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和香港间的盛世蝼蚁_风闻

数万跨境儿童，走过边境线去上学

佩佩的愿望是去日本看真正的雪。

佩佩的家在深圳，每天要穿过口岸去香港上学。

佩佩的生活场景里没有雪。

像佩佩这样生活在深圳却跨境去香港上学的群体，有一个概括的名称叫做“跨境学童”。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深港跨境学童开始出现，到了2010 年，深港跨境学童的人数开始破万，年增长率高达30%，到了2017 年，深港跨境学童人数已高达3 万人。

佩佩是今年年初上映的电影《过春天》里的女主角，她的父亲是香港人，母亲是大陆人，电影中她十五六岁，父母早已分居，她在深圳和母亲一起居住。但因为父亲的关系，她有香港身份证，又在香港上学。

长期两地奔波，跨境学童的身份认同和对深港两地的情感归属是较为模糊、不确定的。

《过春天》导演白雪在拍电影前对跨境学童做过调查，她曾问女孩们：你觉得自己是哪里人？女孩们的眼神躲躲闪闪，只是回答：我有香港身份。

在身份上，跨境儿童终究在躲闪后还是会认同香港身份，但这种躲闪多多少少带一些犹豫。

不少家长为去香港生产，付出了很多代价，为了让这份付出能够最终有所回报，家长自然更希望自己的孩子珍惜香港身份，从而影响到跨境学童的心理。

有家长是这样说的：

“我觉得啊，我希望他认为自己是香港人，因为我自己很辛苦过去生他，我觉得他应该要去享受香港那边的政策，像那些医疗啊、学校啊都比这边好，学校的氛围好一些嘛。虽然来回上学很辛苦，但是那边的学位抽签制度更公平啊，更透明，更加有希望抽到。”

白雪还观察到她们迅速切换的语言：“她们在深圳说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一扭脸就可以变成地道的港式粤语，接起娘家来电的时候又是一口流利的湖南话。”

其他研究者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还发现有些学童也会受影响，特别注意在深圳和香港两地之间进行语言转换：在香港他们会积极用粤语交流，以便更好融入香港环境。有家长也提到自己孩子很清楚在什么环境说什么话，他的切换只是一条边境线的宽度：

“他会说粤语，也会说普通话，平时在家里也是跟他讲普通话，但是很搞笑的是……一过到香港的时候就会跟我说“现在你要跟我讲白话了不要讲普通话。”

这种积极融入的心态懂事得让人感到可怜。

多年离家独自去香港上学，让这些孩子有一种孤独感，而且他们就算说了粤语也未必就能很好地融入香港环境——他们接触到的香港社会除了学校就是来回的路上，类比一下，一个996天天地铁通勤的北漂对北京的理解怕也就是地铁、办公区和合租单间，心里只会觉得自己被折叠了。

而在深圳这边，不少跨境儿童却能感受到些人情味，所以也对深圳有着较强的情感认同。

佩佩的故事里，情况则较为复杂。她在香港虽然有要好的闺蜜，但看得出朋友不多；在香港打零工，同事问她：“你住哪儿？”她几乎没犹豫就回答了“很远”。

她并不想提深圳，因为深圳有她不着调的母亲，叛逆期的她对母亲颇为嫌弃。

而她在香港的父亲不大情愿见她，少数几次见面里只会问两句再给她塞点钱。

“有钱”的香港人，曾经的二奶村

白雪构想的人物前传是这样的：

“1990年代末，年轻的阿兰从内地山区老家跑到深圳，在一家制造电子配件的大工厂做厂妹。长时间的工作、单调的节奏，让阿兰对未来感到迷茫。经人介绍，她认识了香港大货车司机勇哥。彼时的勇哥穿梭在深港之间运货，收入可观，认识阿兰后，背着香港的结发妻子，在深圳又安了一个“家”。1999年，两人的孩子——“单非”儿童佩佩出生。勇哥每个月给阿兰几千块生活费，还许下很多承诺。但时代渐变，勇哥的收入每况愈下，力不从心。充满怨念的阿兰为了维持她和女儿的生活，开始倒卖不靠谱的营养品，代购高仿包包，甚至偶尔靠小赌挣钱。”

佩佩是私生女，所以她只能在窗外看着父亲给他的婚生孩子庆生，而父亲却不敢承认她。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香港人在珠三角一带包二奶是很常见的事情，甚至发展出了多个“二奶村”。在内地包二奶的香港人，不需要多有钱，寡头大佬包得，小老板包得，技术人员包得，卡车司机也包得。

当时香港大货车司机往返于香港和内地拉货，每个月有大概五千元人民币左右的补贴。这笔钱一般会花在每晚住宾馆和吃喝上。久而久之，他们摸索出路子，在口岸附近的村子租一间房，包养一个内地女性，把几千块钱都给她，就等于在内地这边安了个“家”，食宿都由这女性照管，不仅解决了吃住，还能有稳定安全的性生活。

而这些被包养的对象大多是内地来深圳打工的，收入本就不多，工作机会也不好。作为对比，当时深圳房价不过一平米五千元左右，深圳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一年到头不过一万元左右，一个月5000的补贴，结余下来的部分也远胜于自己的劳动做的。

这一现象甚至引发过舆论较为激烈的讨论，带着对深圳这片特区“一夫多妻”沉渣泛起的恐惧，以及对二奶赚钱轻松的嫉恨。一位做了二奶的思想独到、表达清晰的女性对社会上把她们看做“它者”肆意批判的行为，很是不屑一顾：

“你去书摊上看一看，几乎每本地摊杂志上都有写‘二奶’的东西。我敢说，那些作家、记者们都是瞎编的，写的二奶不是风流就是可怜可嫌，谁也没来实地考察，找个把人聊聊。认真地分析一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男人包二奶？为什么又有越来越多的女人做二奶？”

她在自述中提到，自己之前的工作又苦又累收入又低，还要经常面对男人的揩油，“工厂的主管动不动就趁我拿料时，摸一摸我的脸和胸，一开始，我还忍着，心想他摸了几次也就算了，谁知道，他见我不反抗，更加肆无忌惮。我受不了这种污辱，一把将他推开，当众骂他是猪狗不如的东西” 。

反倒是被包养之后，还能拿到更多的钱，不必那么受罪了，甚至还能感受到一丝人间真情，因此她对社会进行了自己的控诉：

“我这样强调社会的责任，不是表示做二奶是这一类女人的唯一的出路。但至少从我来说，从我遭受的挫折来看，我不敢再去社会上打拼了，我拼不起，干脆让人养起来算了。有人叫国家养，有人叫企业养，升官发财，儿女出国，衣食无忧。我们那里有人五岁造名册，就有了国家工资，就是国家干部。我为什么不可以叫男人包养？”

别忘了那是孙小果减刑出狱，邓世平埋尸操场的年代，她有这种想法看来并不稀奇。

香港的颓势

当年的深圳相对来说确实很穷，穷到香港大货车司机都能来包二奶，搞起“二奶村”。

白雪还小的时候，1990年第一次到深圳，转车到罗湖，站外还有水牛在吃草。她问父亲：“你为什么带我到农村来呢？”

但在荒凉的背景下，深圳有一颗一直激烈搏动的开拓之心。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深圳和如今的深圳，其实有很多共通之处。

总有人能够抓住机会暴富，甚至在富裕之后仍然不停歇，继续奋斗的也不在少数。说深圳机会多，地上都是金子，对于这些有本事的人、抓住机会的人确实如此，可在其角落里照样有很多失意者，被人包养已经是很不错的选择了。

另外，房子一直都是难以买得起的。

有位王先生，本在深圳一家大公司工作，两三年间为该公司创造了一千多万的价值，公司发的奖金让他买得起深圳一间三房二厅的一手房。

可他并不满足，开始自己创业，就在这间三房二厅之中，他雇人帮他鼓捣硬件，全国将近一半的同类型产品是从他这个三房二厅中进入市场的。

这间三房二厅的房子听上去更像是美国创业的车库，或者你把三室二厅换成2004年华强北的铺位，似乎也没什么违和感。

但是，这个故事发生在1994年，王先生鼓捣的电脑品牌康柏就已经暴露了那是个较为遥远的年份。

从鼓捣硬件转卖，到大规模山寨，再到自主创新，深圳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转型，而与之一水之隔的香港，反倒在创新方面放慢了步伐。

在创新方面，深圳超过香港的时候甚至都比很多人想象得还要早——香港大货车司机还能在深圳保养得起二奶的2001年，香港每年的专利申请数就开始小于深圳了，2003年深圳的专利授权数量也开始超过香港。最近几年，香港的专利申请和授权总数被深圳远远甩开，香港每年的专利申请和授权数甚至有停滞不前的迹象。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上，香港和深圳更是不在一个量级上了，香港甚至是逐渐递减的。这也不难理解，毕竟深圳主导研发的是企业，自2009年至2017年，本土企业的经费支出占深圳总研发支出的占比均高达90%，香港则只占40%左右。

在这背后，是香港社会的功利化转型。

房地产寡头把控下的香港，资本、人才、政商关系大多握在房地产行业的手中，大大挤压了其他企业的生存空间。所谓的“香港式实业”，是一场由脚手架和大吊车组成的幻梦。连香港引以为豪的航运业也敌不过房地产的全方位打击，让第一代董先生顶着“船王”的桂冠郁郁而终，第二代董先生也最终放弃了家传的事业，就更别提不堪一击的小小创业公司了。

至于房地产巨头自己，更没有必要也没有意愿去搞什么研发，整个香港社会的职业形态也就转型成了服务寡头需求的样貌。寡头的事业需要金融人才、律师，他们垂垂老矣的躯壳又需要医生续命，以上三者就变成了香港职场的香饽饽。

再加上上海、广州、宁波、厦门、青岛等沿海口岸一边过河一边摸到了自己的石头，香港作为内地自贸窗口的角色也很难继续扮演下去了，经济多样性进一步缩水。后来的香港，即使没有房地产的折腾，恐怕也只能作为一个人民币对外窗口而存在，经济地位下滑是必然。

而这样畸形的经济结构导致的衰退，对普通人的影响明显要大过富豪们。

最明显的就是，香港的小白领和大货车司机，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后钱包缩水，实现了包二奶降级，包二奶的地方离香港越来越远，最后彻底包不起了。

最初，二奶村在靠近口岸的地方，比如皇岗村，就在皇岗口岸附近，方便大货车司机在口岸附近居住休息。后来，深圳关内房价和房租上涨，不少香港人转去房租较便宜的深圳关外布吉等地包二奶；再后来，也就香港小老板能够在东莞樟木头包二奶了；等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小老板们纷纷关掉工厂，樟木头的二奶村也日益萧条了。

陆港关系的不同侧面

《过春天》是一部粤语片。我们以往熟悉的粤语片是香港拍摄的，而几乎没有《过春天》这样大陆导演拍摄的粤语片。

导演白雪出生在北方，在深圳长大；饰演佩佩的黄尧父母来自北方，出生在佛山。

所以某种程度上，她们也都不完全是珠三角本地人，主创团队看待看待香港的视角，和以往的电影是大不相同的。

在过去的电影里，香港无论是富豪的豪阔还是小市民的烟火气，大都发生在新界以南的部分。大陆人熟知的香港元素，也都多集中于九龙和香港岛。而在《过春天》里，香港部分的场景，佩佩上学在粉岭，工作在上水，都是新界北部相当边缘的部分。

这一部分区域，其实是不少深圳和香港底层民众赖以生存的区域，但因为本地文化霸权的存在，这样充满人间悲喜的地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没有声音的。

佩佩误打误撞为香港黑社会走私iPhone。可这个黑社会组织也和他们的所在地一样很边缘化，没有以往港片里黑社会的威武霸气，没有一点“说杀你全家就杀你全家”的狠劲，做的最危险的事不过是试图走私手枪，走私用的快艇开到海中央还抛锚了。

最后这个窝囊的黑社会团伙还被我英勇的公安民警一网打尽，逃不过数罪并罚，盖木欧瓦。尽管剧情有过审不得不如此机械降神的意思在，但是《过春天》里香港黑社会的总体形象还是被“祛魅”了，古惑仔的霸气只是过往的荣耀，新一代乱世巨星只能以一种不太体面的方式猫着腰生活，还难免搞得灰头土脸的结局。

白雪提到，她小时候在深圳听的歌、听的电台，包括杂志全是香港的。大家聊的流行话题也都是跟香港有关，所以觉得跟它特别近。她这样八十年代生人，成长期正处于香港文化强势辐射的时期，从小就能感觉到香港的亲近。

但是了解了更多深圳和香港之间发生的故事之后，她能够客观地看待香港，电影中也隐约露出了香港社会光鲜下的鄙陋之处。

佩佩的闺蜜家里有钱，但她还是像佩佩一样读了新界粉岭教学质量不好的中学。她满以为自己会被父亲送到爱尔兰读书，却没意识到，既然父亲有钱还让她读不好的中学，放任她与黑社会相关人员厮混，那么父亲也不会供她出国读书——她家重男轻女，父亲在最后明确告诉她，要集中资源供她弟弟读书，她一个女孩子家，早早嫁人就可以了。

部分老香港的思维，真的也很老。

闺蜜的亲戚家里有钱，在香港有着令人艳羡的豪宅，宅子里养着一条鲨鱼，是因为他家封建迷信，相信养鲨鱼能够聚财。

香港魅力固然在逐渐失去，深圳也变得越来越像香港——这不是特殊问题，是全球化背景下，大都市都越来越相似。拉平香港和深圳的，是消费主义。佩佩和她闺蜜两个生活背景不同的人，共同愿望是去日本看雪，她们觉得冬天在日本泡温泉、饮清酒是好的，可这是谁告诉她们的呢？

如果你在深圳生活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这座城市只有两个主题——赚钱和花钱。而且很早以前深圳就是如此了。

五年级时白雪的父亲问她要不要学书法，她反问一句“学书法以后能赚钱吗？”

深圳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生活在这里的孩子。当佩佩把走私iPhone交货后，收货人问佩佩她挣那么多钱做什么。佩佩反问了一句，那你挣那么多钱都干嘛呀？

这些视角的独到之处也是这部小而美的电影区别于以往电影的地方。相信随着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更多在大陆电影人视角审视香港、审视陆港关系的电影，尤其是粤语片，会越来越多。他们讲故事的角度，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港片，呈现的世界，人物的精神，都很让人惊喜。

电影的最后，佩佩没有去成日本，但她在冬天带着母亲爬上了太平山——这部电影里唯一出镜的香港核心地带。在山上，佩佩迎来了一场雪。

她母亲望着脚下的香港，脱口而出，这就是香港啊。英文字幕转写成“That’s Hong Kong for you”，恐怕这才是佩佩母亲的心里话——她可能除了佩佩出生时之外，这辈子再也没有踏足过香港，而在山上她理解到了佩佩在香港的孤独。

佩佩最终还是和母亲和解，打开了自己的心结，还把鲨鱼放归了大海。大海里的鲨鱼和佩佩都自由了，整个叙事都带有很浓重的象征意义。

而在现实生活中，陆港两地，又有多少人的心灵是自由的呢？走私iPhone的生意萧条了，现在部分跨境学童则有涉及带孕妇血样去香港进行非法性别鉴定的违法行为（见《中国的女孩真的少了吗？》）。至于香港那边的事情，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本回完