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节为何燃不成“中国情人节”？_风闻

    农历七月初七，如今是家喻户晓的七夕节，也是民间传说天上的牛郎织女一年一度鹊桥相会的日子。然而，这个在中国历史悠久、地位显赫的节日，起初是一个纯女性的祈福活动，与牛郎织女的传说风牛马不相及，几经历代文人和戏曲家的推波助澜，天地人神竟意外逆袭成了男一号和女一号。

    世人年复一年、不厌其烦地享用牛郎织女的故事大餐，一遍又一遍为之动情落泪，但是真要把七夕正儿八经地推送上“中国情人节”的宝座，那是基本行不通的。

    一个由女性节日破茧而成的爱情主题日为何难以点燃世人的心，而如愿以偿地戴上“中国情人节”的王冠呢？这还要从七夕节的历史演变及其内涵说起。

    最早出现“七夕节”一词的则是在北宋。宋以前的一千多年，七月初七多被称作七姐节、女儿节，乞巧节等。

    七夕，名出上古时代的天文崇拜，后逐渐成为人间的节日风俗，留有文献记录主要是汉代以后。汉代是历史上中国大一统后第一个大发展时期，南北经济文化广泛交流极大促进了风俗习惯的相互融合。汉代的七夕节俗，从宫廷到民间，主打活动是“拜七姐”（七姐即织女星，是天上的“三八红旗手”），祈求心灵手巧、姻缘美满、多子多福。

    相传由西汉刘歆著作、东晋葛洪抄录的《西京杂记》就有记载：“戚夫人（刘邦的后妃）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中时，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系，谓之‘相连爱’。”《西京杂记》又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据此可知，七夕乞巧活动自汉代便已开始。

    从上述古籍的记载还可以看到，汉宫中七夕临“百子池”奏乐庆祝，有乞子之意。中国古代历来以数字七为吉数，古人认为七月七日出生的人是带有祥瑞之兆的。《汉武故事》记载汉武帝就是七月七日诞生，《魏书》也有说，魏太祖七月七日生，天降祥瑞，“其夜复有光明”。所以，每年七夕，乞子风俗逐渐在民间散开。

    南朝梁代的《荆楚岁时记》提到，“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玉石为针，陈几筵酒脯瓜果于庭中乞巧。有蟢子网瓜上，则以为符应。”可见南北朝时，南方的七夕乞巧仪式感很强，不仅有月下穿针，还有在庭中摆放瓜果，而根据蜘蛛所结网判定是否“得巧”的习俗也已形成。

    到了唐代，七夕节俗的奢靡之风盛行，宫中甚至专门为七夕这一天建造“乞巧楼”。据《开元天宝遗事》载：“七夕，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妃嫔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侯。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由此推测，唐玄宗时，不仅继承了七夕乞巧之俗，而且增加了祭祀牵牛、织女二星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荆楚岁时记》提及的“七月七日，牵牛织女聚会”，以及《开元天宝遗事》所载“以祀牛女二星”，与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牛郎织女凄美的爱情传说根本不是一回事。汉代应劭所作《风俗通》就有介绍，“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汉唐以来，古人逐渐将遥不可及的天文星象赋予了人格化的传说，为民间节俗增添了一丝神秘和喜庆的色彩。

    如果牛郎织女已经被定格为悲剧角色，那么唐玄宗和杨贵妇怎么会选在七夕立下海誓山盟。七夕更像是今天的三八妇女节，唐玄宗选在这天对杨贵妇示爱，就好比今天的男士在三八节给爱人献上一束玫瑰鲜花。

    当今东瀛“七夕节”基本保有古代中国七夕的节日样式，日本人称之为“七夕祭”。奈良时代中期，日本宫廷和上流社会模仿唐宫，七夕祭、穿针乞巧和七夕诗会蔚然成风，照搬了“乞巧”的风俗与习惯，多为姑娘们祈求练就一身当家的好手艺，而与爱情的关系并不大。七夕节原本是农历七月初七，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废除了农历，所以七夕节在日本也相应改在了每年的阳历7月7日。

    到了宋代，七夕节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娱乐性及商业气息浓厚，节日气氛达到顶峰，京城中甚至出现了专卖乞巧物品的市场，俗称“乞巧市”。据南宋罗烨在《醉翁谈录》中记载：“七夕，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嗔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当时，人们欢度七夕节的热闹场面由此可见一斑，人山人海、车马难行，一点都不输于元宵节。

（广东许多地方仍保留的“乞巧市”）

    许多学者推断，七夕节作为一个女性欢天喜地竞技娱乐的日子，男人们当然不可能无动于衷，凑个热闹从旁欣赏肯定是有的，由欣赏发展到爱慕手巧的女性也是自然而然的人之常情，所以古人在七夕节发生男女定情，完全是“女儿节”盛会的一个副产品。这也正是本与爱情关系不大的七夕节为何会产生那么多文人歌颂爱情的作品。

    如东汉时期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之一：“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其后，较为著名的如曹丕《燕歌行》、徐凝《七夕》、杜甫《牵牛织女》、罗隐《七夕》、秦观《鹊桥仙》等，可见牛郎织女故事逐渐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

    宋元之前流行的牵牛织女神话传说，几乎不具备我们现在所知的那个悲剧爱情的雏形，而这一悲剧的始作俑者则是理学昌盛、小说盛行的明代。

    明朝初年，社会上流传这样的故事：“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女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纫。天帝怒，责令归河东，许一年一度相会。”故事说的是，由于牛郎织女婚后贪图享乐，“废织衽”，自作孽，激怒天帝，因而受到惩罚。

    牛郎织女的故事发展到此，有了一抹真正的悲剧色彩，只是十足成了一个敲警钟式的反面教材，这是符合当时统治阶级对下层社会宣教需要的。

    可是，民间段子手们反其道而行，另一个版本的传说很快流行起来，它不仅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故事，还把星辰之间神的爱情，转化为人神之间的恋爱故事，把牛郎织女自作孽反转为受迫害，再往后又添进了神牛的角色。然后，牛郎织女的故事演绎接近定型，其故事梗概大致如下：

    织女是王母娘娘的外孙女，在天上织云彩。牛郎是人间的一个看牛郎，受兄嫂虐待。有一天，牛告诉他，织女要和别的仙女到银河去洗澡，叫牛郎取一件仙衣，织女找衣服的时候，再还给她，并要求和她结婚，她一定会答应。牛郎就照样做了。织女和牛郎结婚后，生了一男一女，王母娘娘知道了，便把织女捉回去。牛又告诉牛郎，可把它的皮剥下来，披在身上飞到天上去追赶织女。等牛郎挑了两个小孩，追到了天上，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发簪，在织女后面一划，就形成了一道天河，把这一对恩爱夫妻隔开了。他们天天隔河相望啼泣，终于感动了王母娘娘，于是允许他们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相会时，由喜鹊为他们架桥。

    上述有关牛郎织女的故事梗概，是牛郎织女故事与七夕这一节日交汇后而形成的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民间传说，理所当然地成了近五百年来的七夕主角。后世影响广泛的黄梅戏《天仙配》，编剧也基本遵循了这一传说。与此同时，人们为了纪念老牛的牺牲精神，便在七夕之日采摘野花挂在牛角上，“为牛庆生”的习俗大抵也源起于此。

    至此，七夕节为何没能点燃“中国情人节”的火把原因就比较容易说得清楚，起初这个节日与爱情关系不大，尽管经过文人们前仆后继的努力，七夕节终于有了爱情元素，却可惜是个悲剧，还有血腥屠牛的情节以及逻辑牵强的王母感动。在实用主义大行其道的社会，悲剧只能博得同情和眼泪，而无法登上大雅之堂，更无法获得膜拜与推崇。

    “四大名著”之首《红楼梦》的作者就清楚地表明过他对七夕节冷淡的态度。众所周知，曹雪芹称得上是具有女性崇拜思想的一代文学大师，但在《红楼梦》中，他不仅没有描写大观园一众女性如何欢度七夕，甚至还通过书中人物之口，直说七夕节是一个“不吉利”的日子。

    在《红楼梦》中，涉及到乞巧节的故事情节有第十八回、第三十一回、第四十回、第四十二回、第七十六回、第七十八回等。

    第十八回中元春省亲之时，点了四出戏，分别是《豪宴》《乞巧》《仙缘》《离魂》。这四出戏庚辰本在每一出戏文后，都有一条重要的脂批，四出戏分别隐喻后来的四件事，是全书的一大关键。其中《乞巧》一出，是为洪升《长生殿》第22出《密誓》，说的是唐玄宗与杨贵妃为爱盟誓的故事。脂批：“《长生殿》中伏元妃之死”。

    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双星”一词，指的就是牵牛织女二星。虽然现代的研究者对“白首双星”的具体内容尚未有统一的意见，但比较一致地认为这喻示的是史湘云的不幸命运，即：她不能与丈夫白头偕老。

    第四十二回中，王熙凤与刘姥姥之间有一段对话：

    凤姐儿笑道：“到底是你们有年纪的人经历的多。我这大姐儿时常肯病，也不知是个什么原故。”刘姥姥道：“这也有的事。富贵人家养的孩子多太娇嫩，自然禁不得一些儿委曲，再他小人儿家，过于尊贵了，也禁不起。以后姑奶奶少疼他些就好了。”凤姐儿道：“这也有理。我想起来，他还没个名字，你就给他起个名字。一则借借你的寿，二则你们是庄家人，不怕你恼，到底贫苦些，你贫苦人起个名字，只怕压的住他。”刘姥姥听说，便想了一想，笑道：“不知他几时生的？”凤姐儿道：“正是生日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日。”刘姥姥忙笑道：“这个正好，就叫他是巧哥儿。这叫作‘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姑奶奶定要依我这名字，他必长命百岁。日后大了，各人成家立业，或一时有不遂心的事，必然是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却从这‘巧’字上来。”凤姐儿听了，自是欢喜，忙道谢，又笑道：“只保佑他应了你的话就好了。”

     这里虽是王熙凤和刘姥姥的对话，反映的却是曹雪芹对乞巧节的看法。《红楼梦》中涉及到与七夕有关的故事情节及人物，如元妃、晴雯、巧姐、林黛玉、史湘云等，个个都是命运坎坷的不幸女子。在曹雪芹看来，对于夫妻而言，不能白头偕老，这就是悲剧；两地分居的，是悲剧；远离亲人不能团聚的，也算是悲剧，比如探春远嫁。

    曹雪芹生活在清中期，明清以来，民间已有“七月是鬼月”的说法，估计曹雪芹也是信的。至今，闽粤台等地区七夕“拜七姐”，主要目的已不是“乞巧”，而是向妇女儿童的保护神“七姐”祈求健康平安。我曾亲眼目睹，闽南有一种专门为婴幼儿举行的仪式，叫“拜床母”，即向“床母”七姐祈佑孩子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地长大。

    综上所述，曹雪芹会认为七月七日“不吉利”就不足为奇。

    曹雪芹的看法如此，三百多年后的我们看法也是如此。然而，今天众多商业媒体和商家不仅没有尊重传统节日的本质内涵，反而一味地把七夕这一带有浓郁悲剧色彩的节日渲染作“中国情人节”，这种比拟不仅不伦不类，而且也是对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严重歪曲。

    还七夕节以原貌，原汁原味的七夕节所倡导的价值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健康向上的，也适于新时代新女性的基本要求，心灵手巧，是美满人生的开端。

    2006年，七夕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说明全社会都应把这个节日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七夕节并非“中国情人节”，而是有着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节日，国家的文化根基不能轻易改变。

（广州举办的七夕乞巧活动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