特别关照。

小武越来越调皮，经常被老爷子训斥，有时候还得受点皮肉之苦。

有一回，小武去老头子的床头箱子里偷饼干，不幸被逮个正着。被老头子痛骂一顿之后，他将饼干全部扔进茅坑。邓国友被小武激怒，一巴掌将他打翻在地，嘴唇开裂，鲜血直流。最后，小武的嘴角被缝了几针。贵兰抱着病怏怏的小武，直呼老头子的名字，骂他没人性，竟对四岁多的孩子下死手，如果小武被打死，定要拉他偿命。

她突如其来的爆发，让老头子措手不及。很多人来到邓家的院坝里围观，对贵兰的支持呈一边倒的态势，不停指责、咒骂老头子。

小武很长时间都没有缓过劲来，变得少言少语，甚至有不知情的人把他当成哑巴。他的左耳流了半年脓水，最终聋掉了。

那天以后，邓国友不可一世的气焰收敛了很多。

1995年春节，老头子召集全家人开会，把当家人的位置交给儿子邓玉明。他手头的钱没有移交，也没人知道具体数字。几年之后，他的小女儿邓玉梅夫妇准备买机器开厂，老头子支援了两万块钱。

邓国友卸任时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在他死之前不准分家；二是要给两老口置办好棺材。

贵兰夫妇遵守约定，没有分家；找木匠来家将两口棺材打好，邓国友验收通过，木匠将老两口的名字分别写在上面，一口安放在堂屋的角落，一口搁置在邓国友卧室的床前。

老头子不再做牛羊生意，他的伙伴们都离他而去。他依然会将田地里的时令蔬菜、家里的鸡蛋拿去集市上售卖，换来钱给自己买零食，对家里油盐酱醋之类的事情不闻不问。邓玉明遇到拿捏不准的事情时，还是会征询老头子的意见。

村上掀起南下打工潮，年轻人结伴出门务工，家里的土地没人耕种，都找贵兰夫妇帮忙打理。贵兰夫妇一一承揽下来，到1997年底，家里存粮8000多斤，邓玉明再也不用挑着箩筐四处借粮。

1997年，贵兰夫妇拿出手上的5000元存款，又跟在外务工的邓玉梅夫妇借得3000元，修建他们的新房。他们在原址上建起两层的楼房，底下一层五间，二楼只盖两间，留出一个平台用来翻晒粮食。

为了存放家里的几千斤存粮，楼梯间下面的空间被修成两间仓库，足以存放几万斤粮食。原来的猪圈也拆了，挨着正房修了一坡水的偏房，圈舍宽敞得足以养下十几头猪，都是红砖青瓦结构。

和邓玉明一起打铁的小徒弟去了深圳，双河村口的铁匠铺没法再开下去。邓玉英的小叔子杨二娃在铁匠铺旁开办起村里第一个烧砖窑，不能出门务工的年轻人都被他叫到窑上干活。

农闲时，邓玉明也去砖窑上干活。他跟着其他人一起挖土，等制砖机开启，又一起往漏斗上倒土制作砖坯，直到砖坯装进窑子，他们才回家忙活家里的事情。等一窑砖烧完，他们又按前面的工序装第二窑砖坯，每天大概十五至二十元工钱，按天结算兑现。

贵兰夫妇凭着勤劳的双手，让家里的光景不断超越同村其他人家，不到半年时间就把修房时欠的外债还清。小文和小武兄弟、小姑子的大女儿都在中心校读书，1997年夏天，小姑子又把刚满月的小女儿送来娘家，由邓国友夫妇照料。

1998年，邓玉明一家在新房里度过第一个春节。他们宰杀了两头过年猪，把在外打工的邓玉梅夫妇叫回家来。春节前夕，邓玉明花掉用两头肥猪换来的钱买了台17英寸的熊猫电视，他们是队上第四户买电视的人家。在新房里，邓玉明夫妇有一间单独的卧室，小文和小武也不再跟父母挤在一张床上。

邓玉梅劝贵兰夫妇跟她到东莞打工，准备买几台机器开一间做毛衣的工厂。她向两位哥嫂借钱，邓玉明夫妇刚修完新房，没有余钱支援她。老头子邓国友悄悄打开床底下的箱子，把两万块现金递给邓玉梅夫妇，但是不准他们把贵兰带到南方。

春节过后，蒋贵兰向邓玉明提出一起回陕西娘家的事。邓玉明答应了贵兰的要求，考虑到过完春节就要忙着春耕，况且提前没有准备，贵兰娘家人多，目前手里又没有多少钱，决定把这事搁置一下，等来年春节再一起回陕西。贵兰觉得丈夫的话有道理，她不想灰头土脸地回娘家让人看笑话，愿意再等待一年时间。

邓玉明悄悄找到老头子，告知来年要跟贵兰一起回陕西，老头子坚决不同意他的做法。他说贵兰在陕西有家室，贸然跟着回去恐怕她原来的丈夫找麻烦，扣留贵兰母子。邓玉明觉得老头子分析得很有道理，只在口头答应着贵兰的要求，心里盘算着等时间到了再找借口把这件事情推脱掉。

贵兰找人帮忙给她的娘家兄弟写信，想告知她的现状和准备来年回陕西看望娘家人的事。邓国友让儿子悄悄改了这封信的地址和内容，不识字的贵兰一点也不知情，见自己的信寄出去几个月都没有回音，她很失落，回家的心却更迫切。

这一年，贵兰夫妇很卖力地在田间劳动，邓玉明依然抽空到杨二娃的砖窑干活。到年底，回报他们的是仓里多了几千斤存粮，还有银行里的3000元存款。他们用这些钱把室内装饰了一番，家里那些很有年代感的桌椅板凳也被当柴火烧掉，屋里屋外的面貌焕然一新。

春节日渐临近，贵兰觉得自己与家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突变

1999年春节刚过，贵兰就要带着孩子们回陕西，想在正月十五之前给娘家人拜年。不知是命运的捉弄还是老天的刻意安排，她的愿望没能实现。

重庆到达州的827次列车春节期间停开，要到正月十五之后才能重新开运。对回家的路，贵兰只知道从临巴镇火车站坐车到达州，歇一晚再坐慢车到向阳镇。

邓玉明也不用费力地找理由推脱，这事很自然地搁置了。正月十五还没到，贵兰夫妇就忙着育秧苗，种玉米，生怕耽误了时节，等忙完田地里的农活，已到清明时节，两个孩子早已开学。贵兰决定把回娘家的事情放在孩子的暑假，邓玉明仍旧在嘴上应允着她的要求。

在贵兰期待着回娘家的日子里，噩耗传来了。

农历3月19日，邓玉明本打算去地里给庄稼施肥，老头子认为，这些活儿贵兰一个人应付得过来，就让他去杨二娃家的砖窑上干活。到日暮时分，贵兰得到了邓玉明不幸去世的消息。

在与杨二娃谈判赔偿款的时候，邓家这边出面的人除了蒋贵兰和公公邓国友，还有隔房的邓玉泉。杨二娃的哥哥是邓玉泉的妹夫，注定这是一场不公平的谈判。两万以内的赔偿款，杨二娃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最终他只掏了一万二就摆平了，这个砖窑老板完全没料到事情会进展得这么顺利。

杨二娃拿出来的钱，两千元被他哥哥拿走，另外两千元进了邓玉泉的腰包。赔偿给贵兰一家的8000块钱暂时由村委保管，过了很长时间，村上仍然没有把赔偿款交到贵兰一家人手里。

在贵兰找村委要抚恤金之前，邓国友私下已多次找过村支书，他让村上不要把这笔钱交到蒋贵兰手中，不然她拿到钱就会带着孩子逃回陕西。同时，老头子还威胁村上的干部，要是把钱给贵兰，让她带着两个孙子回了陕西，自己就带着老伴到村委会吃住，或者吊死在村上的办公室里。面对这个习惯无理取闹的老头，村上的人也没什么办法。

耐不住贵兰的纠缠，村上召集他们一家人开会，对这笔抚恤金进行分配：邓国友夫妇每人2000元、小文和小武兄弟每人1500元、蒋贵兰1000元。每一位成员都在契约上盖上手印。

邓国友老两口的4000元很快兑现，他把这笔钱寄给在东莞开针织厂的邓玉梅，贵兰母子三个人的钱依旧由村上保管，村上承诺孩子的学费由村委直接交到学校，直到这笔钱用完。

贵兰多次跑去镇政府和法院讨要那一笔钱款，最终被当成缠访户，连这些单位的大门都进不去了。邓国友继续担任当家人，贵兰母子三人如困兽一样，无力地抗争着。

回家

邓国友已经70岁，儿子去世以后，他比任何时候都担心贵兰带着两个孩子逃回陕西。他让邓玉梅带着小文到东莞帮忙照看生意，但碍于小文年龄太小，玉梅决定等小文完成初中学业之后再接去厂里。

经过几个月的思考，邓国友做出一个大胆的举动，要给贵兰招赘上门女婿。他找到邓玉英的丈夫，很直白的告知自己的想法，请他帮忙物色人选。

村上有一个40岁刚出头的单身汉，名叫谢全，农忙时在家种着两亩水田，闲时就在重庆码头上当棒棒。在邓玉英丈夫的撮合下，邓国友见到了谢全，说了想要招他上门的想法，对方很爽快地答应下来。

贵兰无力拒绝老头子的安排，她一个人实在扛不动这个沉重的家庭，只得再一次向命运低头。当年九月，谢全和贵兰的婚事敲定，邓国友简单宴请了亲朋好友，谢全就搬来邓家一起生活。

谢全像亲人一样对待邓国友老两口以及贵兰母子三人，邓国友对这个招来的儿子非常满意。

贵兰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过往和当前的想法说给了眼前这个男人。她跟谢全讲到，老头子这些年存下的大笔钱以及儿子死后分到的抚恤金都交给了女儿邓玉梅，现在把你招赘来当儿子，仅仅是让你帮忙维系这个家的生计，顺带防止我带着他的孙子逃跑回陕西。你的命运终会跟我一样，在这个家里没有地位、没有尊严，苟且地负重前行。我一定会带着两个儿子回陕西，如果一年不行就十年，哪怕等到孩子长大，也要回到自己的故乡。

听完这些，谢全决定帮助贵兰逃离。

几天后，谢全的哥哥办生日宴，他征得邓国友的同意，带着贵兰母子三人一块给哥哥祝寿。他送贵兰登上由重庆开往达州的火车，给了她一笔足够回家的路费，便带着两个孩子去哥哥家里。

作者图｜向阳镇车站老车票

贵兰在达州火车站候车室歇过一晚，赶到向阳镇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六点。她没有找地方休息，继续顶着夜色前行，仿佛她离家出走就发生在昨天一般，这12年里，这条路跟来时并无变化。

贵兰在半夜时分赶到东木乡政府大院，敲响了之前兄弟住的那家房门，但开门的人她并不认识。原来在贵兰离家出走之后没过几年，她兄弟从乡上调到城关镇当了书记。

第二天一大早，贵兰坐上到紫阳县城的班车，在城关镇找到她的兄弟，兄妹二人见面时大哭一场，把这十多年来发生在身边的大小事情都向对方倾诉。

贵兰离家出走后，原来的丈夫付少强于去年冬月里去世，两个女儿一个嫁到了河北邯郸，一个嫁到同村，都有了孩子，大儿子在山西煤矿打工，二儿子在河南安阳当了上门女婿，目前房子已经没有人住，房门常年锁着，由邻里帮忙照看。

贵兰知道留在前夫身边的四个孩子吃了不少苦，若是自己当年不赌气离家出走，那个家庭或许不至于破落到如今的样子，对于四个孩子的现状，她还是可以接受的，大家都活着，已经足够了。

贵兰把自己的处境跟弟弟详细说了一遍，当天就拟定好计划。转天，兄弟向单位请了假，找了一位朋友跟着一起南下四川渠县。

兄弟带着介绍信，和贵兰在临巴镇政府、凉桥村委都跑了一趟，交待了要接贵兰母子三人回陕西的事情。只有村支书邓益青象征性地要挽留贵兰母子，一边说这是自己村上的村民，大家都是有感情的，一边很利落地安排人把4000元现金交到贵兰手中。

贵兰回到邓家收拾行李，发现仓里的粮食、圈里几头即将出栏的猪在她离家的这两天全都被卖掉，她没有找老头子理论，只想着勇敢地带着孩子飞跃大巴山，回到生养自己的故乡。

她去邓玉明坟前烧了纸，道了别，随后到谢全家接走两个孩子，对这个热心的男人道了谢，就往渠县县城去了。在县城住过一晚，第二天早上坐了贵阳到西安的快车，当晚就回到陕西紫阳。

扫墓

2019年清明节，贵兰的两个小儿子决定回四川给邓玉明扫墓，这是他们父亲去世20周年。孩子们征求了她的意见，贵兰决定跟着孩子们跑一趟。

回川的路途非常顺畅，小文开车从G65紫阳上高速到G5515賨人谷下高速，全程用了三个半小时。

贵兰一路上感触很多，她讲到当年准备从四川逃回陕西的时候，总觉得这段距离有万里之遥，坐火车都要花两天时间。280多公里回家路，贵兰竟然花了12年才走完，现在，谈笑可达。

时隔20年，她和邓玉明修建的那栋楼房几乎没有变化；老头子邓国友已经90岁，除了瞎掉一只眼睛，身体别无异样，老伴十年前的某个正月初一去世，现在村上给他评了贫困户。

隔房的邓玉泉于十多年前去世，老婆在隔壁村招了一个上门汉；老支书邓益青后来又当了两届主任，去年患了胃癌，被送到达州化疗去了；当年带着贵兰到四川的邓玉英被切掉一个乳房，全家人随儿子到成都定居，再也无法联系；杨二娃的砖窑早就停摆，又在队里的堰塘养起了草鱼；邓玉梅夫妇把东莞的针织厂关停，在浙江嘉兴重新开羊毛衫厂，两个女儿都已出嫁，两口子在渠县县城买了房。

帮助贵兰逃回陕西的谢全已经干不动棒棒军，讨了一个二婚的老婆一块务农，孩子在县城的超市打工。

小文、小武在邓玉明的坟前烧了一大堆草纸。放花炮，磕头之后，两兄弟被贵兰支开。她一个人站在坟前独自说了好久的话，倾诉了很多事。

两个孩子都改了前夫的姓，现在都成了家，其中老大读了很好的大学，当了公务员，小儿子在外面开服装厂；自己回陕西之后，没有改嫁，把前夫的家重新撑起来，分散在外的孩子们被重新团聚成一家人，过年的时候，一家人要两张桌子才能坐得下。

两兄弟商定，小武独自开车回陕西，小文带着母亲坐火车返回。

襄渝线改建后，原来的很多站点已经撤掉，那种每个小站都停靠的火车也没有了。小文带着母亲乘坐最慢的那趟火车，他们从临巴镇火车站出发，在达州住了一晚，第二天又坐慢车回到紫阳，走过当年母亲背着他从陕西到四川，又从四川回到陕西时一样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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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付先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