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儿还是工作？日韩高学历女性的抉择_风闻

摘要：本期推送的是哈佛大学教授Mary C. Brinton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助理教授Eunsil Oh发表于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的文章Babies, Work, or Both? Highly Educated Women’s Employment and Fertility in East Asia。本文通过分析日韩两国160位高学历男女的深度访谈，揭示出两国已婚女性在工作与生育问题上所面临的矛盾，并进而指出两国劳动市场结构与组织规范与这一现象的关系。

这是社论前沿第s1361期推送

微信号：shelunqianyan

近年，美国高学历女性更可能同时兼顾生育与工作。但这一趋势在许多低生育率后工业国家却并不显著。日韩两国尤为如此。虽然政府制定了许多支持这一趋势的政策，但却收效甚微。本文将会指出劳动市场结构与组织规范与这一现象的关系。

宏观趋势与理论背景

过去20年，日韩女性受教育程度均有明显提升。如多数西方国家，韩国完成高等教育(Tertiary Education)的女性比例已经超过了男性。如果将日本的初等学院亦算在内，那么日本也是如此。然而，与美国等其它后工业国家相比，日韩女性的教育、就业与生育情况却有明显不同。

女性劳动力参与的生命周期情况(Life-cycle patterns)。整体而言，至80年代，美国和欧洲多数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年龄曲线的M型特征已经消失，但日韩两国却仍有此特点。近年日本的M型曲线已明显趋于平缓，但在韩国依旧显著（见图1）。应当注意，趋于水平的曲线是有误导性的，因为它反映的是所有女性的情况。虽然相较于过去，日韩女性更少因婚姻而“退休”，但却仍有约60%的日本女性在第一次生育前后退出劳动力市场。在过去三十年，此数据仅略有下降。韩国的退出可能性也很高。另一方面，两国均显示出更高的单身率，她们并未受到结婚或生育的影响。换言之，如果曲线仅显示已婚女性的数据，那么实际两国的M型特征与西方国家相比将更为显著。

图1：2016年美日韩三国女性劳动参与年龄曲线

生育方面。至70年代起，日本生育率已经低于人口替代水平(population-replacement level)（每女性2.1个子女），之后也未有提升（见图2）。自70年代初起，韩国同样经历一次近乎持续性的生育率下降。总生育率从4.5开始下跌，在80年代中期低于人口替代水平，至2017年，其生育率仅为1.05，使得韩国成为一个典型的低生育率国家。

图2：1970-2017年日韩两国总生育率曲线

婚姻与生育率的相关性方面。在日韩的文化背景下，婚姻与生育仍密切相关，非婚生育率则极低，婚后自愿无子情况也极为罕见。两国夫妻结婚后很快就会成为父母。考虑到这一点，两国低生育率可以归为两大原因：(1). 在35岁至39岁的人群中，单身（从未结婚）的比率上升。在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年龄35至39岁的未婚女性比例与女性教育程度呈正相关。最近的数据显示，此年龄段中，日韩两国拥有2年或4年学历的女性有近20%从未结婚。与美国的趋势相反，日韩两国女性本科毕业生与非本科毕业生间的婚姻选择比率差距愈发明显。(2). 已婚家庭选择生育第二或第三个孩子的可能性下降。非婚生育率极低意味着日韩两国女性选择不结婚即选择不生育。在担心增长的单身比例所导致的持续低生育率的同时，两国政策均致力于鼓励已婚女性在工作的同时继续进行生育。

根据现有的研究，在国家层面上，90年代起，女性劳动参与率和总生育率的关系由负转正，开始呈现为正相关。个人层面上，两者的关系则因国而已。人口学家指出，已婚女性工作和育儿之间的矛盾可能因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而有所缓解。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具有典型男性养家观念的国家，经验研究显示男性在家务上的大量参与对在职女性的生育决策尤为重要。在日本的经验研究也普遍发现男性家务分摊程度与生育情况正相关。

但这方面的研究很少关注劳动市场结构和组织规范是如何影响生育情况的。换言之，人口学家并未考虑过劳动市场状况，通过家庭性别平等作为中间变量，而影响生育率的可能。最近的一个例外是Nagase和Brinton。他们发现在日本所有学历和不同企业供职情况中，在大企业 (五千人以上员工) 工作的男性本科生，在家承担最少的家务 (13%)；而且，在这种环境中，男性的家务时间会受到同僚的影响；因此，这也降低了二胎的可能性。相反，工作时间更短的男性可以轻微缓解女性就职对二胎的负面影响。虽然并未关注生育率，Moon和Shin也指出，韩国父亲更长的工作时间会负面影响其育儿时间。

日韩"工作-家庭"矛盾情况

在劳动市场结构方面。对于常规全职员工，资历薪酬(seniority wages)是主要的薪酬支付方式。这种薪酬系统常使得企业排除女性担任管理方向的工作，因为相较于男性，女性被认为更可能因育儿而中断工作。资历薪酬也导致更高程度的就业保护(employment protection)。尤其是大企业的员工，其企业间流动率始终很低。自愿离开企业的员工常会被污名化，因为雇主们会将此行为视为对企业不忠诚，认为他们缺乏与员工和谐共处的能力。

这种流动性缺乏，意味着一般员工没有与雇主商讨工作时间或条件的能力。Yashiro指出，“虽然感到不满的员工仍可能辞职，但是在这样缺乏流动性的劳动市场中，找到相似环境的工作十分困难。因此，日本离职的机会成本十分高昂。员工在职业中期不大可能考虑换工作。”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也支持了雇主在工作内容、加班、出差等业务上的权威，而不必考虑员工的家庭义务。

虽然韩国的企业间流动率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已有所上升，但其数值与其它国家相比仍较低。跳槽的男性也基本在同一行业从事相似工作。韩国的企业文化同样认为理想的员工应当做出个人的牺牲并长时间工作。

组织规范方面。低流动率与资历激励意味着，理想的日韩员工当一生参与劳动力市场并保持长时间的工作。长时间工作被认为是企业忠诚的表现。根据OECD的标准，每周50小时或以上视为长时间工作，而日韩两国长时间工作员工的比例超过20%，成为后工业国家之最。

长时间的工作标准成为女性兼顾生育与工作的巨大挑战。虽然日韩管理类工作已逐步向女性开放，长工作时间和以在场时间(face time)为标准衡量白领产出的倾向，使得年轻母亲很难达到此类工作的要求。同时，两国均不允许管理类工作采取兼职的形式。这就意味着母亲或者转为兼职或退出劳动市场以减少工作时间，或者继续全职工作但竭力平衡工作与生育。

相关政策方面。表面上，高学历女性生育时，退出劳动市场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两国产假政策的问题。近年，两国也相继推出了更多支持产假的政策。日本的劳动法规定了14周的带薪产假，期间可以获得至少67%的正常出勤工资；如果男方仅使用了部分产假，夫妇可以延长产假至其孩子达14个月为止。（虽然两国男性均可以申请产假，但实际上少于5%的男性进行了申请。）韩国也规定了90天的带薪产假；在孩子满6周岁前，父母可以申请长达一年的产假，同时享有40%的正常出勤月工资，但不低于五十万韩元，不高于一百万韩元。

两国这些育儿政策均针对长工作时间压力下的常规全职员工。虽然很多日本管理层积极鼓励职业女性选择产假，因为只有在这些女性复职后，企业对员工的人力资本投资才可得到回报，但管理层也表示希望女性回归职场后能“像男人一样工作”，就好似生育从未对其生活产生任何影响。另一方面，很多接受产假的日韩女性表示感到内疚，因为其他员工会被要求做更多工作以顶替她们的职务。

两国均有公立日托所。日本政府建设了许多高质量托儿所，但在大城市的等候名单都很长，女性不常因排队原因申请延长六个月产假。在韩国，自本世纪初，政府也大规模发展了面对三岁以下孩童的日托服务。调查显示，日本的公立托儿所被公众广泛认可，而韩国则评价不一。但考虑到公立日托服务的时间其实和长工作时间要求不相匹配，双职工父母更常选择私立托儿所。

祖辈也会帮助带孩子，以弥补有偿育儿服务的不足。数据显示，日韩三岁以下的孩童，超过一半由祖辈照看。一些研究显示，与祖辈同居或居住距离较近，会积极影响女性的雇佣情况。

性别角色观念与家务分工方面。两国性别角色观念均强调女性作为母亲的重要性。最近的研究显示，相较于其它国家，日韩有更高的人口比例主张，女性的首要角色在于居家家务，其次才是工作。另一方面，在所有后工业国家中，日韩男性的家务分摊比率是最低的，多方数据均显示，日本女性承担了80%-100%的家务。

以上，我们从劳动市场结构、相关政策和性别观念三方面概述了两国工作家庭矛盾情况。要言之，两国的低员工流动率与企业文化，使得员工被动接受了长工作时间。产假政策虽然支持女性回归职场，但由于其劳动市场结构，并未改善女性长工作时间的工作情况。性别观念与市场结构互为因果，助推了男性挣钱，女性居家的模式。

数据和方法

我们的数据主要来源于“生育比较与性别平等”项目(Comparative Fertility and Gender Equality Project)。该项目采取了结构化深度访谈的方式，访谈了两国24岁至35岁的高学历本土城市男女。日本的样本来源于东京与大阪城区；韩国的样本来源于首尔与釜山城区。其中，单身男女的样本均是独立的，与其他已婚男女无关。两国已婚受访者的特征情况与其市场参与情况如表1与表2所示。

表1：日韩已婚受访者特征

表2：日韩受访者劳动市场参与情况

研究发现

已婚女性的描述体现了三大特点。(1). 默认接受男性的加班，以及由此导致的严重不平等的家务分工；(2). 在她们全职工作与第二或更多孩子的意向之间权衡；(3).对工作的愿景，希望工作能作为一种保持与世界相连接的方式，以及一种表达自己认同的方式（前者在日本女性中更常见，而后者在韩国女性中更常见。）

首先，默认接受加班与不平等的家务分工。在两国的访谈中，存在一个核心机理，联系着宏观劳动市场、组织环境与日常生活节奏。几乎所有受访者均表示，男性必须按照其本身的方式工作：每周平均工作超过50小时，至傍晚才回家。近乎所有女性均说，她们的丈夫如此长时间的回家，根本不可能帮助做家务或带孩子。

两性均默认接受了男性的工作情况，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对理想男性与理想父亲的认知所造成的。韩国32岁的MinHa是一位孩子的母亲，她认为“理想的父亲应当是家里的经济顶梁柱。”日本31岁的Keiko是京都一所顶尖私立大学的研究助理。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居家男人时，她坚定地表示：“那我会觉得‘你为什么要娶我？’不如我们离婚，你去找能来养家的人吧？”

已婚男性对理想男性的定义也在于能养家糊口，并通过努力工作取得事业成功。韩国32岁的JiTae是一位孩子的父亲，他表示：“对于男性，当好家就是能挣足够的钱来养家。作为一家之首，如果不能经济上支撑起这个家，就会失去其地位，也得不到其妻子的尊重。”类似地，日本31岁的Daisuke将理想的男人定义为“能努力挣钱、审慎管理经济状况。有稳定的工作和可观的收入。”

在这一观念上，不论男女，多数受访者均认为这就意味着男性长时间的工作，而不做什么家务。日韩受访者中，各只有2位希望能有更平等的家务分工。很多受访者认为男性不能多点时间在家很悲哀。虽然有些妻子抱怨丈夫家务做得太少，但很快就将责任归咎于社会，而非其爱人，她们均认为这“别无他法，无能为力”。

这种对男性长时间工作的普遍接受背后，其实是认为这对其职业发展尤为重要。由此，劳动力市场结构就作为一个宏观环境特征(a macrocontextual feature)影响了两国白领的生活。

第二，生育意向与妻子工作情况相互影响。一般夫妻的生育决定均有双方共同讨论产生，但男性常会补充道“说到底，由她决定，因为最终是她要来管理着一切的（指家务，以及工作生活平衡）。”如此一来，在受访者的叙述中，女性的工作情况与夫妻的生育计划就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根据受访者的叙述，其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较常见的一类是妻子休假或者由全职换为较轻松的工作（“劳动市场适应者”，“labour market adjuster”）。有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已如此或会如此选择。这样做的夫妇实际上是适应了现存的性别秩序，接受了主导的性别角色观念与长时间工作标准的限制。相反，剩余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劳动市场挑战者，“labour market challenger”）则表示仍将保持原有的全职工作。

与适应者相比，挑战者在表达生育一个或两个孩子的意向的同时，强调这取决于实际情况如何。对于挑战者，即使女性所在的单位愿意提供育儿资源支持，女方仍认为二胎有诸多不确定性。日本33岁的Yui，正在休产假。当被问到想工作多久时，她回答说：“会尽可能长时间地工作，虽然这不是我最理想的职业，但是它给我一种成就感。我已在总部工作了四年，因此可以较好地把握问题。虽然这是一个小事，但我觉得我在公司里出现，使得女性员工的数量上升了，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她解释说：“虽然我不是在做什么很宏伟的工作，但在这边工作十几二十年，我就在年轻女性员工的生活上做出了巨大改变。”Yui原本在工作时间长而不可控的销售部门工作，如Yui所说，该部门由男性主导。她结婚时被建议四个月后调整为文书工作（一般在那时企业进行员工职位调整）。他的上司“半开玩笑地说，‘不要立即怀孕；我们可是为了你，才帮你调到这个职位。’”因此，Yui和她的丈夫推迟了生育计划。Yui希望能有两个孩子，但是她并不确定：“继续工作后，如果我的上司支持我再次生育，那我很可能会生二胎。否则，我就可能放弃了。”

Yui现有的工作情况是比较支持其生育的。她的丈夫帮助分摊了约30%的工作——这在日本男性中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她的丈夫一周工作50小时，同时从家到单位需要20至30分钟。除此之外，他们正在为其一岁的儿子申请公共育儿服务，为此Yui的单位云允许她延长了六个月的假期，这也并不常见。正是诸多优势条件才使她觉得有可能要第二孩子，但即使如此，她仍觉得充满了不确定性。.

基于上述发现，延伸出了一个问题：高学历女性选择单身是否与此有关？是否是由于这种家庭与工作的不兼容，她们为了能保持工作而避免这种冲突，才选择了单身？这在对单身人群的访问中得到了解答。

首先，我们发现实际上他们都非常想要结婚。只有两位日本男性表示未打算结婚。（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工作是非常规的。）其它所有的日韩男女均表示了结婚的意向。

​其次，没有证据表明，女性承担所有的家务会影响其结婚意愿。与许多已婚女性一样，单身女性同样表示十分重视男性的经济实力，因此她们同样表示会在家务与育儿问题上相妥协。在将来生活的预期上，日本28岁的Yukari表示希望“将来的丈夫有稳定专业的工作。理想的话，我希望他五六点就能下班，虽然我觉得这不太现实。” 对于家务与育儿分工问题，她反复强调了工作本身的限制：“虽然我希望能对半开，但是实际上由于他不可能那么早回家，我觉得很难实现。”

第三，我们发现日韩单身女性在结婚后工作状态的预期上，有所不同。Yukari表示，婚后“我可能会选择一个兼职工作，这样我就能五点下班。如果我继续现在会计的全职工作的话，我怕我的家庭会抱怨，估计我也不能处理好家庭事务。”但她补充道，“我希望将来的丈夫能允许我工作；这对我很重要。”Yukari代表了日本女性的普遍态度：希望工作，但不想“像男人一样工作”。日本女性均将工作视为保持与世界联系的重要途径，而不是为了发展其职业道路。这种观点与日本已婚女性的就业情况相一致：不连续的劳动参与，在结婚或生育后转为兼职工作。

另一方面，韩国单身女性也表达了对男性有足够经济实力的要求，与已婚女性一样，未婚女性在对理想丈夫的描述中，同样强调了其“能力”，即有高学历或者特殊技能以保证经济稳定。但与此同时，许多受访者强调希望爱人能理解其全职工作与职业发展的愿望。

同时，理想的婚后工作情况反映了两国的劳动市场差异，即两者的兼职工作机会。韩国女性不论是否单身，均表示希望能保持长工作时间，并成为一个全职工作的母亲。与之相比，日本的单身女性并没有表达强烈的全职工作意向，这并不是因为她们更消极，毋宁是工作与家务分工的一种权衡。因此，在这方面，女性的工作观念暗示了两国劳动市场结构的特点。

两国单身男性均表示成为丈夫意味着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虽然他们多数表示了帮助分摊家务和育儿的意向，但没有人认为自己会因结婚生子而改变其工作或生活方式。多数日本男性希望其妻子能工作，不论是全职还是兼职，但同时也表示母亲最好不要在孩子上学前工作。而韩国单身男性在对将来配偶的工作情况的预期上，则有所分歧。有的表示希望妻子能留在家里，有的则希望妻子能有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以协调工作与育儿。

整体而言，在我们的研究中，实际婚后工作情况与预期是一致的。虽然主流媒体将两国女性不结婚归咎于其职业抱负，但日本的研究并未发现相关证据，韩国的研究证据也十分薄弱。相反，长时间工作对单身者产生了另一种影响：很多受访者表示，其工作日程使得他们没有精力去约会。这一点，以及对性格等方面相符合的期待，可能是导致两国推迟结婚与高单身率（从而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

结论

与其它后工业国家相比，日韩女性劳动力参与情况的年龄曲线有更为显著的M型特征。多数高学历女性在第一次生育时仍会退出劳动市场。两国政府企图推出政策鼓励高学历女性在工作的同时，进行生育，但这并未产生理想的效果。本研究发现，女性或者在育儿时避免全职工作，或者继续全职工作却对继续生育有所犹疑。究其原因，我们发现劳动市场结构与组织规范直接影响了夫妻的日常生活节奏以及其生育计划。由于资历激励的模式与理想男性的观念，两性均默认接受了男性长时间的工作与严重不平等的家务分工的现状。女性由此则需要权衡其工作与生育，两国女性均表示了继续工作的意向，但其具体选择差异，而这则与两国劳动市场情况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